比较文学绪论

绪论一、导论：无所不在的比较“文学如果不是比较的，是什么？”（What is Literature If Not Comparative? 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哈利·列文语。

）文学的比较几乎无所不在，随处可见。

类似的感受，我们许多人都会有。

在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的今天，东西方文化与文明的交流与交融更加频繁，中西文化与文学的比较也更加明显和迫切。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已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这个中西交汇的大潮之中，也都必然在中西文化与文明的交汇与比较中生活着。

我们大学生的文学学习与研究，自然也不可能脱离这一东西方文化与文明交汇这一大潮，东西方文学的比较几乎无处不在。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地了解和知晓这一状况的。

1、例如，一些讲授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人认为，我只研究中国古代的东西，只研究《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与比较文学毫无关系，殊不知许多人在讲古代文学时，往往讲的是《诗经》的现实主义，《楚辞》的浪漫主义，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李白诗中的浪漫主义风格，此中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并不是中国古代文论原有的术语范畴，而是西方文论观念。

实际上，西方文论话语早已渗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中。

这种用西方文论来阐发中国文学的做法，已被台湾学者总结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阐发研究”。

当然，实际上，其中更多的是“套用”。

然而究竟怎样才能避免生硬套用，就需要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来加以指导。

2、翻译过程中会出现的文化过滤。

如：He made you for a highway to my bed: But, I, a maid, die maiden-widowed. 译文一：他要借着你做牵引相思的桥梁，可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阁的怨女而死去。

（朱生豪）译文二：他本想借你做捷径，登上我的床。

可怜我这个处女，活守寡，到死是处女。

（方平）朱生豪对这两行莎剧的翻译，一直受到译评家的赞许。

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的“性忌讳”，朱氏采取从中国才子佳人戏里信手取来的办法，将上我的床（to my bed）译成“相思”，将“活守寡，到死是处女”(die maiden-widowed)译成“做一个独守空阁的怨女而死去”。

这样一改动，原文所表达的本是热恋中的西欧少女渴望与已秘密举行过婚礼情人，在肉体上也和谐地结为一体，以完成灵与肉的爱，却被朱生豪改成精神上的“相思”，与原著的意境相差有多远！这都是因为文化过滤导致原信息损耗，同时渗透了译者自己的文化因素。

3、英语He is a fox，译成中文“他是一只狐狸”，中文读者也能领会其中“喻某人狡猾”的含义。

但是，当我们把She is a cat译成中文“她是一只猫”时，有多少中文读者能体会到原文暗喻某女人“居心叵测、包藏祸心”的意思呢？而当我们把You are a luck dog（直译“你是一条幸运的狗”）译成中文时，中文读者很可能会拂然变色，甚至勃然大怒，因为他不知道在有些英语字句中的“狗”并无贬义。

二、比较文学的名称与实质1、比较文学的法语是littérature comparée，其含义既可以指“被比较、被对照的文学作品”，也可以指“比较性的文学研究”，同时还隐含了不同国家文学之间“相互联系”的意思，因此作为一种指称文学研究的名称，尽管它没有从名称上明确表明比较文学研究的根本特征，但它在法国仍是被承认的。

在英国则完全不同，比较文学的英语名称是Comparative Literature。

最早使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词进入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是波斯奈特。

1886年，他以此为书名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比较文学专著。

在德国，比较文学的德语是Vergleichende Literaturwissenschaft。

在德语里，“比较”（vergleichende）是一个现在分词，从而使法国学派所强调的注重结果（comparée）变成了注重过程与行为；同时也将原来的Literaturgeschichte （文学史）演变为Literaturwissenschaft（文学的科学），从而使这一学科从关注历史联系与事实影响的“文学史分支”变成了更注重思想探索的文学，这与德国的学术传统是密切相关的。

在意大利，1871年，桑克蒂斯开始在那不勒斯主持比较文学讲座，其比较文学的名称是效法法国而构成的，叫“Letterature Comparata”。

在中国，早在1904年，黄人便在撰写《中国文学史·分论》中对波斯奈特(H.M.Posnett,1855-1927)及《比较文学》一书作过介绍。

但是，真正使“比较文学”在中国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的却是1931年傅东华从英文转译的法国学者洛里哀的专著《比较文学史》。

不久，著名诗人戴望舒又翻译了梵·第根（当时译名为提格亨）的《比较文学论》，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综上所述，“比较文学”这一称谓的确从其诞生之日起，无论在哪个国家，它的具体所指与其作为一门学科应该具有的含义都很难完全吻合。

2、在不同的学科发展阶段，比较文学的名与实之间常有不一致之处。

（1）在法国学派看来，比较文学是名不符实的，因为他们认为“比较文学不是比较”。

法国学派认为，比较文学是“国际文学关系史”，并以文学关系为主轴建立起了由影响的“起点”经“中介”再到“终点”的三点一线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体系，这就是“流传学”（起点）——“媒介学”（中介）——渊源学（终点）这套理论体系。

（2）按照学者们通常的看法，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第一阶段是由法国学派所奠定的“影响研究”。

然而，人们不难发现，最早倡导比较文学和总结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其实并不是(或并不仅仅是)法国学者，例如，最早提出“世界文学”观念（1827）的是德国学者、著名作家歌德，写出第一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专著的是英国人波斯奈特。

创办第一份比较文学杂志的是匈牙利人。

1877年，全世界第一本比较文学杂志创刊于匈牙利的克劳森堡(今罗马尼亚的克卢日)，刊名为《世界比较文学报》。

1887年，德国学者科赫创办了另一本颇有影响的比较文学杂志《比较文学杂志》。

（3）因此，欧洲早期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并非仅仅着眼于“影响研究”，并非是“不比较”的，而是内容丰富、范围广泛的，是“比较的”，它已经蕴含了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

为什么欧洲早期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会转向仅仅强调实际影响关系的“文学关系史”？为什么欧洲的比较文学会扔掉“比较”，从而走上自我设限的道路？主要原因或许有如下数点：其一，圈外人对比较文学学科合理性的挑战，最突出的标志是意大利著名学者克罗齐发出的挑战，他认为“比较”是任何学科都可以应用的方法，因此，“比较”不可能成为独立学科的基石。

他指出：比较方法只是历史研究的一种简单的考察性方法，不仅普通、方便，而且也是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不能作为这门学科独有的基石。

“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这句名言是挡住克罗齐等学者攻击的最好盾牌。

其二，圈内人对比较文学学科科学性的反思与追寻。

法国学派的四大代表人物——巴尔登斯伯格、梵·第根、卡雷、基亚都不约而同地着重思考了这一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观点，即：要去掉比较文学的随意性，加强实证性；放弃无影响关系的平行比较，而集中研究各国文学关系史；摆脱不确定的美学意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

法国学派的定义，正是在这种反思和追寻中形成的。

（4）1958年，在美国北卡罗来那州教堂山举行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届年会上，以韦勒克为代表的一些美国学者对法国学派的“定义”发起了大胆的挑战。

韦勒克在明确指出法国学派“在方法和方法论方面，比较文学已成为一潭死水”之后，主张必须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因为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

韦勒克指出：“‘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之间的人为界线应当废除，‘比较’文学已经成为一个确认的术语，指的是超越国别文学局限的研究。

”美国学派给“比较文学”正名平反：“比较文学”就是要“比较”，无论有无影响关系。

在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这一架构下，美国学派建立起了一套学科理论，这套理论以“比较诗学”、“类型学”、“跨学科比较”为主，并拓展原属于影响研究的“主题学”、“文类学”等领域，大大扩展比较文学研究领域。

同时，美国学派也并未完全否定法国学派以“文学关系”为主轴的“影响研究”，而是将两者相结合，从而形成了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经典模式，即由“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构成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模式。

（5）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学术研究的发展与东方各国尤其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日愈壮大，上述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开始受到来自东西方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中国比较文学也面临国外学科理论发展的严峻挑战。

首先是来自欧美学者的挑战，当今世界比较文学界，由于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原有的学科理论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国际上已有学者公然声称：“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死亡”，“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

另一个严峻挑战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泛文化”化。

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的转向虽导致了当代比较文学的危机，但却也提出了比较文学必须面对的新问题：“跨文化”或“跨文明”的问题。

（6）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方的学者，尤其中印度与中国学者开始对西方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开始重新反思。

9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界几乎与西方学界同时意识到文化研究的巨大冲击和跨文化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

《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1期发表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一文，该文明确提出了以“跨文化”（跨异质文化）为比较文学新的学科理论体系（即中国学派）的基本特征，并以“跨文化”为基础初步勾勒出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的方法论体系。

如果说法国学派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特色，美国学派以“平行研究”为基本特色，以“中国学派”命名的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可以说是以“跨文化研究”为基本特色。

如果说法国学派以文学的“输出”与“输入”为基本框架，构筑起了由“流传学”(誉與学)、“渊源学”、“媒介学”等研究方法为支柱的“影响研究”的大厦；美国学派以文学的“审美本质”及“世界文学”的构想为基本框架，构筑起了以“类比”、“综合”及“跨学科”汇通等方法为支柱的“平行研究”的大厦的话，那么中国学派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则将以跨文化的“双向阐发法”、中西互补“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的“模子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的“对话法”及旨在追求理论重构的“整合与建构”法等五种方法为支柱，正在和即将构筑起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大厦。

然而，“跨文化”这一提法有一定歧义，常常被误解。

我们所提倡的“跨文化”，实际上是“跨异质文化”，主要是指中西方或东西方不同的异质文化，也包括东方各文明圈之间不同的异质文化（如中国、印度、阿拉伯等等），但学术界有人常常将“异质文化”与普通的“文化”相混淆，以致歪曲了这一提法，因此，我们将以前所倡导的“跨异质文化”研究更改为“跨文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