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农经济对中国文化发展

自然经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地大物博，物产丰饶，不需要通过掠夺或者扩张来满足物质上的需要，由于地里环境的因素，农耕自然经济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它是由东亚大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生态环境孕育的。三代时期，农耕也已经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家们为了斗争而进行的改革，无不与促进农耕经济联系在一起，如商鞅的“耕战”政策。
中国跨入文明门槛之后，截止到西方资本主义大规模涌入之前，文明发展水平基本上都比周边国家或地区高，周边四至被中国人称为夷狄或蛮夷。游牧民族虽然多次建立了大一统帝国，但最终都被儒化或汉化。由此而形成了“汉字文化圈”和“儒学文化圈”，又称“东亚文化圈”。古代帝王皆有胸藏“宣威异域”的恢弘气魄和广布恩威于夷狄的豁达大度，以一种“天朝上国”的姿态俯视夷狄。 明成祖以“振纲常以布中外，敷文德以及四方”为己任，当有大臣主张对入贡互市的外商征税时，他说，“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 。乾隆帝面对西方的通商使者更是说，“国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怀柔远人之道”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总的来说，自然经济就是封闭式的自给自足。

以农耕自然经济为主的中华文明是一种主张和平自守的内向型文化。这强化了人们重土、思乡的情感，培养了封闭、保守、不思开拓进取的文化心态。

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痒序之教（痒、序是殷周时的学校之称），申之以孝梯之义，颁白者（指老人）不负戴于道路矣”，如此则“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年饱，凶年免于死亡”。这既是孟子设计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理想社会，也是古代农民长期的心理期望（《孟子?梁惠王上》）。
1、培养了中国人吃苦耐劳、勤奋努力的精神。
2、造就了中国人的务实精神和民本主义传统。中国农民讲实际重实惠。中国统治者以民为本、以农为本，重民情民生。（有对联为证：奉祖宗一炉明香必诚必敬，教子孙两行正业唯耕唯读。横批：祖德流芳）
3、形成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中国人特别敬重和亲近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大自然，中国知识分子把之升华为“人与天地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和人文精神。

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特点：一是循环往复，

长期延续；二是多元成份结构，既有国家土地，又有农民和地主的私人土地；三是既早熟又不成熟。
中国传统自然经济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耕经济的持续性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延续力，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使其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和凝聚力；二是农耕经济的多元结构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中国文化不仅包容百家学说和不同地区的文化，而且长期吸纳周边少数民族的优秀文明；三是农耕经济的早熟促进中国文化的凝重性和早熟性。
农耕经济的持续性是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显著特点，这种持续性造就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和中华文明的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和凝聚力。
1、中国文化的早期定型是造成中国文化的守旧性的重要原因。
2、农耕经济的多元成份结构造就了中国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格。
3、中国农耕经济的既早熟又不成熟，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早熟性和凝重性格。

一、农耕经济的持续性与中国文化的延续性。
1、农耕经济具有很强的承受力。
2、农耕经济具有很强的愈合力。
3、农耕经济具有很强的同化力。
4、农耕经济具有很强的凝聚力。
农耕经济的持续性造就了中国文化的持续性。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使其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和凝聚力。五千年来，王朝不断更替，战乱时有发生，（汉时吴楚之乱、西晋八王之乱，唐代安史之乱）。中国文化也历经战乱与分裂的洗礼，不断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升华。然而，中国文化的早期定型，也使人们产生了一种“瞻后”式的思维方式，所谓“圣人设教，为万世不易之法”，什么都是越古老越好，动不动就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式的叹息，这种文化思维模式，一方面为中国文化的长期延续和增进向心力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在不知不觉中积累了文化守旧性格，成为社会向前发展的严重桎梏。
二、农耕经济的多元结构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
（一）诸子并存，百家争鸣。
在思想上，中国文化在创始之初包容百家学说：道家老子，儒家孔子，墨家墨子，还有主张天人相分的荀况，集法家学说之大成者韩非，唯物论者王充，无神论者范缜，如此等等，都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
（二）多姿多彩的区域文化。
在区域上，中国文化包容了不同区域的文化，又促使不同区域的文化相辅相成，渐趋合一，比如，陕西的秦文化，湖北的楚文化，山东的齐鲁文化，河北的燕赵文化教育等等，都被包容在中国文化里，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如京剧就是融合了多种戏剧的产物，

京剧吸引了传统的南北各地的戏曲形式，如南戏、昆曲、高腔等。
（三）吸取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
在吸收少数民族文化方面，汉代北方少数民族的器用杂物、乐器歌舞为中原农耕民族所喜爱、效法。盛唐长安胡骑胡音极盛一时；清代满族妇女的旗袍在全国各地流行。同时，满族也逐渐被汉化，以至后来连自己的文字也消亡了。
（四）吸收外域传播进来的优秀文化。
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中国的佛教既有儒道文化的成分，又有外来佛教文化的痕迹。特别是明清之际（十六世纪）的耶酥会来华，显示了中华民族对外来文化也能扬弃吸收。清政府利用耶酥会士的技术与知识，让他们在宫廷服务，为朝廷官员画像、治病，但清政府不接受他们的宗教。这些传教士在中国除传播宗教外，还暗中从事测绘地图、调查中国物产等活动，为西方侵华作准备。但他们也介绍了一些有关历算、水利、机械、火炮、地理、测量、建筑等方面的知识，他们传进的科学技术，曾对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由此可见，中国人能够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
三、农耕经济的早熟与中国文化的凝重性
（一）启蒙思想得不到营养和发展。
（二）科技发明缺乏应有的重视。
（三）盲目排斥外族文化。
（四）农耕文化缺乏创新精神。
中国农耕经济的基本特点之一是既早熟又不成熟，农耕经济的这一特点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凝重性。所谓凝重性，就是稳重有余，灵活不足，开放不足，保守有余。回顾上下五千年，汉唐、宋都曾有过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繁荣时代。元朝在统一全国的同时，就开始恢复海外贸易，但一直处于时禁时开的局面。明代嘉庆年间，沿海屡遭倭寇骚扰，以后葡萄牙海盗商人又在我国东南沿海进行掠夺。明朝政府曾一度封锁全部通商口岸，禁止客商往来。清兵入关后，也实行过“海禁”政策，并三令五申，严禁商民下海贸易，康熙24年，宣布废除海禁，指定澳门、漳州、宁波、六台山四处为通商口岸。乾隆二十二年，又规定只准在广州一口通商。直到鸦片战争后，闭关锁国的局面才被打破。由此可见，在农耕经济条件下，中国一直是比较保守的，闭关锁国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显然这种局面与传统文化凝重的保守性格是紧密相关的。这种多年积累沉淀下来的凝重的保守文化，在建国以后很长时期内，仍然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建国后，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并无经济来往，毛泽东时代，我国的对外贸易仍然延续了封建社会的传统贸易方式——“赐贡”贸易，这些都成了阻碍社会发展的沉重阻力。应该说，中国真正的商品经济开始

于八十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但我们直到加入WTO后，才会在世界范围内有平等的贸易机会。
总之，中国传统自然经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负面的影响。同样，对中国传统文化，我们既要看到它的积极向上的方面，又要看到它消极颓废落后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