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2西双版纳八万知青返城风潮

第一封公开联名信
景洪掀起的回城波澜终于冲击到了我们这个紧靠国境线的最偏僻的农场分场．1978年11月，分场首次召开要求返城的知青大会，平时农场领导最头疼，认为最调皮的几个知青充当了头头。如4分场4队的“乱泡”(此外号极其不雅，但为了真实，只好直言不讳了)，就是一位不为人上人，便为阶下囚的角色，很不安分，组织了这次大会。平时很乖的孩子，那些领导很信任的积极分子啦，党团员啦，都异常服贴地听从他们的指挥．这个时候．有谁不想回蜮呢?会场特别有秩序，为了防止授人以柄，大家都非常平和，非常瑾慎，力戒过激行为。会场上完全没有往日的喧嚣，没有串进串出的人，每个生产队的知青都整队入场，随之而来的是安静的听众和激昂的讲演者。讲演无非就是陈述知青回去的理由，陈述知青的痛苦的现状．控诉极左路线对知青的迫害。讲演的内容，丁惠明起草的第一封致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都已经作了很好的概括，不妨摘要如下：
一，为数不算少的少数知青，走上了犯罪道路，到另一个地方去了．
二、有的知青因生活无聊，精神空虚，抽烟．酒，偷盗，赌博，打架，闹事，作风腐化．
三、有的知青刚到边疆，工作学习尚算努力日益消沉，终于麻木不仁．
四、有的知青乱谈乱爱，以寻求刺激；有的早恋早婚，造成的烦恼不一而足， 自叹一辈子完了。
血的签名公开联名信发出一段时间了，仍然没有什么回音．知青们感到非常绝望，终于，一场大罢工开始了．知青成立了一个以丁惠明为首的罢工委员会，发出了请愿书．宣布罢工。知青头儿“乱泡”等成天忙于联络、演讲，人们戏谑他天天在“开糖厂”．“开糖厂”指得是说话激动，口吐白沫，如同榨糖时榨槽中溢出的白沫。罢工期间，在委员会的要求和领导下，整个农场社会秩序极好．平时鸡鸣狗盗之徒都有所收敛，平时好勇斗狠的家伙也规规矩矩．因为丁惠明曾说过，“谁捣乱，就取消他的签名资格。”因此，调皮者都不敢。4分场场长周万祥则继续对知青中的党员、干部施加压力，要求他们退出罢工和请愿。在罢工期间，开始了请愿书的签名征集活动．请愿书(即第三次公开联名信)的抬头是“敬爱的华主席、党中央、敬爱的邓副总理”。请愿书的开头是：“我们x x x x x名云南的知识青年，在饱经风霜已达八年之久的今天，奋全力鼓起了最后的勇气，庄严地选派有全权资格的代表，组成请愿团，前来北京向您们提交这份凝结了我们全体签名青年整个生命热情和寄托了我们全部人生信念的请愿书．这或许是种冒失的行动，但确实是出于迫不得已，甚至临近绝望，请原谅吧!”结尾则是各单位征集的签名。签名知青总数不详，按8万西双版纳知青的一半计，则起码也有4万人参加了签名．其它分场的情况不知道，4分场的签名是用血书写的．要求每个生产队一份，每人划破手指，用血署名，然后再集中起来。这时有一个问题，有些知青已有了第二代，这批娃娃要不要署血名呢?当母亲的很为难．划破小孩的手指头则太残忍，不要说当母亲的心疼，就是旁人看了也不忍心。台上经过短暂讨论，同意孩子蘸着父母的血签名．在请愿罢工期间，还开展了募捐活动。每个连队都收了100～200百元(那时知青的工资只有31元，还得是全勤)．4分场管这个事儿的叫“来革命”。这小子以前叫来金富，大概是父母盼他能发财。文化革命以后，他贴出告示，宣布革“金富”的命，慷慨地说：“今天，若有人问我来干什么，我就骄傲地告诉他——‘来革命’!”于是便改成了这个名。在募捐中，我们碰到原党委书记骆卫疆，他很慷慨，捐了10块钱，只是要求不披露姓名。整个农场的机关完全瘫痪了。西双版纳有8个总场：景洪．橄榄坝、勐海、小勐伦、勐遮、勐捧、勐满、勐腊。其中除了橄榄坝农场以外，其余7个农场全部投入了罢工请愿活动．
五、不少女青年为了离开这里，纷纷到外边找对象，匆忙结婚了事．女知青的大量外琉，引起男青年思想的极大波动。六，有的知青擅离农场，长期在家依赖父母，荒废自己的青春年华。
七、不少走上领导岗位的知青，近年来也有了变化，精神不振，也想回家。
八、 由于失去劳动热情，不少青年无病装病，造成医疗上的极大浪费；还有人为了达到病退的目的，不惜自伤自残，令人痛心．
二、知青来源：主要是北京、昆明、上海，重庆、成都等城市的知青。但为世人所罕知的，西双版纳尤其是勐腊县境内的三个总场，却还有近两万名上海郊区青年农民，以知青身份下到农场，占西双版纳八万知青的1／5强．西双版纳农场来的最早的知青是一批北京知青，据说不少为“联动”分子，人并不多，走得也最早，大约1972年开始，陆续走了不少。他们大多很神秘，想必有较硬的后台。 1968—1969年还下来过一批昆明知青，他们大多也走得较早．因为他们毕竟是本省省会的人，关系多一点，可搞病退回去。 。四川的知青和上海的知青构成了西双版纳农场的主体。上海知青大多在勐腊县境内的农场。四川知青则基本上整校整校地迁来。四川知青中的女生嫁人的可不少，大多嫁给四川二线厂矿的工人，借此脱离苦海．最可怜的大概就是上海人了，女知青连嫁人都找不到地方，一个个“死蟹一只”。所有下农场的知青，从一下去开始，他们的生活目的就好象为了回城．而回城的途径又因知青的来源而颇具特色．因此，当时就流传着这么几句话：“北京靠父母，昆明靠大夫，四川靠丈夫，上海靠政府。”
中央调查团下来北上请愿活动终于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过了不久，中央调查团坐飞机到思茅，又坐直升飞机到各个分场进行实地调查。带队的是一个很慈祥的老人，可惜我们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4分场知青召开大会，再次向中央递交请愿书．一个代表双手高举请愿书，走上台去．长者起身来按，代表不知是激动，还是胆怯，竟双膝一软，扑通一声，跪了下去，泣不成声．全场的知青见了，哗的一声，全向着主席台——中央派来的人跪了下去．全场哭声震天．老人也泪水纵横，连忙扶起代表：‘起来，孩子，起来．别哭了，你们这样使我心都碎了．”“孩子们，起来，起来!我们一定向中央如实反映．你们起来．你们不能使我太悲伤．如果我生了病，就会耽误你们的时间．”终于走成了．场部大门口的公章悬挂在那里．任什么人来，都可以盖一下走．当时，还没有正式的文件下达，知青可以无条件返城。因此，还都以病退的名义走的，需要农场的病退证明．干部和老工人以极其复杂的心情注视着知青的举动． ·积愤已久的知青多少有些失去理智。他们烧房子．凡自己盖的房子或集体利用工余时间盖的房子，都烧了。家具，有的知青不愿留给老工人，也烧了．甚至碗都砸烂了．知青生活区狼籍不堪．时过境迁．今天，不少知青又开始回忆起当年的农场，回忆起那些善良的老工人，对干部的敌意也已消褪，只留下美好的回忆．同样，农场的老工人和干部还时时念叨着这批知青和这批知青带来的沸腾的生活。甚至周万祥，仍经常带信给昔日的知青，要求他们回去看看。知青返城运动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中国要办大事都是很不容易的，所谓“大象屁股推不动’．可是知青回城这个涉及全国各地各县各农场各公社的大问题，却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大概有这么一些原因：首先是知青自己的据理抗争，尤其是云南农场和黑龙江农场，在这里的知青，既集中又有天然组织，能掀起较大规模的请愿活动．其次是社会各界的支持．知青的命运同全国城乡休戚相关，城里人有子弟在农村，农民则有知青在自己的村里，社会普遍同情知青．再其次，当时邓小平等遭受过林彪“四人帮”迫害的中央领导同志能够同情和理解知青的处境，井将此作为拨乱反正的一项内容，以稳定民心，驱动改革之轮．最后有一个机遇问题．就是中越边境自卫反击。在云南边疆，当地的少数民族居民，如傣族、哈尼族等，他们同解放军的关系比较好，但是他们并不爱知青．确实，知青也没有什么可爱的：不是满头乱发，就是剃光“白沙”(光头)，一副狰狞的模样，加上偷鸡摸狗，甚至强买东西，谁喜欢?另外，当时知青农场的开荒给西双版纳的环境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毁林开荒动辄是“万亩大会战”，几个山头一推而光；然后是烧屺(烧荒)，火光冲天而起，惊天地而泣鬼神，怎不天怨人怒!七十年代有两次特大寒潮，当地居民从来没有经历过，气得破口大骂知青，说这些寒气都是你们带来的。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首先要边疆的安定团结，象这样的知识青年闹事，当然会给边疆添乱，不如早早请出为妙．不过这些都是咱小民的猜测罢了．不管怎样，八万知青终于能回城了。 口
1978：西双版纳八万知青返城风潮
作者：张力甫
（原载〈海南纪实〉1989、7）
1978年的10月底，云南农垦总局西双版纳分局景洪总场10分场学校的老师、，上海知青丁惠明执笔起草了《致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当时共有974人联名签署．信上主要向邓副总理及社会各界介绍了云南边疆知青的困境，表达了回城的愿望。公开联名信发出后并没有回音；相反，丁惠明及一些参加签名的知青受到了农场领导的刁难．于是在11月16日发出了第二封公开联名信，签名人数不详；这样，签名活动就由景洪扩大到整个西双版纳。第三封公开联名信就是那封大名鼎鼎的‘请愿书”了。请愿书的签名是由每个生产队开始的，然后再汇拢到分场．到总场、到丁惠明那里．当时西双版纳八个总场除橄榄坝农场的知青没有参加外，其余的都参加了，征集的签名达数万．请愿书以北上请愿的方式向全国扩散，终于形成了全国性的知青请愿活动。这里先介绍一下当时西双版纳农场的概况．
一、编制：为迎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时整个云南省农垦局改为军垦农场，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当时的建制极为庞大，以勐腊县的六团为例，下辖二十三个营；以在勐润曼巴山脚的6团19营为例，下辖十二个连．每个连定员109人，但当时皆不足数，笔者所在的连只有70人左右。大概当时的建制还留有余地，准备接受新的知识青年。1975年．兵团又撤销，恢复农场建制，其系统农垦总局一农垦分局一总场—+生产队。
九， 消极怠工， 乡年来农场的出勤率只有50％ 出工率只有30％左右，而且这30％的出工中也是出工不出力，给国家经济带来很大的损失．
知青集会的时候，领导和老工人的态度各异．分场场长周万样，此君斜眼，上海人管他叫“qi 巴眼”，曾到上海动员我们去农场，以后压制青年又很厉害，因此大家对他十分憎恨．他在那段时间里一方面对知青中的党员和千部施加压力，另一方面自己也布置家人，准备武装防卫．党委书记骆卫疆是北京知青，，门头沟儿的，好些北京人很瞧他不起，称他是“沟儿里人”，含有蔑视的意思。北京知青先知先觉，什么浪头都是由他们甩出来，上山下乡是一马当先，到后来却又走在时代的前面，一个个拍拍屁股走了，只苦了那些后知后觉的芸芸众生．北京知青大多有一股忘命的劲头，政治热情高，后来发现在“为他人作嫁衣裳”时，又一个个坠落千丈，极少数后台不硬的人留了下来，颓唐猥琐，全失北京当年英姿．唯有此君仍咬紧牙关，终千混到个分场党委书记之职．谁知好景不常在，后来在“讲清楚”的时候讲不清楚，被挂了起来。此时他虽然不便支持知青的行动，心里当然是和知青站在—起的。李副场长是彝族于部，四、五十岁下，是一个童男子，才和上海一女知青结婚．虽然此段姻缘颇为离奇，但舆论普遍同情他们．作为上海女婿，李副场长当然是同情知青的，但知青回城后，他能跟着去上海吗?当然他的心总还有些矛盾。后来该女知青回上海后，李副场长曾提出离婚，倒是女方不同意。近来闻得李副场长提前退休，迁往女方的所在乡了。知青回城后，拆散的鸷鸯不知有多少，而这样看上去极不般配的婚姻却稳稳笃笃，实出乎当时人们的意料。老工人“小老广”是我们4分场4队的，老家在广西钦州地区。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进了农场，原来是在勐遮农场，常跟我们吹嘘勐海(勐遮在勐海县境内)那边如何如何富裕，油吃得如何多，猪的膘水如何厚，因此在我们的印象中，勐海就跟天堂一样．他身体矮小，发育不良，三、四十岁，仍无对象．我们常说“小老广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小老广极其善良，又带有老广的耿直，和我们相处的很明公开信的是场部的广播员，女性，外号不佳，人称“翘牙”，意即暴牙。平时生产队的知青都很嫉恨她的差事——天天在广播中喊喊口号，读读大批判文章，多省力啊。因此，每当“4分场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时，生产队的知青便指着广播大骂，‘翘牙，快下来跟我们上山砍岜(砍树烧荒)!”广播早上叫得很早，广大革命知青很想多睡一会儿，于是就经常发生剪广播线的事．不过这次翘牙朗读时大家都很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