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章之学

义理、辞章和考据之学的辨别

钱穆在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其中，关于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思想是其中最核心和基本的。

他从民族文化保守主义出发，吸收继承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相关思想成果，从学术分类和研究方法论两个层面对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内涵和相互关系作了许多新的阐释，并以此对清代以来的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作了全面评价。

他的这些思想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既有重要价值，也有不少局限。

钱穆、义理、考据、辞章

钱穆是著名的国学大师，在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方法。

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他对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的内涵、相互关系和方法论意义作了全面深入的阐述，并将这一认识贯穿于其整个学术研究中。

他说“虽不敢自谓於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皆能，但我至少於此三者皆已能有所涉猎。

”钱穆有关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思想不仅是他整个学术思想体系的核心和根本方法论，而且，也对清代学术史明确提出的这一重大学术命题作了重要发展，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学术界虽然对钱穆学术思想有一定研究，但对此却缺乏系统研究，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涵义

钱穆对义理、考据和辞章这一学术命题的重要发展，首先表现在他分别从两个不同层面对三者的内涵作了更加具体的和新的阐述。

概括他的观点，主要包括二个层面首先，三者是不同的学问；其次，三者又是任何学术研究必须运用的三种不同、却又是有机联系的方法。

不过，由于钱穆本人并未对此作明确而集中地分析和论述，因此，在分析他的有关论述时，应当根据他阐述时文本的语境来作具体分析。

第一个层面，将义理、考据和辞章视为不同的学术或学科。

钱穆说，如果按照清代戴震和姚鼐对中国学问的分类，一切学术可分成三个部门，即，义理之学、考据之学和辞章之学，“文学院分文、史、哲三科，正与此三部门相应。

”“我们也可说，在西方学问没有到中国来以前，中国近一千年来的学术上，有此汉学与宋学的两大分野，一是义理之学，一是考据之学，而同时又另有文章之学，学问就如此分成了三个部门。

”

在这一层面上，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内涵即是三门学科的内涵。

钱穆往往不将义理之学称为哲学，认为这是西方的传统和用法，而是称之为经学，或心之学。

关于考据之学，他将其对应为史学，也称治平之学。

。

他说，“我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可分为两大纲，一是心性之学，一是治平之学。

心性之学亦可说是德性之学，即正心诚意之学，此属人生修养性情陶冶人格方面的。

治平之学，亦可称为史学，这与心性之学同样是一种实践之学；但我们也可说心性学是属于修养的，史学与治平之学则是属于实践的。

”又说“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为做事大原本，我们要研究中国学术，此二者一内一外，最当注意。

”也就是说，两者的研究对象和功能是不同的，“史事其变，经道其常。

”而辞章之学，相当于传统四部分类中的集部，“集部，即辞章之学。

”也就是文学。

钱穆认为，文学本质上反映人生情感，是人的生命本质的一种体现，他说“文学则是情感的。

人生要求有趣味，更求要有情感。

”又说“文心即人心，即人之性情，人之生命所在。

故亦可谓文学即人生，倘能人生而即文学，此则为人生之最高理想，最高艺术。

”

第二个层面，将义理、考据和辞章视为一切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

他说“从学问成份上说，任何一项学问中，定涵有义理、考据、辞章三个主要成份。

此三者，合则美，偏则成病。

”这里，钱穆显然是将义理、考据和辞章视为是研究任何学问都必须运用的方法。

他又说，清代有人把学问分为义理、考据、辞章三大项，“其实此种分法，仍不是就学之内容分。

考据应是考其义理，辞章则是义理之发挥”。

下面，再来看钱穆对义理、考据和辞章在方法论层面上的内涵的阐释。

关于义理。

钱穆说，义理“并非是我们所说的思想。

义理当然要有思想，但思想并不即是义理。

义理也不是所说的哲学，双方有些不同。

”“固然义理必出于思想，但思想亦必归宿到义理。

义理有一目标，必归宿到实际人生上。

孔孟思想之可贵正在此。

”在他看来，义理是思想，但必须是有人生理想和道德的，同时又能对社会、国家和个人生活产生积极影响的思想。

而思想的涵义则比义理宽泛。

也就是说，义理是思想的一种。

钱穆在论及学术研究中“道”与“术”的不同时，对义理又作了解释，说“道指义理，……凡有关从事学问之方向、及其所应达到之目标等，应属‘道’，即凡论该做何等样学问，或论学问之‘意义’与‘价值’等皆属之。

”

关于考据。

钱穆认为，它首先是一种确证知识和是非的方法。

他说，一门学问的建立必须重视明据确证，不然就无法立于不败之地，“惟考据乃证定知识之法门，为评判是非之准的。

”又说“讲话又要有本有据，那是考据之学。

”值得注意得是，在这里，钱穆并不是对考据作狭义的理解，仅将其视为对文字、史料进行音韵、训诂、校勘和考证，而是包括更广的含义，即对历史事实和思想的历史形态和发展过程进行具体描述和评判。

因此，他高度评价了曾国藩的考据思想，说曾氏将考据渊源分杜马和许郑两派，以顾炎武和秦蕙田接杜马，以二王接许郑，“将考据学范围放大，更是一种绝大见识，为乾嘉诸儒所未逮。

”“当知乾嘉学之锢蔽，正为把考据范围看狭了，专侧重在许郑一边。

于是他们的学术路径，便不期然而然的趋向到校勘训诂方面去。

……现在曾氏把考据范围放宽了，又特为辟出杜马一路直至顾炎武与秦蕙田，那便在经学之外扩开了史学，于校勘训诂之外，辟出了典章制度。

”钱穆还特别提出考据要考其义理，说先秦诸子各大思想家都有一套考据，“他们的思想言论，也各有来历，各有根据，都不是凭空而来。

那亦即是考据。

”又说“考据应是考其义理。

”明确提出考据还应当以包括义理的阐发，这已经与现代西方阐释学有相吻合之处了。

这是钱穆对中国传统考据学思想的重要发展。

关于辞章。

钱穆说，义理是离不开开口讲话的，“中国古人说‘有德必有言’，言就是辞章。

”又说“讲话要恰到分寸上，即是辞章之学。

”这基本是从方法论意义来说辞章的功用的。

二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合与分的关系

关于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关系，钱穆实际也是从学问性质和方法论两个层面来论述的。

他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三者既是合一和不可分的，又是可以分别看待的。

第一，从义理、考据和辞章分属不同的学术层面上说，三者既各有其用，又相互贯通，它们在本质上是合为一体的。

钱穆认为，不同的学问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社会与人生的解决了人生和社会的问题，各有其用；同时，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又必须将它们共同运用于解决人生和社会问题才是周全和完善的，他说“义理教我们德行，辞章培养我们的情感，考据增进我们之知识。

须德行、情感、知识三方皆备，才得称为一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