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童婚制度看当代印度女性的社会地位

摘要：童婚制度是影响印度妇女地位上升因素中的一个顽疾。一方面，童婚制度在历史上有着政治、宗教等根深蒂固的因素，另一方面，在当今社会和经济、教育、法律等领域交叉制约。尽管印度政府在就业、教育、法律上都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由于社会观念的积重难返，普通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依然盛行童婚制度，甚至本该成为妇女权利捍卫者的执法人员，却成了童婚制度的践行者。印度妇女地位的提高，依然有很漫长的道路要走。

关键词：童婚制度种姓制度妇女地位

印度作为一个宗教盛行的国家，其传统习俗和行为习惯有着浓重的宗教色彩，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重男轻女”的思想。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间，雅利安人逐步征服了整个印度，并在印度建立了种姓制度。在种姓制度背景下，印度女性的地位与最低等级的贱民相当；在宗教的桎梏下，印度女性还遭受童婚制度、嫁妆制度、萨蒂制度等的迫害，甚至有的部落认为，成为妓女是女性通向成年的仪式，在当地公开拍卖初夜权。被拍卖的女性一旦失去贞操，就失去了走进婚姻的权利，沦为永久的娼妓。这些残害女性身心健康的行为在印度长期存在着，这种思想由来已久，仿佛已经融进了印度人的血液当中。直到现代社会，印度依然存在严重的妇女歧视、地位低下的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此，仅以童婚制度为例，对印度妇女地位及其影响作出探析。

一、印度妇女地位与童婚制度的产生

印度教有一个宗教仪式即“生男礼”，这是一种祝愿生男孩的仪式。按《法论》规定：在妇女怀孕的第四个月举行。但是一般来说一个女子如果是生第一胎，就可以在第三个月举行，否则孕妇从怀孕后的第二个月到第八个月期间随时可以举行。在举行仪式时，妇女要穿着新装宣誓。夜间，有人在妇女鼻孔上点涂榕树皮汁液。据说，这样做可以避免流产。在举行这种仪式时，将盛满水的陶罐放在妻子怀里，然后抚摸妻子的腹部，祈祷生个有出息的儿子[1]。可以说，印度女性是输在了娘胎里，从她们是女性的那一刻起，卑微和弱势就伴随着她们，直至终老。

在各国的文明史中，残害妇女的现象举不胜举。无论是遵守三从四德的中国封建社会妇女，还是恪守中世纪禁欲主义的欧美基督教修女，她们所受到的压迫和束缚都没有印度妇女境遇惨痛之深。在中国，人们只是说“红颜祸水”，而在印度，如果要诅咒一个人，你只需说“祝愿你生一个女儿吧”就可以让人暴跳如雷。女性在印度，甚至可以成为一个诅咒的象征。历史与宗教给印度妇女带上了过于沉重的枷锁[2]。

纵观有关古代印度的女性发展的资料，很少有涉及女性教育和权利的内容。从最开始的“生男礼”，到女性18岁之间，仿佛只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结婚。在印度，女孩的结婚年龄普遍偏小，直至今天，印度农村仍然大量存在早婚制，又称童婚。童婚制度不仅损害了印度女性受教育的权利，而且限制了她们自由选择生活伴侣的权利（因为有很多小新娘6、7岁都被接到婆家生活，她们往往会成为夫家家务的主要承担者和丈夫的性奴隶），过早承担家务和性生活对印度女性的身心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童婚制度并不是一个科学的制度，那么印度为什么会出现童婚制度呢？它是如何开始实行的呢？又为什么直到现在也没有被完全禁止呢？

童婚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印度古代经典中。古代印度教经典认为，女子在来月经前就可以结婚。《摩奴法论》中写道，年龄30岁的男子应该和12岁的幼女结婚。24岁的男子应同年仅8岁的幼女结婚。在印度教徒眼中最神圣的经典《罗摩衍那》中，被视为女性模范的悉多，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嫁给了罗摩。根据《罗摩衍那》中的叙述，当罗波那想绑架悉多时，悉多在与他的对话中提醒他说她丈夫被放逐的时候她18岁，并且在12年前就已经结婚了，由此推出，悉多结婚时还是一个6岁的孩子。悉多在印度被视为女性的典范，人们也就把童婚当作了必须履行的宗教义务[3]p174。在印度经典《摩奴法典》中还曾经提到过，当妻子月

信来潮时，也就意味着女子到了适合生育的时节，此时，丈夫可以接近她，由此可见，他们的婚姻早于女子的月经初潮，即大约早于13岁，甚至更早。

二、印度童婚制长期存在的历史原因

童婚制度之所以在印度长期存在，不仅与其宗教传统关系密切，而且是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从政治上来讲，公元11世纪，突厥人侵略北印度，在印度历史上建立了一个德里苏丹国。因为突厥人在很早以前就接受了伊斯兰教，所以突厥人与印度人的信仰存在差异，然而领土的入侵往往伴随着宗教文化的入侵，德里苏丹国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一个伊斯兰帝国。侵略完成后，突厥人烧杀抢掠，强迫印度人信奉伊斯兰教。在之后的两个世纪，许多印度居民改信了伊斯兰教。在伊斯兰教中，妇女的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正是因为这一因素，更加促进了饱受苦难的印度妇女的宗教信仰的改变。另一方面，穆斯林为了同化印度人从而达到长期统治印度的目的，以通婚为手段，积极地促进两个民族之间的融合，这一举动遭到了印度教徒的强烈反对。为了反抗穆斯林的这一行为，印度教徒同样以婚姻为手段做出反击，他们对婚姻做出了各种各样的限制，大力推行童婚。由此可见，童婚制度曾一度成为印度教徒抵御外族入侵的政治手段。

从经济方面来讲，与童婚制度息息相关的就是“嫁妆制度”，这是印度社会的另一个顽疾。嫁妆制度源于印度的种姓婚姻制度。在后期吠舍时代，种姓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为了保持种姓的纯洁性，只许在同种姓内部通婚，同种性的各副种姓之间也可以通婚，但是不能和副种姓以外的人通婚。允许‘顺婚’，即高级种姓的男子可以娶低级种姓的女子，但禁止‘逆婚’，即较低种姓的男子不能娶高种姓的女子，否则高级种姓的人会被开除出种姓之外，所生的子女也会沦为最低种姓”[4]。由于顺婚制度的存在，许多有女儿的低种姓家庭企图通过联姻改变自己的种姓状况，从而改变自己的地位，这一企图的存在本身就导致了婚姻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应对这种不平等的方式大多数就是女方家庭通过赠送高额的嫁妆，达到改变种姓、改变命运的目的。社会上出现了高价购买新郎的不良风气，高种姓的男子趁机索要高额的嫁妆，女方家庭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不得不支付高额的嫁妆。这种婚姻本身就建立在男女不平等的基础上，具有买卖婚姻的性质，并且使得印度的陪嫁的风气愈演愈烈，这成了印度罪恶的陪嫁制度的根源。到20世纪末期，印度的嫁妆已经达到了数十万美元。这一费用足以让一个贫民或者普通家庭破产。尽管二十世纪以来，尤其是二十一世纪，印度的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很多城市和地区经济繁荣、人民富裕，巨额的嫁妆不足以对这些城市的家庭经济状况造成恶劣的影响。但是，许多贫困家庭甚至是普通家庭依然深受其害，为了逃避财产灾难，许多家庭仍然纷纷选择童婚，因为童婚可以避免支付高额的嫁妆。因此，这一经济因素也是印度童婚制度屡禁不止的重要绊脚石。在社会方面，印度对男女性别的看法是与宗教教义相联系的。“印度教对男性生殖力的崇拜，可以说集中体现了这种法则。在对男性生殖力的崇拜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对女性能力的相对贬低。印度妇女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根本无权利可言。由于印度教徒认为男子天生就比女子高贵，因此在考虑婚姻时多站在男子的立场上”[5]。为了保护男性的权利，印度极力否认女性对社会的贡献。还有就是印度社会对妇女贞操的要求非常严格，印度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很多情况下，它的宗教教义深刻影响着它的社会取向。印度教教徒在婚前大多性欲放纵，这一现象导致了对一切女孩贞操的不信任，也对女性的社会地位造成了影响。“女孩在童年时就结婚，以免日后招致耻辱的可能性”

[6]，印度社会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大部分地区盛行村庄之间通婚，并且婚后随男方居住。这一习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妇女与娘家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迫使许多女性切断了与自己家庭的大多数联系。这一现象严重打击了父母培养女儿的积极性，尤其是在女性受教育的问题上，许多父母从个人私利的观点出发，认为女儿受教育的价值远远低于儿子。因此，印度有这么一句俗语“养一个女儿就像为他人的庭院浇水”。印度女性的社会地位，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