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越窑青瓷的文化意义和世界影响越窑青瓷的文化意义 一般地说,佛教是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

第七讲：越窑青瓷的文化意义和世界影响

越窑青瓷的文化意义

一般地说，佛教是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以前学术界对北传考察较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通过对江南早期佛教造像的深入研究后，相继提出了“佛教南传之路”、“佛教自海路传入中国”的崭新观点，在具体的论证中，越窑青瓷等早期艺术品无疑为刷新人们的眼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19世纪中后期,一位德国的地质学家载着对东方文化的钦羡,先后七次来到中国,渡过死海,越过沙漠,在长达几万公里的文化之路上艰难行进,最终用血汗铸成三卷本的《中国》一书,他就是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V.Richthofen1833—1905)．李希霍芬第一次用“丝绸之路”的概念将中国近五千年的文明史锁定于世界文化网络之巅．正是基于此，一个世纪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8年实施了“丝绸之路考察”（Silk Road Expedition）十年规划，其主题是：“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考察”（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Roads of Dialogue）,这一举措进一步奠定了中国丝路文化在世界学术界的坚实地位。

一、越窑青瓷中西域胡人形象与佛教文化的早期传播

越窑青瓷上堆塑的西域胡人形象十分令人瞩目，透出了别样的历史信息。他们是古代江南与西域文化交融的重要物证，人们得以窥见被岁月烟云遮蔽了的一段历史印痕。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孤立的看问题，因为西域胡人的形象并非越窑青瓷所独有，它是广泛出土于东南沿海的一类艺术形象。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广州地区西汉晚期墓中就出土了西域胡俑，表明早在纪元前后，西域胡人已经通过海路进入我国沿海地区。大约东汉以来，西域胡人形象在各地的画像石、摩崖造像、堆塑罐等载体中殊为多见。就浙东而论，最早见于东汉的越窑青瓷中，吴晋时出土最多，但成分复杂。据李刚先生研究，越窑青瓷中的西域胡人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如上虞百官隐岭东汉墓出土的一件胡俑头，表面施黑釉，高20厘米，带尖顶帽，帽侧面有一穿孔，帽子前后左右各划线一条缝合缀线痕，帽子有两条系带。其脸部特征主要是深目高鼻，鼻梁较长，额部与下颌较窄，脸庞狭长，颧骨略显，络腮胡须。李刚先生认为属于典型的欧罗巴人种地中海类型，主要来自古罗马及地中海东部一些国家，他们多擅长魔术和杂技，曾陆续来到中国献艺。所以东汉、三国、两晋时期越窑青瓷堆塑罐上那些头戴尖顶帽耍杂技的胡人，极有可能来自这些地方。

第二类胡佣的面部特征为大眼，鼻子高而大，颧骨略显，多须，脸庞较窄且中部突出，属欧罗巴人种印度地中海类型，他们主要来自南亚次大陆及孟加拉湾东北沿岸地区。其中如鄞县东汉墓出土的“蒜头壶”堆塑器，器座上塑有两个胡人，一人在前手牵异兽作回首顾盼状，另一人随后手牵猎获的猛虎，当为喜爱猎虎娶亲的古印度泰米尔人，他们也擅长杂技，故而在器柱上塑有攀高、倒立的两个胡人。从文献上求证，最早具体提到东西海路交通的《汉书.地理志》，描述了从今广东海路经中南半岛、东南亚前往“黄之国”和“已程不国”的海路。“黄之国”应为今印度南部东海岸泰米尔那度省的首府马德拉斯以南的建志补罗，“已程不国”应为今斯里兰卡，这两地均为泰米尔人聚居地。西汉以来，“黄之国”人曾多次万里迢迢向中国贡献海外物产，他们辗转来到东南沿海殊有可能。

第三类多见于江浙一带出土的越窑青瓷堆塑罐上，面部特征与第一类近似，有的戴尖顶帽，有的带船行帽，也有的头上披巾，其中上虞五驿三国墓出土的一胡人，手持一种叫乌特的拨弦乐器，此种乐器为阿拉伯半岛所持有，亦流行于土耳其、伊朗等地。上虞崧厦三国墓出土堆塑罐上的6个胡佣，帽式各不相同，其中有一顶帽子的帽圈是用网格纹布带缠绕而成，中间隆起，与今阿拉伯等地民族的传统装束有一定的渊

源关系。这类胡人当主要来自阿拉伯半岛及波斯湾北岸的一些地区。

这些西域胡人，他们的衣着打扮、乐舞姿态、表情动作完全不同于汉民族。他们多数是从海路迁徙过来的，以经商、卖艺甚或传教为生。他们的大量涌入，有意无意地将异质文化播入民风浮薄的东南沿海地区，至今在东汉以来西域文化已渗透到浙东地区。西域胡人的到来，首先是带来了域外的商品。1998年，鄞县高钱村钱大上东汉墓中，出土了一串琉璃珠项链共269颗，呈腰鼓状，晶莹剔透，光泽亮丽，其中一枚胸坠，长2.6厘米，中间束腰，蓝色透明，小巧精致。据专家鉴定，这类出土的琉璃珠乃早期的玻璃器，当时我国还不能制作如此精致纯洁的项珠，仅域外才有，所以，它应属于海外的舶来品。依据越窑青瓷，其时西域胡人开始进入宁波活动，这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将两者联系起来看，宁波发现的海外商品极有可能是西域胡人带入境内的。其次，西域胡人的到来，丰富了沿海人民的艺术活动。从越窑青瓷上的造型看，西域胡人形象大多塑造了他们的一些从艺动作，他们姿态各异，有舞蹈、杂技，或奏箫抚琴、或拨弦吹笛，异彩纷呈。尤其是箫，于汉吴间倡行于丧葬仪式中，可能与胡人有关。然而他们给予中国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的还是佛教文化。如“玺堵波”是佛教出现、流前分布最广的佛教象征物和崇拜物，鄞县出土的东汉黑釉“蒜头壶”，有学者认为其特殊造型应是佛教“玺堵波”的变形，上塑西域胡人、若干鸽子和一只鸵鸟，显然象征了一种西域文化。上虞东汉墓出土同类型的褐釉堆塑器，下部为覆钵行塔身，器身上下分别塑有若干鸽子和3只坐熊，顶上的那只鸽子造型较大，其宗教寓意昭然若揭。如果这个观点得以成立，那就意味着佛教文化观念和艺术可能早已在东汉通过西域胡人为中介先行传入了浙东。佛教能在江南这样的滨海地域得风气之先，是因为海外交通发展的缘故。梁启超曾非常直接的说：“举而要之，则佛教之来，非由陆而有海,……天竺、大秦贡献，皆遵海道。凡此皆足证明两汉时中印交通皆在海上，，其与南方佛教之关系，盖可思也。”（1）只是东汉堆塑器上佛教文化的含义还不是一目了然的，后人必须对之进行一系列的文化解码程序后，才能感受到被历史的尘埃所遮蔽的内容，所以我们把东汉越窑青瓷传播佛教文化视为隐性传播方式，这也是佛教南传的原初阶段。

二、越窑青瓷中佛教造像与佛教文化的早期传播

越窑瓷器受佛教的影响，据考古资料表明约在三国时期。1990年3月在浙江绍兴福全镇王家山遗址出土的三国时期越窑瓷罐，明显受佛教影响；这是一件越窑青瓷器，直口、平唇、斜肩、鼓腹、平底微内凹；肩部是联珠纹，斜方格网纹，间隔弦纹组成的花纹带，肩两旁置竖耳一对，另两旁堆贴小佛像各一个；佛像结跏跌座，螺发肉髻，脸部方正，身披袈裟，双手置胸前，执佛珠一串，上有头光一圈。

东吴西晋时期，我国长江中下流地区的砖室墓中，经常出土带有佛教色彩或内容的器物。如果说上面所述器物的佛教意义带有隐性色彩、其遮蔽的内容尚让人难探究竟的话，那么这一时期佛教文化在江南已是赫然登场了。在手工艺品上，它主要附丽于青瓷器皿（包括日常用品和明器）和铜镜身上，图形是简单的，也没有以单独的形象出现，和此后单独雕铸作为供养的佛教不同，但它的意义却不可等闲视之。因为这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留下在江南的早期造像，佛教只有在其造像传入后才真正踏上它在异国的蓬勃发展之路，越窑青瓷对于佛教文化也由隐性一变而为显性和具象的传播，这对于了解早期佛教的传播状况，及人们对这一外来宗教的认识程度等，都有重要的价值。

我国佛教造像首先是在南方兴起的，据阮荣春先生考察，川地以汉代为多，鄂地以三国为多，江浙一带以三国至两晋为多，在时间上西早东晚，亦即汉末的四川首先引发佛教造像，然后顺势东下，向吴地传播。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江浙地区的早期佛教见于日用青瓷的，如1987年成嵊州大塘岭东吴永安六年墓出土的一件尊，中腹的辅首间贴塑有3尊盘座佛像；1986年南京雨花台长岗村吴末晋初墓出土一件釉下彩盘口壶，上腹部贴塑有2尊佛像，佛像背有项光，端坐于双座莲花座上。当然，佛像最多见的是在堆塑罐上，而堆塑罐的原产地主要在浙江越窑的中心上虞、始宁一带，瓯窑、婺窑所出数量较少。在堆塑罐上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