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明清时期思想理论对散文流派演变之影响(一)

略论明清时期思想理论对散文流派演变之影响(一)

【内容提要】明清散文流派演变成因颇多，其中思想理论所起作用很大。明清思想理论对散文流派演变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方面：一是一种思想理论的兴起或流行，会改变现有散文发展态势，促成新流派的产生；二是思想理论演进，会带来流派艺术精神的转换；三是思想理论为流派艺术理论建设提供哲理依据；四是直接对散文创作的思想内容、构思和表现艺术产生影响。

【摘要题】元明清文学

【关键词】明清思想理论/散文流派/艺术精神/风格论/法度论

【正文】

明清散文流派众多，人们比较熟悉的就有台阁派、秦汉派、唐宋派、公安派、桐城派、湘乡派等。流派迭出应是明清散文发展的一大特点，甚至可以说，明清散文发展就是在流派演变的过程中完成的。促成明清散文流派迭出的原因很多，比如社会政治环境的制约、最高统治者的文风取向，都会影响到散文流派迭出，但在多种原因中，特别重要的，一是古代散文自身发展的规律在起作用，一是明清时期思想潮流的涌动在起作用。关于前者，笔者已有论文作过阐述。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后一问题，即明清时期思想理论是如何影响散文流派演变的。总的来看，在明清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的是程朱理学。它既是历代帝王治国的理论基础，也是士人立身处世原则的理论依据。但这并不等于说，在明清五百多年的思想史上，只有程朱理学存在。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不但传统儒学、道学、佛学不时勃兴，而且在理学阵营内出现了挑战朱学的王学，在理学阵营外出现了不以宋学为然的汉学。理学演进，特别是新思潮的出现，对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自有催化作用；而士人一旦服膺某种思想，他的人生理念、文化心态、审美意识便会随之而变，若致力于文学则有可能滋生相应的文学思想。而在诸种文体中，数散文实用性最强，和思想文化、社会生活贴得最近，表现人文精神最为充分，并且其文学性和美感特质的生成，受思想观念制约最为明显。这样，明清思想理论的变化，自会成为推动明清散文发展的动力，而影响到散文流派的演变。具体说，这种影响表现在四方面。

(一)

一种思想理论的兴起或流行，往往会改变现有的散文发展态势，促成新流派的产生。从本质上说，这一点是由散文和社会生活的关系，思想理论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所决定的。散文要反映社会生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一定的思想理论既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又对社会发展有导向作用。思想之变带动散文之变，势在必然。和对政治生活的顽强干预一样，思想理论对散文发展的制约是一种本能要求，以致有什么样的思想理论就要求有什么样的文风，就要求有什么样的散文流派。而达到这些要求，主要靠两种人，即某种理论的开创者和服膺者。一种思想理论的开创者，特别是那些兼擅文学的思想家，文学理论本来就是他们思想理论的一部分，其散文主张无不以其学理为宗。这种情况在明清以前早已存在，在明清时也是如此。比如陈白沙和王阳明是明代散文史上独立派的代表，其“独立性”既见之于散文主张，也见之于创作。明代学术之变始于白沙。白沙“学宗自然而要归于自得”1]，细言则可析为以“道”为“天地之本”的宇宙本体论、以“道”为本的“心”主体论和以“心”合“道”的涵养论。以这些基本理论为指导，他便提出了以“心源”为本的散文文源论，以自然平易、优柔自得为美的散文风格论，和学古当求“悟入”以得其“无涯”之妙的方法论。尤为突出的是，白沙的“山林散文”，一有超卓不凡的识见美，二有激扬自我的健逸美，三有“自然”、“自得”、“不待安排”的文境美，四有朴率、简易的语词美，无不与其学理、学风密切相关。如其弟子湛若水所说：“夫先生诗文之自然，岂徒然哉？盖其自然之文言，生于自然之心胸；自然之心胸，生于自然之学术。”2]王阳明于程朱理学之外，独称良知之说，言“吾心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而“良知是造化的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3]，自然，“吾心”、“良知”也是文章本源。王阳明把

“自得”、“得之于心”当作治学的原则和方法，认为求之于心而不合，即使是出于孔子的话也不敢相信。故其论文要写作者“自得”的“胸中实见”。他一再讲其良知说是从万死中得来，“致良知”三字极简易、明白；并说自己能“一语之下，洞见全体”，见得直截、分明，故以明白、简约、浅近、切实、平和为美。其文亦独抒己见，出于性情。语言浅近、明朗，在雅俗之间，风格表现为自然、平易、直截、爽利，也无不与其心学要义一致。

明清散文流派的开创者，多是学有所宗的人物。他们依据一定的思想理论确定散文发展走向，以其作为散文流派的学理基础，其自觉性(或主动性)、坚定性(或排他性)并不亚于热心散文创作、关注散文发展的思想家。如“三杨”服膺程朱理学，故理学成了台阁派的理论根基。杨士奇讲作文切于世用，当“本于学”、“根于理”、“发于性情之正”，而要求立言正大，为文应规合矩，出语明白达意而不“寂寞”，文风优柔、深厚、雅正，即全从理学学理(旁及思维方式)中来。又像“桐城三祖”中的方、姚，本是程朱理学(或称宋学)的信奉者，其散文理念以及散文创作风格，就带有深受理学影响的痕迹。方苞公开声言“制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4]，实已揭示他讲的“义法”、“清真古雅”和程朱理学之间的亲缘关系。事实上，桐城派对古代散文艺术经验的“集成”，对古代散文审美和创作艺术的规范，长短得失，皆与其拘守理学有关。

明清散文流派大都依附于一定的学理。一定的学理，特别是具有时代色彩的先进理论，能对旧流派产生强大的冲击力而对新流派的出现有催生作用。后者主要是通过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显现出来的。比如阳明的良知说把个人意志、主观精神的价值和作用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实为“狂者”之“狂”提供了处世之道。其心学所包含的狂狷意识对明代中后期散文家的最大震撼，是使他们顿然感觉到思想枷锁的存在，并且认为枷锁是可以打破的。最大的激励，是有了不拘成说、标新立异的胆量和勇气。特别是王学演变成“掀翻天地”、“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泰州之学后，散文家们更是“胆量愈廓，识见愈朗”，大都有冲出传统、蔑视权威、离经叛道以自为新说的批判精神和创造精神。由于思想空前解放，胆大识高，是非标准不苟同于古人、今人，于是他们便敢对现有的散文流派说“不”，而另创一派。像王慎中、唐顺之本是沉溺于拟古文风的人物，接受阳明心学后，不但知其症结所在，大胆揭露其弊，还针对其弊提出新的散文主张，与茅坤、归有光等，同创一唐宋派。像袁宏道自比为“一无孔铁锤”，欲“寻一面涂毒鼓作对”5]，针对拟古论而独倡性灵说，与兄弟等人同创公安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王学左派后学狂放思想的激励和启迪。

(二)

思想理论的演进会带来散文流派艺术精神的转换。在某种意义上说，散文流派的最大区别，在于各自追求的艺术精神不同。人生是一种艺术，任何处世之道、价值追求以及由此表现出的人生智慧，都包蕴一种人文精神，我们称之为人生艺术精神。任何人生艺术精神都可归结到一种人生哲理，归结到一种宇宙观、人生观。反过来说，一种包含宇宙本体论的思想理论，往往会转化为人生艺术精神。而人生艺术精神体现在散文流派的理论建构和创作中，就成了散文流派的艺术精神。自然，思想理论的演进必然会带来散文流派艺术精神的转换。

散文流派的艺术精神取决于流派服膺的思想理论，其例在明清散文史上屡见不鲜。台阁派、桐城派所追求的艺术精神，即受制于程朱理学。秦汉派主要成员(如李梦阳等)极度关心国家群体利益，热切向往能激扬自我、体现个人价值的凛然节义，为人为政尚气傲物，敢作敢为。他们提倡文必秦汉，实则以我之气，言今之事，而以气盛、语激、雄豪、亢硬为文风取向。虽然，秦汉派个别成员晚年接受心学，多数人不能称之为理学之士，秦汉派的艺术精神，仍然来自程朱理学，来自朱学中提倡积极用世、发扬蹈厉的人生态度和欣赏明快、雄健、豪荡文风的一面。

至于自觉受容新思想的散文流派，更是有意取用新思想以确立散文艺术精神。像唐宋派说为文要“有见”，要有“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6]，要“道其中之所欲言”7]，就是要在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