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张国焘的恩怨合离
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岁月
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岁月当时，长子延年、次子乔年多年前就已壮烈牺牲，夫人高君曼离开陈独秀后也因病离世，前来接他出狱的是三子松年和在入狱期间照顾他多年的患难夫人潘兰珍。
陈独秀的出狱，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
此时，摆在陈独秀面前的出路有许多——国民党许以高官厚禄、托派邀请他重整组织、美国图书公司邀请他前往美国写自传，但这些都被他一一拒绝。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的1937年，陈独秀念兹在兹的就是为抗战奔走。
出狱后的陈独秀，四处演讲著说，联合各方力量协商共同抗日。
然而这一切又因王明、康生诬陷其为汉奸而被打断。
这场风波不仅堵死了陈独秀回党内工作的机会，也让陈独秀从喧嚣的台前走向清冷的幕后。
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恶化，陈独秀一路沿着长江西迁。
来到重庆后，在好友邓仲纯的邀请下，陈独秀移居江津。
几易其所后，受杨家后人之邀，借为整理杨鲁丞遗著之机搬入鹤山坪石墙院。
在这里，陈独秀度过了人生最后的3年时光。
甘守清贫自得乐从江津城区出发，沿着蜿蜒山路行车半小时后便到了位于城郊鹤山坪的陈独秀旧居陈列馆。
这里原本是江津贡士杨鲁丞的故居，因院落四周用条石垒成了一人多高的围墙，故被当地人称为“石墙院”。
1939年5月27日，陈独秀和夫人潘兰珍受杨家后人之邀住进了其中一个小偏院的两间厢房。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宝林先生在《陈独秀传》中记载，这两间房没有天花板，脚下是潮湿的泥地，一下雨就满屋漏水。
室内家具仅有两架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和几个装满书籍的箱子，唯一的装饰是书房上挂着的一幅岳飞手书“还我河山”的拓片。
尽管条件艰苦，但对于颠沛半生的陈独秀而言，终于有了相对安稳的栖身之地。
然而，这种度日艰难的境况始终未得到改变。
由于长年四处奔波加之频繁进出牢狱，年近六旬的陈独秀身体状况并不好，高血压、肠胃症常年伴其左右。
身患有疾，却没有稳定的收入。
当时，陈独秀的主要收入一靠亲友帮助，二靠发表一些文章，赚取一些零星的稿费。
这些钱都不足以让其度日，以至于困难时要靠典当朋友相赠的皮袍度日。
陈独秀与托派的一点思考
陈独秀与托派的一点思考摘要：本文关于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以及加入托派组织提供了一点看法，对陈独秀的思想和人生经历提供了了一点看法。
关键词：陈独秀；托派；大革命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
一个被连选五届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最终以这种方式离开了党，不得不让人唏嘘感慨。
其中问题错综复杂，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不管他们的思想曾经陷入怎样的歧途，不管他们是否真的错了，这一批批投入中国革命热潮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牺牲是永远不可以被抹去。
关于陈独秀与托派的问题，我认为必须从思想上予以认识才能在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才可能有所明白，所以我想从陈独秀的思想上先说，然后再分析大革命失败以及之后的种种导致他走向了托派。
一、陈独秀的思想转变与人格魅力陈独秀出生于1979年，卒于1942年。
他的一生经历中国革命的几个重要关节点，而他从戊戌变法开始投入政治运动的热情铸就了一个伟大思想家的诞生。
我不曾了解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有怎样的潜质，我也不知道一个思想家所具备的要素。
但从陈独秀看来，奋斗是一个革命思想家所要具备的品质。
陈独秀最初是康梁派的支持者，二十世纪初几次东渡日本后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从改良走向革命，五四运动时期，受到巴黎和会失败以及十月革命成功的影响，接受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转向劳工运动，再到后来受大革命失败影响走向中国共产党反对派到最后的宣布不属于任何党派。
陈独秀的这一生思想一直在变，从一个侧面反应当时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悲哀，追逐于西方思想潮流反而是禁锢了自己。
陈独秀应该说走在那群知识分子的前头，同那个时代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陈独秀经历了中国风雨飘摇饱受压迫摧残的七十多年，但与那个年代许多知识分子不一样的是，陈独秀从康梁派走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后甚至走的更远。
从学习精神来说，陈独秀不停的批判与学习是值得提倡的，但作为一个革命家，他的这种精神特点却为他后来的人生境遇埋下了伏笔。
中共“一大”代表李达脱党原因的新发现
New Investigation of the Reason for Li Da＇s Quitting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First CCP＇s Congress
作者： 苗体君[1]
作者机构： [1]广东海洋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湛江524025
出版物刊名：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页码： 73-77页
主题词： 李达;中共“一大”;脱党原因
摘要：李达是中共党内早期的理论家和宣传鼓动家,在中共“一大”最后一次会议上,选举了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的中央局,李达担任宣传主任,然而,1923年秋他退党了。
李达为何退党？这个问题党史界长期以来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但多数书刊普遍认为是李达在工作时与陈独秀、张国焘间矛盾重重,最终李达无法忍耐才脱党的。
事实上,李达与陈独秀、张国焘间并没有矛盾,从李达的成长过程来看,性格、追求才是使李达退出共产党的真实原因。
红军中的高级叛将
红军中的三名高级叛将一，张国焘资料图：晚年的张国焘。
[保存到相册]大雨中的张国焘张国焘人生最大的败笔,是1938年叛变投靠国民党并成为军统特务,可谓自导自演了一幕“中共缔造者反对中共”的丑剧。
但是叛徒的日子并不好过。
一方面是国民党内部的倾轧,另一方面,是张国焘误以为其他共产党人像他一样易变。
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战犯的军统大特务沈醉,获释后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张国焘的。
张国焘叛变之初,共产党做了大量挽救工作,但他一意孤行,执意投靠国民党。
蒋介石以及军统头目戴笠起初如获至宝,有求必应。
沈醉回忆说:“戴笠企图利用张国焘过去在中共的地位和关系,大搞对中共组织内部进行打入拉出的阴谋活动。
最初对张国焘寄以极大的希望,满以为只要他能卖一点力气,便可以把共产党搞垮；张国焘说要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些策反站,戴笠马上照他的计划办理。
真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这时张国焘不仅是戴笠宴客时座上最受欢迎的嘉宾,也是戴笠引以为最得意的部属。
他每次请客准备邀请张国焘去参加时,往往先告诉他的朋友,并且用很骄傲的口吻先向朋友们介绍说:‘明天你来吃饭时,便可以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了!’”这个中共大叛徒为了博得戴笠的好感,使出浑身解数为戴笠卖命。
但他的策反工作极其失败。
他在共产党控制区设立策反站以瓦解共产党的“高招”,被戴笠接受了,但钱花了,人派出去了,几个月时间过去了,结果不但一个人没有被策反过来,反而被派出去的人中却有的一去不复返了。
戴笠大怒,张国焘黔驴技穷,又有了新的主意:企图把陈独秀策反过来。
当时,武汉沦陷后,陈独秀迁到了四川江津。
张国焘向蒋介石建议,由国民党知名人士访问陈独秀,请他谈谈对抗日战争的看法,将其中有利于国民党的言论,编辑成册,公开出版发行,来对付延安的宣传,其效果肯定要比国民党御用文人的反共文章好得多。
蒋介石欣然接受了张国焘的建议,派戴笠和胡宗南去见陈独秀。
但陈独秀得知对方来意后,一口拒绝。
历史趣谈：张国焘叛逃后总结“教训” 长征中不够心狠手辣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张国焘叛逃后总结“教训”长征中不够心狠手辣
导语：那段时候，张国焘不仅是戴笠宴会上最受欢迎的佳宾，也是戴笠最引为骄傲的部属。
每次请客，他都要邀请张国焘参加，宴会之前，他会用很神秘的
那段时候，张国焘不仅是戴笠宴会上最受欢迎的佳宾，也是戴笠最引为骄傲的部属。
每次请客，他都要邀请张国焘参加，宴会之前，他会用很神秘的口吻对朋友说：“明天请你来吃饭时，你可以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
”张国焘不同意戴笠把他位列第三，排在毛(泽东)王(明)之后。
他说：“在长征途上，要是我心狠手辣一点，我在共产党内的地位就不是第三、第二了。
”
虽然都是先盛后败，但张国焘的人品真的赶不上陈独秀。
陈独秀去世在社会上并未引起很大反响。
中国共产党没有作出正式反应，延安的《解放日报》和在重庆的《新华日报》都未予以报道。
一个多月前，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党史》的讲话时提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既然是以后的事，那就不必要在当时匆匆作结论，所以中共机关刊物保持缄默。
国民党中央社作了三句话的报道，对其生平事业只提了一句：“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
与国共两党的克制态度相比，一些社会人士倒是发表了许多有见地的悼念文章。
其中有一篇文章反映民众对陈独秀之死的普遍观感：“假如陈独秀死在10年前或20年前，噩耗传来，无疑将引起全中国或甚至引起全世界的大冲动，可是这个时候，他的死不过像一片小小的瓦片投到大海里。
”
生活常识分享。
一大十三个代表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不同历史命运综述: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3位代表，其最终结局可归为五类。
奋斗终生者，如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
其二是英勇牺牲者，如何叔衡、邓恩铭和陈潭秋。
三为性格倔强，身离心仪型，包括李达和李汉俊。
四是误入歧途型，例如离党的刘仁静和包惠僧。
其五为投敌叛党者，包括陈公博、周佛海和张国焘。
今期为大家详述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不同结局，其中烈士、领袖、叛徒皆有例证。
中共一大会址毛泽东董必武：从南湖到开国大典毛泽东：1921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
对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
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
毛泽东没有参加党的二大。
在党的三大之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局，担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
此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1976年9月，毛泽东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
董必武：董必武是另一位和毛泽东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又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
1920年，曾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汉创办私立中学。
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
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
在这次大会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见证人之一。
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1975年4月2日7时58分，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董老享年90岁。
王尽美：英年病逝感撼后人王尽美：王尽美是济南代表。
1921年6月，王尽美接到一大通知后，乘轮船到上海。
一大结束后，他与瞿秋白、邓恩铭等同志一道，代表中共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并会见了列宁。
中共一大十三名代表
中共一大的十三名代表参加会议的这13位代表，他们有着同相的理想，同样的目标，同样的起点，却各自有迥异的人生结局。
有的成为烈士、有的当了叛徒，还有的做了汉奸，只有2个人在28年后，最终站上了天安门城楼。
一、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笔名子任。
湖南湘潭人。
1921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
对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
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
毛泽东没有参加党的二大。
在党的三大之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局，担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
此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1976年9月，毛泽东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
二、董必武（1886年3月5日-1975年4月2日），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字洁畲，号壁伍。
湖北黄安（今红安）人。
曾任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另一位和毛泽东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又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
1920年，曾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汉创办私立中学。
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
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
在这次大会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见证人之一。
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1975年4月2日7时58分，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董老享年90岁。
三、何叔衡（1876-1935），男，汉族，湖南省宁乡县人，是参加会议最年长者。
也是一位前清秀才。
“老秀才”革命之初，是在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而且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之一。
陈独秀四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的台前幕后
陈独秀四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的台前幕后郑瑞峰、彭学涛、郑雅婷《炎黄春秋刊外稿》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国共两党采取党内合作方式被共产国际认为是中国大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
但陈独秀从一开始就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1922年4月，他致信维经斯基提出了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六点理由。
但是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经过1922年8月杭州西湖特别会议、1923年6月中共三大，陈独秀被迫接受了党内合作的方式。
事实证明，陈独秀是有先见之明的，他为了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以解除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束缚，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又四次建议退出国民党。
邓泽如、张继、谢持等国民党右派排共浪潮，迫使陈独秀第一次提出退出国民党1923年10月，鲍罗廷作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来到广州。
按照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鲍罗廷在中国工作的中心是扶助国民党，而不是帮助中国共产党发展。
因此，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鲍罗廷召集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共产党员开会，给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工作定下的基调是：“我们的总任务是从组织上扶植国民党”。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对如何“扶植国民党”感到困惑，根据他对国民党的了解，要与国民党人一起工作而不引起国民党人的猜忌，不至发生矛盾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陈独秀希望能够与国民党真诚地合作下去，为此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要小心谨慎，生怕因共产党人的言行不慎而与国民党人发生纠纷。
然而，国民党内有一批人不愿意让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对共产党人所参与的工作，要么抵制、要么横挑鼻子竖挑眼。
特别是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后，一些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逐渐聚集起来，结成团伙。
如北京的石瑛，汉口的张秋白、刘成禹，上海的谢持、张继、叶楚伧，广州的邓泽如、冯自由等人，开始进行从国民党内排斥共产党人的活动，一些针对共产党人的所谓“检举案”不断被炮制出来。
1924年3月，国民党右派冯自由、刘成禹等人最先制造出《警告李大钊等不得利用跨党机会以攘窃国民党党统案》，力图将共产党人排挤出国民党。
中共一大代表的最后结局 陈独秀
中共一大代表的最后结局陈独秀、李大钊没有参加中共"一大"，是历史上的一些偶然因素造成的。
当时陈独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又兼任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巨款修建校舍，如果他离开广州，这笔款子就会落空，所以未能出席"一大"。
而李大钊当年担任北京八校的教职员联谊会议主席，正在领导索薪斗争和暑期会务，也不能离开北京。
他们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不影响他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的历史地位。
"一大"会议的曲折许多人都知道"一大"在上海召开时曾遭到法国巡捕的搜查，但很少知道事情的原委是出在马林身上。
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从欧洲来到上海，一路上已引起各国反动当局的警觉和注意，并掌握了他的行踪。
租界巡捕房详细记录了他1921年6月至12月在上海的化名和几度迁移的地址，当他在李汉俊家参加会议时，就发生了法租界巡捕房搜查"一大"会址的事情。
上海开会遭到搜查后，经"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议，"一大"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
开会时为掩人耳目，还特意将带来的麻将牌倒在桌上。
王会悟也装扮成歌女的模样，坐在船头充当会议的哨兵。
"一大"13位代表的人生归宿13位代表的人生归宿可以归为五类。
其一，践约信念，奋斗终生：包括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
毛泽东参加"一大"期间虽然寡言深思，但他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时间超过了几任总书记的总和。
董老长期在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上工作，1975年去世。
王尽美从1923年至1925年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积劳成疾，于1925年8月病逝。
其二，英勇献身，视死如归：包括何叔衡、邓恩铭和陈潭秋。
1935年，何叔衡在转移途中与敌人遭遇，壮烈牺牲。
邓恩铭1928年被捕入狱，1931年英勇牺牲。
张国焘叛党逃亡事件始末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
他曾参与领导南昌起义；指导鄂豫皖苏区根据地；三去莫斯科，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获得列宁亲自接见殊荣的人。
然而，在举世闻名的长征中，张国焘另立中央，阴谋分裂红军；抗战爆发后趁祭黄帝陵之际叛逃，投向国民党的怀抱。
本书根据档案资料和相关人士提供的鲜为人知的资料，客观地追述了张国焘的一生。
出逃武汉之前，林伯渠苦劝无效在陕甘宁边区南面的中部县，有一座黄帝陵。
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一直受到人们世世代代的敬仰。
西安事变后，每逢清明节，国民党政府都要从西安派出代表前往黄帝陵向黄帝致祭，同时邀陕甘宁边区政府派代表作陪。
国共代表同祭黄帝陵不仅是国共合作的一个象征，而且有助于激发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操。
所以，中国共产党也乐于派代表参加祭陵活动。
1938年的清明节就要到来了，中共中央决定让张国焘代表边区政府去祭黄帝陵。
张国焘心里暗喜。
几个月来，他一直苦苦琢磨怎样脱离延安。
由于出逃之事关系重大，搞不好会彻底身败名裂，所以张国焘不仅不敢与身边的人商量，甚至连自己的妻子杨子烈也没有告诉，只是一个人暗中策划。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4月2日，张国焘带着陆秘书、警卫员张海和一个警卫班，乘一辆大卡车，从延安出发，经甘泉、富县、洛川，前往黄帝陵。
毛泽东和张国焘在延安4月4日是清明节，张国焘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一同祭陵完毕后，对陆秘书和警卫班的人说：“你们先坐卡车回延安吧，我要去西安办事。
”张海忙说：“毛主席不是说让你祭陵完毕就回延安去吗﹖”张国焘回答：“我要到西安找林祖涵（即林伯渠，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兼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同志研究事情。
”说完，就钻进蒋鼎文的小汽车。
张海是负责保卫张国焘的，见张国焘要走，他急忙挤进西安公署宪兵队的车子随同去西安。
汽车开进西安城，蒋鼎文把张国焘安排在豪华的西京招待所。
在这里，国民党官员会见了他。
4月7日，国民党方面安排他乘火车去汉口。
当时南京已沦陷，国民政府的军政机关大都已迁往武汉。
被喻为“不羁之马”的陈独秀
被喻为“不羁之马”的陈独秀陈独秀是怎样的一个人，同时代的人对他有过众多的论说，而与他相知有素的老友章士钊的描述，倒是惟妙惟肖，言之成理。
他说陈独秀这个人乃“不羁之马，奋力弛去，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
其胸怀俊迈的抱负，奋不顾身的胆略，已经跃然纸上。
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陈独秀幼年丧父，祖父陈章旭担当起对他启蒙教育的职责。
这位晚清候补知县性格孤僻古怪，周围邻里的孩子都怕他，背后叫他“白胡老爹”。
他教孙儿读书，纯用传统的灌输法，恨不得七八岁的小孩，一年内就能读完四书五经。
旧时读书就是背书，而一旦背不出来，祖父就会痛打手心。
无论祖父怎样毒打，他总是咬紧牙关，不吭声，不掉泪。
老人气得咬牙切齿，捶胸顿足，气恼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母亲见此情景，常常以父亲一生读书而未中举人的恨事进行劝慰，边说边流眼泪，倔犟的他也失声痛哭。
及至晚年回忆往事，他感慨道：“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之命令。
”陈独秀对理想的追求和主义的信仰，向有一股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精神。
新文化运动时，面对旧派人物的围剿，他毫不胆怯，发誓为文学革命，“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文学革命正因为有他担当前驱者，才能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他的朋友胡适是这样评论的，文学革命得到陈独秀“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运动了”。
五四运动时，陈独秀曾说过：“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
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他自己正是如此实践的，一生的四次牢狱之灾，根本没有损及他的意志力，相反却泰然自若，一身是胆。
张国焘1924年的牢狱经历
张国焘1924年的牢狱经历作者：来源：《文萃报·周五版》2018年第25期被捕1923年“二七”惨案之后，全国工人运动一蹶不振，尤其是铁路工人运动，几乎完全瘫痪。
为了进一步复兴铁路工人运动，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任务就交给张国焘。
总工会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北京铁路工人运动发展迅速，这引起了北洋军阀政府的注意。
1924年5月13日，湖北共产党组织秘密机关被湖北督军萧耀南的军警查获，逮捕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和几个工人。
杨德甫被捕后叛变，供出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北京的机关地址和负责人。
5月21日凌晨，京师警察厅派出侦缉队前往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秘密机关进行搜捕，总工会干事彭子均、李凤林不幸被捕，未来得及转移的铁路工人名册和许多党的文件以及来往信件被搜去。
随后，侦缉队又到张国焘的住处，逮捕了张国焘和他的夫人杨子烈，并搜出中共“三大”文件及多件信函。
招供张国焘等人被捕后，遭到了野蛮的审讯。
据5月28日上海《申报》报道：侦缉队已开始拷讯，且每日拷打三四次之多。
起初张国焘还能挺得住。
不管敌人怎样拷问，他都矢口否认自己是铁路工会的总干事，但从总工会会所和他住所搜出来的大量文件和信件还是暴露了他。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张国焘只好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写下了供词。
张国焘满以为事情会到此结束。
不料，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却不肯就此罢手。
张国焘忍受不住敌人的严刑逼供，终于向敌人供出了李大钊、陈独秀、谭平山、张昆弟及一批北京的共产党员等。
敌人并不满足，进一步对张国焘施加刑罚。
张国焘索性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全国铁路各工会的共产党员共71人。
被张国焘出卖的共产党员中，范体仁、孙云鹏、吴鹏九、叶云清等人不幸被捕，另有被开除、被通缉者40余人。
北方铁路工人运动又一次遭到严重打击。
粉饰而张国焘后来在《我的回忆》中，将他在狱中出卖组织和同志一事全部抹去，还把自己粉饰成坚贞不屈的英雄，说他面对敌人的审讯，如何毫不畏惧，如何被人强扭着按了手印，如何绝食，等等。
陈独秀与张国焘的不同人生
陈独秀与张国焘的不同人生陈独秀与张国焘的不同人生陈独秀和张国焘, 一个是党的主要创始人, 一个是中共一大的主持人。
他们参与创造了中国共产党, 成为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
后来他们又因不同的原因, 被开除出党。
所不同的是, 一个光明磊落, 至死不变其节, 保持做人的操守和尊严: 另一个则失去良知和自尊, 卖身事敌, 成为被历史唾弃的变节者和叛徒。
五四前后1917 年1 月, 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来校任文科学长, 并首从文科进行改革。
江西萍乡青年张国焘, 于1916 年考入北大。
受陈独秀影响, 张国焘和邓中夏、黄日葵、高尚德、许德衍等人创办《国民杂志> , 很得陈独秀、李大钊赏识。
张国焘曾迷恋过无政府主义, 正是李大钊的影响, 张国焘才从种种主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期间.张国焘 6 月 2 日被军警逮捕。
6 月11 日陈独秀被京师警察厅暗探逮捕。
张国焘没几天被精放后飘极参与营救陈独秀的活动。
陈独秀被保释出狱后回到上海, 这时, 张国焘也在上海。
回到北京, 张国焘向李大钊转达了陈独秀关于中国也应诙走俄国革命的路的意见。
同年 3月间, 共产国际委派维经斯基等来中国考察并结识了李大钊。
维经斯基认为中国建立; 共产党的时机已逐步成熟,并有意予以帮助。
李大钊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 介绍维经斯基去主海与陈独秀面议一切。
这时, 张国焘又上了北洋政府的黑名单。
' 学联让张国焘去上海, 住在陈独秀家。
因到北京: 张国焘把上海的情况向李大钊作了汇报, 李大钊赞同陈独秀的意见。
1921 年7 月23 日I 中国共产党第一吹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
而早在5 月, 张国焘便来到上海，和李达一起做会议的准备工作, 由于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因故没有出席, 会议便由张国焘主持。
会议选举出中央局, 一致推选陈独秀为书记, 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
六年共事中共一大闭幕后, 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长一职,到上海正式履行中央局书记的职责。
陈独秀
陈独秀1933年4月14日上午，在促狭的江宁地方法院法刑二庭，记者挤满前廊，庭内座无虚席，百余人旁听了一起以“叛国罪”提起公诉的审判。
由狱警带上被告席的陈独秀，气色尚佳，眼睛深深眍进挑起的眉梁骨，不自觉有睥睨一切的神气。
当堂自辩时，他的一番讥诮之词引得旁听席上一阵骚动。
“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非国家……孙中山、黄兴等，曾推翻满清政府，打倒北洋政府。
如谓打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国民党岂非已叛国两次？”再度入狱的陈独秀，此时已被国、共两党剥除了任何合法的政治身份。
自1913年“二次革命”以来，他曾因“反政府”、“组织共产党”等罪名四次被捕。
这一次，为营救陈，知识界的民主人士一如既往地竞相奔走，在胡适、蔡元培的运作下，杜威、罗素乃至爱因斯坦都拍来了声援电报。
当时最有名望的大律师章士钊自愿出任陈独秀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慷慨陈词53分钟，以“保全读书种子、着重言论自由、恪守法条之精神”为陈辩护。
陈独秀闻言，当庭声明，“章律师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状为准。
”台下哗然，有人议论陈是“想当英雄”。
法庭最后判陈入狱13年。
遥在延安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据此评论说，“陈(独秀)托(洛茨基)取消派跪在国民党法庭面前如此讨饶，所以保住了性命。
”面朝四壁把国民党的牢底坐穿，背后则忍受着“自己人”的谩骂。
这位参与创党的中共首任总书记，到了晚年被《新华日报》等称为“托匪汉奸”、“日寇侦探”，直到死后仍长期背负着“右倾机会主义”、“反动路线总头子”的骂名。
他身前的思想与作为，有如受到诅咒，至今仍深埋在公众的视野之外。
向左走？向右走？站在法庭上，年过半百的陈独秀仍精神矍铄。
壮年时他曾教训青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
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的美的生活。
”现在这看起来像是他人生的自剖。
囚于南京狱中期间，曾经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重操早年精熟的文字学，写成一部《实庵字说》，成为他的遗世之作《小学识字课本》的底稿。
长征中的张国焘
“长征中的张国焘”（一）满脑子个人主义的张国焘张国焘，江西萍乡人，早年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
陈独秀曾经说过，张国焘是个闯将，很会标新立异。
[参见：李白冰著《风风雨雨看北大》]早年处于革命阶段的张国焘很会政治投机，他在学生运动中的领导才能丝毫没掩饰他追求个人权力的目的。
他很注意培养个人小团队，有宗派主义倾向；在他周围的人总是对他又敬又怕。
张国焘是参加过“中共一大”的老党员，他很自负，经常向别人夸耀这件事。
可是，当年或许他忘记了会议的神圣，他和他的新婚妻子杨子烈，并没有对党成立有太多的憧憬，仅仅把他当成一般的社团参加，他们陶醉的是西湖的风景。
由于他是“中共一大”的老党员，他很自负，他成功竞选为中央组织部主任，由此，这为他扩大权力奠定了基础，他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左派，在扩大党组织的同时，扩大他自己的影响。
他善于做工人运动，他的政治宣传是拿手好戏；第二~第三批中共党员，大都听说他很严厉。
“中共二中全会”上他紧跟陈独秀，积极赞成加入第三国际，对反对的陈公博大加指责。
中共三大，张国焘表现出极大的权力欲望，不满足于中央执行委员；他善于搞工人运动，想争取更大的权力；因此，他与毛泽东唱对台戏，毛主张发展农民运动，张国焘就主张搞工人运动，他还指责毛泽东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山头主义”[参见：叶剑英《叶剑英回忆录》]。
他与毛泽东公开论战，针锋相对，他发表了《目前的工作重点与当前形势》和《从过去看现在》等多篇文章与毛泽东唱反调；但是，张国焘并未占到便宜，他的权力欲望在这次论战中暴露出来。
他还反对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反对两党联合打击北洋军阀，破坏统一战线。
1924年“国民党一大”还是顺利召开，中共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毛泽东被提名为中央委员，张国焘也如愿获得提名。
历史总是爱作弄人，十年后的张国焘与毛泽东却走向不同的道路。
（二）阻挠红四军北上的张国焘1931年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领导人，时年34岁。
他性如烈火，一点就着。
陈独秀冤案：九大罪名无一成立
陈独秀冤案：九大罪名无一成立作者：来源：《读天下》2012年第11期1927年八七会议决议、1929年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维护当时党的团结、推动革命的发展，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
这些决议以及党的一切文件和领导人的文章、讲话，给陈独秀扣了九顶帽子：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重新考察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动，发现以上罪名都不能成立。
此案成为中共党史上第一桩最大的冤假错案。
他是“汉奸”？1937年末至1938年初，王明、康生在共产党的机关报——巴黎的《救国时报》、武汉的《解放》和《新华日报》上诬陷陈独秀是每月向日本侦探机关领取300元津贴的汉奸，当时就引起舆论大哗，纷纷要求拿出证据来。
陈独秀也发表声明予以批驳，并准备付诸法庭。
后来由于周恩来做了许多工作，并由徐特立出面调解，再加上战事吃紧，武汉很快失守，此事被搁置下来。
但是陈独秀头上“汉奸”这顶帽子，一直到死也没有摘掉。
1979年、1980年，学术界在首先为陈独秀五四和建党问题上正名的同时也对“汉奸”论提出质疑。
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夏立平首先在该馆主办的《党史资料研究》上发表《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以后》一文，提出“汉奸论”不能成立，此事立即引起上层注意。
1984年3月19日，一份发向全国的13号文件，在指示注意严肃防止不妥当地宣传陈独秀的同时，也承认“陈独秀在建党时期有不可否认的功绩，30年代王明、康生诬其为日寇汉奸，亦非事实。
”实际上为陈独秀的“汉奸”罪，非正式地进行了平反。
“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从1928年11月蔡和森发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起，中共领导人及广大学者，把陈独秀视为“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者”，起因是1923年陈独秀发表的两篇文章：《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始末
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始末2019-10-27长期以来，由于档案资料的缺乏，关于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事存疑较多，其中最为⼈们关注的，是共产国际对开除陈独秀党籍的态度。
由于⼤⾰命失败后，莫斯科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上，所以⼈们普遍认为，当时共产国际已经抛弃了陈独秀，开除他出党是情理之中的事。
本⽂根据俄罗斯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就共产国际对开除陈独秀党籍⼀事的前后态度作⼀描述，以求有所释疑。
陈独秀不同意中共中央对中东路事件的主张，加剧了共产国际对其不满⼤⾰命失败后，尽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将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导⼈陈独秀⾝上，但并没有将其开除出党的想法。
在筹备中共六⼤的过程中，共产国际曾希望陈独秀能够出席中共六⼤，中共中央领导⼈为此也多次找陈独秀谈话，但陈独秀均予以拒绝。
与此同时，关于陈独秀可能另组新党的说法也传到了莫斯科。
这些情况引起了莫斯科对陈独秀的猜忌。
⽽接下来发⽣的事情，更加剧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陈独秀的不满。
1929年5⽉27⽇，东北当局以苏联在中东路“宣传⾚化”为由包围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监禁总领事及馆员，逮捕在馆内开会的⼈，由此导致了中东路事件的爆发。
中东路事件不过是中苏冲突的局部事件，但联共(布)中央领导⼈认为，这是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的信号，要求共产国际号召世界各国共产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中共中央把拥护苏联和保卫苏联当作党的中⼼任务，接连发出宣⾔和党内指⽰，号召全党和⼴⼤群众以实际⾏动拥护苏联，反对国民党。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在《红旗》等报刊上连续发表⽂章，宣传中东路事件的严重性，以⼤幅标题写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分中国了”，要求群众起来为保卫苏联⽽⽃争。
陈独秀对中东路事件的估计，与莫斯科和中共中央并⽆太⼤区别，他认为，这不仅是中苏两国间的纠纷，⽽且是国际纠纷的导⽕线。
但不同的是，他认为，战争爆发后，战场不在苏联，⽽是在中国，直接遭受蹂躏的是中国⼈民。
陈独秀与张国焘
陈独秀与张国焘20世纪初，陈独秀已是闻名遐迩的新派人物，安庆藏书楼一篇爱国演说，不胫而走，交口传诵；一纸《安徽俗话报》，更是洛阳纸贵，风行沪上。
1915年9月，他又来到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将科学与民主引入国中，成为青年的导师和新派人物的领袖。
他的《新青年》发刊词中的一些警句“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已成为当时进步青年的座右铭。
1916年11月底，陈独秀因事来北京。
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他对北大进行考察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北大改革应先从文科开始。
可是，文科学长久乏其人，此事可让他费了一番思考。
经朋友们的推荐，他决定聘请陈独秀担当此任。
期间，陈独秀还住在北京，他三登其门，求贤若渴。
陈独秀为之所动，于1917年1月，来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
陈独秀来北京大学的最大的贡献，是把《新青年》带入北大，由此，他的周围集聚了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沈尹默等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给青年学生送去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北大文科改革注入了全新的革命性的内容。
陈独秀也因此成为北大青年的精神领袖和思想导师。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家境富裕，父亲思想也开通，鼓励后辈走出家门，自由发展。
1916年，19岁的张国焘考入仰慕以久的北大，可是，北大给他的影响并非如想象中的那么好，老学生有“老爷派头、名士作风和守旧习气”，“教授与学生之间没有什么联系，除了上课之外，彼此不相闻问”，校园内“还显得很有点乱七八糟”。
可是，自陈独秀的文科改革以来，北大开始出现了新气象，而《新青年》所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更为北大青年学子所追随。
张国焘乃思想活跃的进步青年，又素有“追求科学知识”和“热心于国事”的情怀，自然成为北大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
这段难忘的经历，就是到了晚年，仍然记忆犹新：我在北大同学中是最先拥护新文化运动的一个。
我这个一年级学生，最初是埋头于功课，成绩还算优良。
张国焘反思陈独秀
散 在他 的 四周 ， 之 不 得前 行 。那 时候 ， 感 到党 内独 立 见解 的不 使 他 易 确立 ． 个人 的 真实 感 受 成 了罪 过 。连瞿 秋 白这 样 文人 气 的人 ， 在
掌权 之 时 ， 带有 片 面 的 、 害他 人 的一 面 。 亦 伤 张 国焘这 样 写 道 ：
张 国焘 在 回忆 录里 ， 次 暗示 这一 点 。 多
张 国焘 笔 下 的 陈独 秀 ， 些 描 写 十分 精 彩 。 有 个性 与 气 质飘 然 于 纸上 。张 氏每 每写 到 这 位前 辈 ， 有敬 重 之 笔 。 都 在 张 国焘 的 眼里 ． 陈独 秀聪 慧 、 敢 、 果 富有人 情 昧 。 时喜 怒 于 有 色 ． 些 伤 人 的话 。他不 太 记 仇 ， 论 之后 ， 说 争 倘认 真 思 索 问题 ， 得 觉 自己有 错 ， 于承 认 ， 有 气 魄 的 。建 党初 时 ， 敢 是 身上 有 些 民主 作 风 ， 让 人 有 一 种信 任感 。 后 ， 国革 命 一 波 三折 ， 产 国际 的瞎 指挥 ， 此 中 共
党 内 的机 会 主义 倾 向 ， 民运 动 中的 流寇 问 题 ， 其 渐 渐 感 到早 期 农 使 设 想 的蓝 图 ， 多难 实 现 。 革命 正 在 向相 反 的路 途 滑 去 ， 棘 日多 ， 荆 不 仅 陈 氏不 能适 应 ， 氏也 苦 楚 难排 ， 积 淤 于胸 。 张 多
国共 合作 时 期 ， 独 秀 已经感 到 其 间 的 问题 。 陈 共产 国际 一 味地 让共 产 党 消融 在 对 方之 中 ， 立性 的存 在就 可 疑 了 。 独 张 国 焘 的 回忆 录 中 ． 止 一 次地 记 录 陈 独 秀发 脾 气 、 怒 和 焦 不 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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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张国焘，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一个是中共一大的主持人，他们都曾为中国共产党做过开拓性的有益工作。
但是，他们后来都走到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去了。
陈独秀虽与党分道扬镳却仍不失耿介清白的气节和操守，张国焘则投靠国民党，成为被历史所唾弃的叛徒。
初期密切交往
1916年，当陈独秀已是蜚声中国学坛的著名人物时，张国焘只是一个刚刚迈入北京大学校门的学生。
当时陈独秀尚在上海，张国焘通过《新青年》才认识了陈独秀。
五四运动中，当北大被捕学生越来越多的时候，陈独秀为了营救被捕学生，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于6月12日亲自走上街头散发。
但却不幸被暗探跟踪，被捕入狱。
正在上海参加全国学联会议的张国焘，得知陈独秀和北京学生联合会11位主要负责人先后被捕的消息，立即返京投入营救工作。
当时正值暑期，各校学生大多离校，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北大学生会的成员有的被捕，有的去了外地，有的为避免被捕而不再露面。
营救工作开展得很艰难。
张国焘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疲倦了就在办公室的长椅上睡觉，吃饭也在办公室里。
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陈独秀和学生们被无罪释放。
陈独秀出狱后不久，为了避免再次被捕，在李大钊的护送下离开北京，于1920年2月到达上海。
不久，张国焘也因同样的原因离京赴沪。
在上海，张国焘见到了陈独秀，两人开始了密切交往。
张国焘于5月初曾回北京。
7月初，他带着李大钊的重托，再次到上海与陈独秀面谈建党的问题，并应邀住在陈家。
中共一大后，陈独秀辞掉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于9月回到上海任中央局书记。
中共二大在上海秘密召开时，张国焘所主持的小组集中了刚从莫斯科和法国回国的一些青年党员，因而显得朝气蓬勃，气氛活跃。
陈独秀对张国焘提出批评
当时主持中共上海区委工作的陈望道，主张党应秘密不应公开。
这使得一些刚回国的党员大为失望，他们本来是带着满腔热情准备大干一场的。
这种情况也引起张国焘的不满，而陈独秀对此却并不在意。
所以在中共二大闭幕后，张国焘的小组仍然经常开会讨论如何开展工人运动。
当陈独秀得知张国焘等人经常开会的事后，非常生气，认为这是搞“小组织”活动，是要架空他。
盛怒之下，陈独秀提出辞职。
这样一来，问题变得严重起来，一时间，“张国焘企图推翻陈独秀的领导地位，以己代之”、“张国焘组织铁血团要暗杀陈独秀”等流言四起。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陈独秀在报告中专门对张国焘提出批评，他说：“张国焘同志无疑对党是忠诚的，但他的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
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
”
中共三大上，张国焘再一次与陈独秀发生矛盾。
陈独秀支持国际代表马林关于国共党内合作的主张，并强调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而张国焘则认为从事工人运动的人不能加入国民党，否则就会失去共产党的特殊任务，即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的任务。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张国焘败北。
这一失败加上小组织问题，使得张国焘在中共三大上落选，甚至连中央委员也没被选上。
张国焘叛离延安，二人断绝往来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深陷于极度的苦恼之中。
他认为，中国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共产国际强制推行的党内合作所致，可是，共产国际却将责任全都推给他。
随后，陈独秀立即给中央去信，辞去他所担当的中央总书记之领导职务。
正是在这短暂的日子里，张国焘和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等人组成临时中央
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央工作，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1927年7月23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与纽曼来到中国，在与张国焘、瞿秋白谈话时，宣布中共中央犯了机会主义错误，作为惩罚，陈独秀已不能再担任总书记。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仍是中央委员的陈独秀虽在汉口，可是，罗明纳兹就是不让他参加会议。
会后成立了以瞿秋白为总负责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以取代张国焘的临时中央常委会。
1928年5月，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准备于6月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考虑到中共党内的团结问题，共产国际特意提名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邓中夏和罗章龙为六大代表。
这天，张国焘和项英早早来到陈独秀住处，劝说陈独秀去莫斯科参加六大。
但陈独秀却断然拒绝去莫斯科。
为争取陈独秀赴苏，瞿秋白亲自登门邀请，并且通过与陈独秀关系亲近的王若飞等人做工作，但都未能如愿。
张国焘接到邀请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同陈独秀商量一下。
陈独秀虽然拒绝出席，却主张张国焘应该接受邀请，因为他预料中共六大会改正瞿秋白的盲动错误，如果不出席，是不妥当的。
张国焘也劝陈独秀接受邀请。
他说：“如果不去，你与共产国际及中央间的关系的破裂，只是时间问题。
”陈独秀则认为他的处境与张国焘不同，即使出席，也难有所挽回。
他表示决不出席六大，但以后还可为中央刊物写些短文，只是不愿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不为自己辩护，也不出面批评别人。
也就是从这时起，张国焘与陈独秀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张国焘通过参加中共六大，又在中国共产党内活动了10年；而陈独秀拒绝参加中共六大，于1929年被中共开除。
当时，国民党仍将他列入“颠覆国家政权”的黑名单。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
张国焘与陈独秀的再次相聚是在张国焘叛离延安之后。
1937年8月，陈独秀获释出狱，并由南京溯江而上来到武汉。
1938年4月，张国焘私逃叛党，来到武汉。
当他得知陈独秀也在武汉后，便由国民党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作东，强拉陈独秀吃饭。
此时，陈独秀已无明显的政治身份，出于礼节上考虑，也曾与之相聚过几次。
在与陈独秀的交谈中，张国焘曾向陈独秀提议另组“共产党”。
陈独秀拒绝了，他告诉张国焘，自己已没有那样的能耐。
陈独秀晚年经济拮据，生活艰难，免不了朋友的资助。
这事被国民党有关人士得知后，便设法筹到一笔款子，给陈独秀汇去了支票，但陈独秀将支票退了回去。
后来，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朱家骅又将支票交给张国焘，托他转交给陈独秀。
陈独秀接到张国焘的信和支票后，很是生气，便给郑学稼写去一信，内附支票，要郑学稼把支票立即交给张国焘，并在信中写道：“请国焘以后不要多事。
”
郑学稼将陈独秀的信和支票转交给张国焘。
张国焘看完信后说：“仲甫先生总是这样。
”不久，陈独秀即隐居于四川江津，断绝了与张国焘的交往。
陈独秀一生坎坷，历经磨难，他无论兴衰成败，沉浮荣辱，都始终光明磊落，至死不变其节，这正是他的可歌可泣之处。
张国焘则全然相反，早年参加革命，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但是，他的可耻可悲之处在于，他成为国民党特务，反共反人民，最后也为他的新主子所抛弃，落得客死异国他乡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