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张国焘的恩怨合离

陈独秀与张国焘，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一个是中共一大的主持人，他们都曾为中国共产党做过开拓性的有益工作。但是，他们后来都走到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去了。陈独秀虽与党分道扬镳却仍不失耿介清白的气节和操守，张国焘则投靠国民党，成为被历史所唾弃的叛徒。

初期密切交往

1916年，当陈独秀已是蜚声中国学坛的著名人物时，张国焘只是一个刚刚迈入北京大学校门的学生。当时陈独秀尚在上海，张国焘通过《新青年》才认识了陈独秀。五四运动中，当北大被捕学生越来越多的时候，陈独秀为了营救被捕学生，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于6月12日亲自走上街头散发。但却不幸被暗探跟踪，被捕入狱。

正在上海参加全国学联会议的张国焘，得知陈独秀和北京学生联合会11位主要负责人先后被捕的消息，立即返京投入营救工作。

当时正值暑期，各校学生大多离校，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北大学生会的成员有的被捕，有的去了外地，有的为避免被捕而不再露面。营救工作开展得很艰难。张国焘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疲倦了就在办公室的长椅上睡觉，吃饭也在办公室里。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陈独秀和学生们被无罪释放。陈独秀出狱后不久，为了避免再次被捕，在李大钊的护送下离开北京，于1920年2月到达上海。不久，张国焘也因同样的原因离京赴沪。

在上海，张国焘见到了陈独秀，两人开始了密切交往。张国焘于5月初曾回北京。7月初，他带着李大钊的重托，再次到上海与陈独秀面谈建党的问题，并应邀住在陈家。

中共一大后，陈独秀辞掉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于9月回到上海任中央局书记。

中共二大在上海秘密召开时，张国焘所主持的小组集中了刚从莫斯科和法国回国的一些青年党员，因而显得朝气蓬勃，气氛活跃。

陈独秀对张国焘提出批评

当时主持中共上海区委工作的陈望道，主张党应秘密不应公开。这使得一些刚回国的党员大为失望，他们本来是带着满腔热情准备大干一场的。这种情况也引起张国焘的不满，而陈独秀对此却并不在意。所以在中共二大闭幕后，张国焘的小组仍然经常开会讨论如何开展工人运动。

当陈独秀得知张国焘等人经常开会的事后，非常生气，认为这是搞“小组织”活动，是要架空他。盛怒之下，陈独秀提出辞职。这样一来，问题变得严重起来，一时间，“张国焘企图推翻陈独秀的领导地位，以己代之”、“张国焘组织铁血团要暗杀陈独秀”等流言四起。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陈独秀在报告中专门对张国焘提出批评，他说：“张国焘同志无疑对党是忠诚的，但他的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

中共三大上，张国焘再一次与陈独秀发生矛盾。陈独秀支持国际代表马林关于国共党内合作的主张，并强调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而张国焘则认为从事工人运动的人不能加入国民党，否则就会失去共产党的特殊任务，即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的任务。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张国焘败北。这一失败加上小组织问题，使得张国焘在中共三大上落选，甚至连中央委员也没被选上。

张国焘叛离延安，二人断绝往来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深陷于极度的苦恼之中。他认为，中国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共产国际强制推行的党内合作所致，可是，共产国际却将责任全都推给他。随后，陈独秀立即给中央去信，辞去他所担当的中央总书记之领导职务。

正是在这短暂的日子里，张国焘和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等人组成临时中央

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央工作，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1927年7月23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与纽曼来到中国，在与张国焘、瞿秋白谈话时，宣布中共中央犯了机会主义错误，作为惩罚，陈独秀已不能再担任总书记。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仍是中央委员的陈独秀虽在汉口，可是，罗明纳兹就是不让他参加会议。会后成立了以瞿秋白为总负责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以取代张国焘的临时中央常委会。

1928年5月，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准备于6月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考虑到中共党内的团结问题，共产国际特意提名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邓中夏和罗章龙为六大代表。这天，张国焘和项英早早来到陈独秀住处，劝说陈独秀去莫斯科参加六大。但陈独秀却断然拒绝去莫斯科。

为争取陈独秀赴苏，瞿秋白亲自登门邀请，并且通过与陈独秀关系亲近的王若飞等人做工作，但都未能如愿。

张国焘接到邀请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同陈独秀商量一下。陈独秀虽然拒绝出席，却主张张国焘应该接受邀请，因为他预料中共六大会改正瞿秋白的盲动错误，如果不出席，是不妥当的。张国焘也劝陈独秀接受邀请。他说：“如果不去，你与共产国际及中央间的关系的破裂，只是时间问题。”陈独秀则认为他的处境与张国焘不同，即使出席，也难有所挽回。他表示决不出席六大，但以后还可为中央刊物写些短文，只是不愿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不为自己辩护，也不出面批评别人。

也就是从这时起，张国焘与陈独秀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张国焘通过参加中共六大，又在中国共产党内活动了10年；而陈独秀拒绝参加中共六大，于1929年被中共开除。当时，国民党仍将他列入“颠覆国家政权”的黑名单。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

张国焘与陈独秀的再次相聚是在张国焘叛离延安之后。1937年8月，陈独秀获释出狱，并由南京溯江而上来到武汉。

1938年4月，张国焘私逃叛党，来到武汉。当他得知陈独秀也在武汉后，便由国民党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作东，强拉陈独秀吃饭。此时，陈独秀已无明显的政治身份，出于礼节上考虑，也曾与之相聚过几次。

在与陈独秀的交谈中，张国焘曾向陈独秀提议另组“共产党”。陈独秀拒绝了，他告诉张国焘，自己已没有那样的能耐。

陈独秀晚年经济拮据，生活艰难，免不了朋友的资助。这事被国民党有关人士得知后，便设法筹到一笔款子，给陈独秀汇去了支票，但陈独秀将支票退了回去。后来，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朱家骅又将支票交给张国焘，托他转交给陈独秀。陈独秀接到张国焘的信和支票后，很是生气，便给郑学稼写去一信，内附支票，要郑学稼把支票立即交给张国焘，并在信中写道：“请国焘以后不要多事。”

郑学稼将陈独秀的信和支票转交给张国焘。张国焘看完信后说：“仲甫先生总是这样。”不久，陈独秀即隐居于四川江津，断绝了与张国焘的交往。

陈独秀一生坎坷，历经磨难，他无论兴衰成败，沉浮荣辱，都始终光明磊落，至死不变其节，这正是他的可歌可泣之处。张国焘则全然相反，早年参加革命，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但是，他的可耻可悲之处在于，他成为国民党特务，反共反人民，最后也为他的新主子所抛弃，落得客死异国他乡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