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红四方面军南下由盛而衰真实原因
发展巩固和南下受挫阶段
发展巩固和南下受挫阶段(1935年10月19日——1936年7月1日)1935年10月20日张国焘以“军委主席”名义发布《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提出。
以主力乘胜向天、芦、名出动,彻底消灭杨、刘,并迎击主要的敌人刘湘、邓锡侯部,取得天全、芦山、名山、雅州、16州、大邑广大的根据地为目的。
对康定、荣经、灌县方向,采取佯攻姿势,配合主力行动”。
24日,红四方面军翻越夹金山,向宝兴、天全、芦山发起攻击。
10月29日陕甘支队经保安进至甘泉以西地区,与红十五军团会师。
11月初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新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后改为杨尚昆)。
红一方面军辖红一军团(原工一、三军团合编、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和红十五军团(该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
11月1日红四方面军攻占宝兴。
10日,攻占天全,包围芦山。
12日,芦山守敌弃城逃跑,红军占领芦由县城。
至此,红四方面军占领了那妹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相骸功以南的川康边广大地区。
12日,张国焘电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夸大南下所取得的战水上的胜利,说“这一胜利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川康苏区胜利的基础”,“是进攻路线的胜利”云云。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
宣言指出:“中国现在是处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
“抗日反蒋是全国民众救国回存的唯一出路。
”宣言说,中央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个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红军会合,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苏区,在中国西北部创造了中国新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与领导中心。
宣言号召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组织起来,拥护与参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反蒋的斗争!”“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有如何的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11月19日张国焘企图与刘湘主力在邛蛛、大邑一带决战,令红四方面军向名山、邛崃推进。
西路军的悲壮牺牲中共红四方面军的惨败
西路军的悲壮牺牲中共红四方面军的惨败西路军的悲壮牺牲与中共红四方面军的惨败在中国革命历史中,西路军的悲壮牺牲与中共红四方面军的惨败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事件。
这两个事件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的斗争中发生,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革命者的奋斗意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悲壮牺牲与惨败的原因、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
西路军的悲壮牺牲发生在1935年的长征中。
西路军是当时中共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其任务是迎接红军主力的到来并联合作战。
然而,在长征途中,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西路军遭受了巨大的困难和打击。
他们经历了艰苦的山区与草地的跋涉,同时还要应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在途中,西路军的人数不断减少,物资也不断匮乏。
最终,只有极少数人幸存下来。
中共红四方面军的惨败发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争时期。
当时,红四方面军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政权的强大进攻。
由于党内存在不同的意见和策略,红四方面军在一次次的战役中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尤其是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朱德的暴风骤雨战略下,军队的战斗力严重削弱。
最终,红四方面军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遭受了惨败,军队丧失了战斗力。
西路军的悲壮牺牲和红四方面军的惨败有着共同的原因。
首先,两个事件都发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初期,军队的组织和战略经验都相对不足。
由于缺乏足够的训练和指导,军队在战斗中没有形成有效的作战体系,战术上面临着许多困难。
其次,两个事件都发生在中国革命的艰苦环境下。
当时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各种不利因素对军队的发展和行动都带来了巨大的阻碍。
这两个事件所造成的悲剧是毋庸置疑的,但它们也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这些悲壮的牺牲和惨败使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认识到战争的艰苦和残酷性。
这促使他们更加坚定地为革命事业而奋斗。
其次,这些事件也帮助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改进了战略和战术。
这为今后的抗战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
总结起来,西路军的悲壮牺牲和中共红四方面军的惨败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重要事件。
红星照耀中国,练习题(含答案)
《红星照耀中国》)练习题本书(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不朽名著.作者于1936年6月至10月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根据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斯诺作为一个西方新闻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作了客观评价,并向全世界作了公正报道.全书共12篇,主要内容包括:关于红军长征的介绍;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主要领导人的采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红军的军事策略;作者的整个采访经历和感受等.由于斯诺在西北红色区域的冒险中引起的激情和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他用了后半生的几乎全部精力,对中国问题作继续的探索和报道。
《西行漫记》先后被译为二十多种文字,几乎传遍了全世界.该书不断地再版和重印,教育了千百万读者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使它成为享有盛誉,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
红星在西方语境中指下层民众参加的,造旧世界反的民主革命,《红星照耀中国》特指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有明显的赞誉意味.一、选择题1.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写道:“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次大迁移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流动的武装宣传。
”文中的“大迁移”是指( D )A、国民革命军北伐B、朱、毛红军会师井冈山C、北方少数民族南迁D、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2. 美国记者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写道:“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次大迁移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流动的武装宣传。
”文中的“武装宣传”是指( C )A、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扩大了革命影响B、太平天国北伐、东征,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C、工农红军的万里长征,成为“革命的播种机”D、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开辟了革命根据地3.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以纪实性手法向西方国家大量介绍了红色中国以及红军长征的事迹,一度风靡全世界。
2017年是红军长征胜利(D)1936A、51周年B、61周年C、71周年D、81周年4.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写道:“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火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无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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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网络整理,本司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如有异议或侵权请及时联系,本司将立即删除!== 本文为word格式,下载后可方便编辑和修改! ==红军长征的主要原因和根本原因红军长征在我国的历史上具有着伟大的意义,下面小编为大家搜集的一篇“红军长征的主要原因和根本原因”,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虽说有人认为下面一段文字是红军长征主要原因的满意回答,但是,以湖边上之见,它绝对不是红军长征的根本原因。
应该说根本原因是根,主要原因是干,干由根生。
红军长征是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由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会合后组成)、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分别从各苏区向陕甘苏区的战略撤退和转移。
其中红一方面军行程在二万五千华里以上,因此长征又常被称作二万五千里长征。
当时与中国共产党敌对的中国反动派将此事件称为“流窜”。
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反动派军第五次“围剿”,被迫退出根据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4年10月10日晚6点12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人,分别自瑞金、鄠都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红军的最初计划是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到达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
由于当时临时中央的领导者,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的时候,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红军虽然英勇作战,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但是自己也损失惨重,至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时,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已经锐减至3万余人。
而且这时反动派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调集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
在这革命的危急关头,在毛泽东等人的力争下,中央红军改变了原先的战略计划,决定争取主动,向敌人防御薄弱的贵州前进。
12月,红军在占领通道城后,立即进入贵州东部,一举攻克黎平,强渡乌江,把反动派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硬拼受挫 入川路断 百丈关怎成南下红军转折点?
硬拼受挫入川路断百丈关怎成南下红军转折点?硬拼受挫入川路断百丈关怎成南下红军转折点?势如破竹直逼成都平原军阀抱团进行殊死抵抗估计不足红军以少击多———1935年10月中旬,北上的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胜利结束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并击溃尾追敌骑兵2000余人。
与此同时,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也发起了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
此时,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手已经一个多月了。
北上的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联合作战,取得直罗镇大捷,而南下的红军却在百丈关失利,赤化四川的目标没能实现,被迫西进。
“打到成都吃大米”红军总政委张国焘于1931年奉派到鄂豫皖苏区担任中央代表,后来又到川陕根据地,长期领导红四方面军。
不少指战员出于对党的信任,一度对这位“张主席”有些迷信;尤其是基层指战员不知道红军指挥部已经掌握了破译敌人无线电密码的技术,把他说成是能掐会算的“活神仙”。
张国焘分裂红军后,南下的部队由红四方面军全部(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等五个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第三十二军(原九军团)组成。
他们再过草地,在川西高山峡谷间向南穿行。
红军战士虽然两过草地,体力疲惫,时至深秋还穿着夏装和草鞋,但战斗热情不减,取得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的胜利,甚至在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初期,也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战果。
胜利掩盖了一个事实:红军占领的地区人口很少、物产贫乏,也来不及进行根据地建设。
一些红军高级将领还有一个错觉:四川军阀内部派系林立,容易被各个击破。
张国焘鼓动南下的时候,攻击中央红军北上是“无止境的逃跑”,“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他提出了“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原因和经过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原因和经过红军长征路线图由于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等人左倾军事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
虽然红军英勇奋战一年,付出重大伤亡,但是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党中央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继而开始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
长征准备阶段1934年7月7日~1934年10月10日长征失利阶段1934年10月10日~1935年1月15日长征转折阶段1935年1月15日~1935年6月14日坚持北上和南下分裂阶段1935年6月14日~1935年10月19日发展巩固和南下受挫阶段1935年10月19日~1936年7月1日大会师阶段1936年7月1日~1936年12月12日各部队第一支是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的瑞金等地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的吴起镇今吴旗县,行程达二万五千里;第二支是红二十五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行程近万里,最早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
第三支是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初放弃川陕苏区,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第四支是红二、红六军团后同红一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1936年10月22日到达会宁以东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两万余里。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在一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众所周知,从1934年开始到1936年结束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面,红军辗转十四省,突破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封锁,唱响战略转移的凯歌,是人类近现代战争史上,凡人谱写的英雄史诗。
红四军选择北上长征的原因分析
红四军选择北上长征的原因分析由于中国与苏俄比邻,苏维埃俄国成立以后,就试图不断地推动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帮助组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为革命组织和行动提供政治支持,提供军事援助,派遣顾问人员。
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最终选择北上路线并落脚陕北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实现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
早在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前,中共已经明确了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
张国焘最初执意南下,可最终选择重新北上,究其转变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军事上的失败。
南下红军主要进行了两次大的战役,即绥崇丹懋战役和天芦名雅邛大战役。
绥崇丹懋战役红军取得胜利,击溃川军6个旅,但红军减员较多,弹药物资亦损失不少。
且追击不利,影响了扩大战果。
因此,敌军虽败,但主力尚存。
而在天芦名雅邛大战役中,前期红军取得一定胜利,但却引起了刘湘蒋介石对红军南下意图的高度重视,调集重兵对红军进行阻击。
激战近一个月,红军虽然歼灭敌军15000人,但自身也伤亡近万人。
百丈决战失利,南下或东出已不可能,南下战略已宣告失败。
第二:政治上的孤立。
张国焘的南下路线首先就遭到朱德和刘伯承的坚决反对。
此外红四方面军担任参谋长的陈伯钧同志也曾直接找到张国焘商谈,呼吁团结。
在整个南下过程中,他们都始终坚持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斗争。
第三:中共中央灵活的斗争策略。
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分裂行为采取了既斗争又让步的灵活策略。
在原则性问题上毫不让步,在非原则性问题上做些适当妥协。
第四:张浩的调解。
1935年11月张浩为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新战略和恢复断绝五年之久的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的联系,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代表团的重托到达陕北。
1935年12月22日,张浩致电张国焘向他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中国问题的许多意见。
同意张国焘提议召开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必要性。
1月24日,张浩致电张国焘、朱德,明确表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线”。
红四方面军经济供给问题探析
红四方面军经济供给问题探析[摘要]红四方面军(包括其前身红一军)由革命之初的几百人发展到几千人,再到后来发展到8万多人,最终成为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革命战争年代异常艰苦的环境下,经济供给问题直接决定着这支队伍的生死存亡,是这支红军发展壮大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相当有价值。
本文拟按照红四方面军革命历史进程的逻辑顺序,分为三个阶段——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期、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长征时期,分别对这三个历史时期经济供给的不同特点进行梳理,以期还原红四方面军经济供给问题的历史真相,探索战争年代红色力量成长的规律。
[关键词]红四方面军;经济供给;探析红四方面军(包括其前身红一军)是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从起初的几百人发展到几千人,再到后来的8万多人,彰显了旺盛的生命力,为中国革命军队的建立、发展和壮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
这样一支英雄的红色力量,是如何解决自身经济供给问题,不断发展壮大的呢?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研究成果并不多。
基于此,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为切入点,按照红四方面军革命历程的逻辑顺序,分为三个阶段展开。
以期借此抛砖引玉,推进对红四方面军史,乃至红军史的更深入、全面的研究。
1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期——经济供给的探索阶段从大别山工农武装割据到第四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西行转战三千里,是为鄂豫皖时期。
这个时期,属于红四方面军的草创阶段,斗争条件极为艰苦。
经济供给问题极端的艰难,其显著的特点是:前期主要是前线供给后方,根据地群众的支持起辅助作用;后期主要靠根据地经济供应前方,对敌作战缴获和打土豪起辅助作用。
1.1 打土豪分浮财是红军生活供给的重要来源通过打土豪、分浮财,筹集钱粮是当时红军解决生活问题的主要渠道。
《金寨县党史》记载:红三十二师成立后,“首先把队伍分散,四处打土豪,发动群众,以巩固后方……到一处,就消灭该地地主武装,没收地主的粮食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并向富户派款,筹划革命经费”。
揭秘长征中红四方面军南下由盛而衰真实原因
揭秘长征中红四方面军南下由盛而衰真实原因
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不久后,张国焘与党中央分裂,率红四方面军部队(含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越草地南下。
红四方面军突然南下作战,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和川军主力在百丈关进行决战,损失惨重。
百丈关之战成为红四方面军南下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红四方面军南下除了在战略方向上偏离了中国革命的重心地域,犯了方向性错误外,在军事战略上的失误也是值得认真检讨的。
一、行动突然是南下初战胜利的关键
红四方面军南下作战计划下达后,各部队立即开始行动。
对久困草地、饥寒交迫的红军战士来说,没有比“南下成都坝子吃大米”更能鼓舞士气了。
红四方面军南下行动坚决果敢。
卓木碉会议上,张国焘另立中央。
为了贯彻南下的战略方针,张国焘于1935年10月7日以“中革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绥丹崇懋战役计划》。
具体部署是:王树声率右纵队8个团沿大金川南下,夺取绥靖、丹巴;徐向前、陈昌浩率左纵队16个团沿抚边河南下,夺取懋功、达维。
大、小金川地区地形复杂,多为深山峡谷,水深流急,大部队难以展开。
红军取胜的关键在于出敌不意,迅速夺取渡口桥梁和山口要隘。
有的部队还创造了7天5战,疾进500余里的惊人战例。
经过12天的行军战斗,红军击溃川军6个旅,连克绥靖、丹巴、抚边、达维、懋功,取得南下第一阶段战役的胜利。
徐向前总结道:“这一仗是山地隘路战,很难打。
我军机智英勇,灵活迅速,充分发挥夜摸、奇袭和小部队大胆迂回穿插等战术特长,渡激流,穿峡谷,破敌垒,夺要隘,表现了红军无坚不摧的优良战斗素质。
”。
西路军的悲壮牺牲中共红四方面军的惨败
西路军的悲壮牺牲中共红四方面军的惨败西路军的悲壮牺牲与中共红四方面军的惨败在中国革命史中,西路军的悲壮牺牲和中共红四方面军的惨败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
这两个事件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和深远的影响,下面将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它们。
一、西路军的悲壮牺牲西路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部队,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中国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他们在长征过程中遭遇了严重的挫折,成为了革命历史上的一个悲壮牺牲。
1. 长征的艰难与困境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经过战略撤退后穿越整个中国,最终抵达陕北的一次伟大行军。
在长征过程中,红军面临着严峻的环境和敌人的追击,西路军就是其中的一支。
2. 西路军的悲壮牺牲由于长征途中的恶劣条件和频繁的敌人袭击,西路军遭受了巨大的伤亡和损失。
尽管他们不断与敌人作战,但在极度困苦的环境下,许多战士和将领不幸牺牲。
这种悲壮的牺牲精神展示了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
二、中共红四方面军的惨败中共红四方面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重要军队,然而他们在战争中遭遇了惨败,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重大损失。
1. 战略上的失误红四方面军在抗日战争中采取了不恰当的战略,将部队分散在多个地区,导致他们遭受了强大的敌人包围和困境。
这种战略上的失误造成了红四方面军的惨败。
2. 内外困境除了战略失误外,红四方面军还面临了严峻的外部与内部困境。
外部困境包括敌人的优势兵力和武器装备,而内部困境则来自于领导层的指挥失误和部队之间的不协调。
这些困境共同导致了红四方面军的失败。
三、西路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历史意义尽管西路军与红四方面军分别经历了悲壮牺牲和惨败,但这两个事件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解放军的成长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 英勇的精神西路军和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他们为了中国革命事业而悲壮牺牲,这种英勇的精神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教训与警示西路军和红四方面军的悲剧也教育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军队,使得他们深刻认识到战略规划、指挥作战和军事协调的重要性。
红军长征中主要遭遇了四大困难
红军长征中主要遭遇了四大困难,这里以中央红军为主体展开说明:第一,敌军的围攻。
红军一直处于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中,主要有薛岳率领的中央军、湘军、桂系军、川军、滇军、黔军,后来就是西北胡宗南的中央军。
第二,我党我军内部的错误和矛盾。
遵义会议前三人团贯彻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导致湘江惨败,力量损失过半。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妄图以军力挟持中央,导致红军内部的矛盾和危险。
第三,征途中自然条件的恶劣。
毛主席诗《七律-长征》里面写的很清楚了,还有过草地没写上,其他毋庸赘言。
第四,少数民族地区的社情民情。
受地方头面人物的煽动和欺骗,加上对国民党政府大汉族主义的反抗,少数民族人民不能接受外来的军事力量进入或经过他们的地区,甚至袭击红军,作为一支人民子弟兵,只能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而不能随便动用武力。
历经时间:1934~1936年间长征准备阶段(1934年7月7日~1934年10月10日)长征失利阶段(1934年10月10日~1935年1月15日)长征转折阶段(1935年1月15日~1935年6月14日)坚持北上和南下分裂阶段(1935年6月14日~1935年10月19日)发展巩固和南下受挫阶段(1935年10月19日~1936年7月1日大会师阶段(1936年7月1日~1936年12月12日)长征途经主要地点红1方面军长征路线何家冲、金家寨、泾县、旌德、陶家河、汤口、谭家桥红2方面军长征路线分水、淳安、怀玉山、常山、重溪、玉山、江山、横峰红4方面军长征路线弋阳、古楼、庆元、福安、宁冈、宁化、井冈山、雩都红6军团西征路线长汀、全州、桂东、信丰、瑞金、宁远、汝城、王母渡红7军团北上路线大田、良田、新田、宜章、城口、安远、界首、盘县、宾川红10军团北上路线会泽、绞平渡、靖县、黔西、遵义、威信(扎西)、西昌、红25军西征路线娄山关、木黄、中甸、安顺场、永顺、大庸、桑植、汉源重要事件:1.喋血湘江1934年12月2.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3.四渡赤水河1935年1月19日至1935年5月9日4强渡嘉陵江1935年3月28-4月28日5.抢渡金沙江1935年5月3日6 .飞夺泸定桥1935年5月29日7.翻越夹金山1935年6月8.包座战役1935年8月29日9.攻占腊子口1935年9月16日10. 直罗镇战役1935年11月19~24日。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甘根据地的内因考析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甘根据地的内因考析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发展历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央红军长征处境极其危急和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时刻,很多内因促成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甘根据地,而考证清楚这一内因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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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中国革命开启了新的征程,迎来了新的转折点。
为此,搞清楚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甘的内因,具有非常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一、中共中央的英明决策是落脚陕甘的先决条件“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仍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引起了民众的极度不满。
基于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与民众反侵略反压迫运动的高涨,同時,中共中央为了揭破国民党“红军扰乱后方”“中国无力抗日”“红军游而不击”的武断宣传,决定“派遣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1]。
揆诸史料,早在长征开始前,中央就已经提出了“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艰难,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的号召[2]。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实行,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开始战略转移。
1935年6月28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3],随后在召开的沙窝会议上重申了两河口会议的决议,“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4]。
这里尤为注意的是,在毛儿盖会议上,中央首次提及了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并在9月8日力促张国焘北进的指示中,强调“與二十五、六军配合行动……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南,开展新局”[5]。
中共中央原本想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但由于张国焘对战机的延误,对中央指示的一度抵制,最终分裂南下,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后来被毛泽东形容为“最黑暗的时刻”,迫使中央曾一度想放弃到陕北去。
红军南下抗日失败教训
红军南下抗日失败教训
地理环境因素 4. 地理环境因素:红军南下过程中,需要穿越地理环境复杂的地区,如湘江、贵州 等地。这些地区的恶劣地理环境,使得红军的行军速度和补给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党内分歧 5. 党内分歧:在红军南下过程中,党和军队的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这些分歧 和争论影响了红军的作战决策和执行力,导致了红军在作战中的失利
红军南下抗日失败教训
敌强我弱 2. 敌强我弱:当时,国民党军队在兵力、武器装备和训练等方面都优于红军。红军在南 下过程中,面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陷入了恶劣的作战环境 缺乏群众基础 3. 缺乏群众基础:红军在南下过程中,进入了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当地群众对红军缺乏 了解,使得红军难以得到群众的支持和帮助。这导致了红军在作战中难以获取情报和补给 ,影响了红军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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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活即将结束,在此,我要感谢所有老师和一起成长的同学,是你们在我的 大学生涯给予了极大的帮助。本论文能够顺利完成,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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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失败教训
目录
红军南下抗日失败教训
红军失败教训
红军南下抗日失败教训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这次失败教训 的发生,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战略决策失误 1. 战略决策失误:红军在出发前,对国民党的政治态度和军事实力缺乏准确的判断,导 致在战略决策上出现了失误。红军误以为国民党愿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忽视了国民党的 反共本质,导致了红军在南下过程中陷入困境
红军南下抗日失败教训
失败教训
1.宝贵经验 红军南下抗日失败教训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在革命战争中,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 加强党的领导和内部团结、广泛发动群众、准确判断形势和敌人实力是非常重要的。只有 做到这些,才能使革命事业不断取得胜利 2.血的教训 教训:在革命战争中,加强党的领导和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党的领 导薄弱、统一战线工作不到位,可能会导致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损失
曲折征程——红四方面军的长征
曲折征程——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作者:徐占权,徐婧来源:《党史博采·纪实(上)》 2016年第9期张国焘放弃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是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起来的三大主力红军之一。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到川陕地区,创建了川陕根据地,接连粉碎国民党川军的三路围攻、六路围攻,部队迅速发展到8万余人,连同地方武装和机关工作人员达10万之众。
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至4月21日,共歼川军12个团,约1万人,一度占领了阆中、南部、昭化、剑阁、梓潼、平武、彰明、北川等8个县城,控制了嘉陵江、涪江之间的广大新区,部队发展到5个军11个师33个团。
嘉陵江战役胜利后,红四方面军立即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在地方党组织的积极配合下,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
至4月底,先后在南部升钟寺、保成寺及江油界石坝等地建立了区、乡革命政权和阆南县苏维埃政府。
同时,还组建了升钟寺独立师,余岱生任师长,下辖7个大队,共1500余人,形势对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十分有利。
在此期间,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乘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后立足未稳,于3月28日占领了宁羌;王缵绪部于4月4日占领了南部、16日又占领了阆中;唐式遵部于4月8日占领了南江、长池。
当时,张国焘对于国民党军向川陕根据地的逐步推进,错误估计了形势,率领后方机关和第33军、地方武装以及部分地方干部,陆续撤到嘉陵江以西地区,在川陕根据地内仅留刘子才、赵明恩等300余人坚持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川军唐式遵部乘机于4月14日占旺苍坝,21日占苍溪。
但是,当时位于红四方面军北面的胡宗南部和东面的刘湘部,一时赶调不及,为红四方面军实现清江渡会议确定的:“依托老区、发展新区、向甘南发展”的方针,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然而,张国焘对敌人尚未到来的进攻和川陕根据地某些暂时的困难作了过于悲观的估计,未同前线指挥作战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商量,也未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即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准备实行战略转移。
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原因新论
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原因新论
王德新
【期刊名称】《理论学刊》
【年(卷),期】2002(000)001
【摘要】目前,史学界仍然有人认为,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失利,撤出鄂豫皖根据地是张国焘推行逃跑主义的结果。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不公正的,其主要理由有以下几点。
【总页数】2页(P49-50)
【作者】王德新
【作者单位】潍坊学院,山东,潍坊,26104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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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的失利
亮亮: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经过两天的激烈争论,最终确定了川陕甘军事战略方针,就在做出会议决定的当天,中革军委也制定了松潘战役部署,规定一、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前进。
第二天,中革军委正式下达《松潘战役计划》,红一、四方面军随即分路北上,左中右三路红军共计有30我个团的兵力,统帅这三路人马的也是红一和红四方面军最具实力的将领,左路林彪、中路徐向前、右路陈昌浩。
另外,还有八个团组成的岷江支队,由王树声率领,四个团组成懋功支队,由何畏率领,负责牵制敌人,掩护作战和巩固后方。
值得一提的是,这几路大军,除了林彪属于红一方面军,剩下的都是“红四”的将领。
然而,松潘战役进展并不顺利,从6月29日中革军委下达正式战斗命令,直到7月31日松潘战役落下帷幕,前后历时一个月,红军虽然给对手一定的打击,自己也损失惨重,甚至于由于缺粮还造成饿死人的惨剧发生,松潘战役之所以失利,一直以来有这样一个说法,几成“定论”。
这就是说张国焘“以…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未解决为由,按兵不动”,正是由于张的争权导致红军丧失了消灭胡宗南部,夺取松潘的有利战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才不得不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红军改经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草地北上。
其实,只要稍微梳理一下这次战役的时间表,就可以发现,这个所谓的“定论”是值得商榷的。
比如6月29日,松潘战役命令发布时,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全部,第九军大部以及第四、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各一部,已经进入了岷江以西,并立即遵军委命令向北进军。
其中第三十军主力就是最早进至毛尔盖的先锋部队之一,“红四”按兵之说应该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松潘战役失利呢?松潘战役终止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新制订的《夏洮战役计划》之中写的明白,我松潘战役是由于预先估计不周,番反阻碍及粮食困难顿失时机。
此外,尽管“红一”和“红四”的会合,令红军实力大涨,但是和号称国军“最精锐”的胡宗南部相比,红军无论是兵力还是作战条件、武器装备都明显处于劣势。
试析红四方面军的长途战略转移
作者: 李作强
出版物刊名: 史学月刊
页码: 83-85页
主题词: 战争史;红四方面军;西进;学术界;战略转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战略意图;长期坚持;
鄂豫陕;红军
摘要: <正>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退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西进鄂豫陕边,转战陕南、川北开创了川陕苏区。
对于这一战略行动,学术界的评价不尽一致。
红四方面军撤离长期坚持的根据地,远距离转战,重新开辟新区,在红军战争史上是第一次。
对此如何评价,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所谓“战略转移”,即是指重大的、带全局性或决定全局的行动。
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转移川陕是不是决定全局的行动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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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国焘对南下作战认识的变化
南下初期取得的胜利,给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指挥员造成了错觉,以为一口气可以拿下成都平原。但红四方面军半个月的行军作战,锐气已减,急需休整。下一轮进攻开始前,张国焘的内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认为已经无力拿下成都平原,部队以进西康休整为好。10月31日,张国焘致电前方的徐向前、陈昌浩,电文对继续南下攻击提出了质疑,明确要求西进康区:“(丁)依各方情形看来,政局将为有利于我之变化,我们须准备更艰苦较长期的战争,不可图侥幸和孤注一掷。(戊)如有相当把握,宜由右翼打天全敌之左侧,或由太平、双河间打下去,不宜用重兵出大川,请兄按实况决定。(己)西康为我唯一后路,不可以西康落后说自误。即道孚亦比绥靖人口多出产多,康定、道孚若为我有,粮食解决,有宽广后方,且能向西昌方向发展。在敌能守住邛、大、名、天、芦一带碉堡线时,即宜不失时机取康定为好。”
从11月18日起,川军在百丈地区大举反攻,拉开了决战的序幕。百丈关位于名山至邛崃间的大路上,是雅安通向成都的必经之地。这一带基本上是小丘陵,地势开阔,除了靠近百丈关的挖断山是横断公路的一座小山,其余无险可守。这样的地形适合大兵团作战,而不利于擅长游击战和山地战的红军。川军以6个旅、20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红三十军阵地猛攻。红军指战员忍着连日作战的疲劳与优势之敌殊死搏斗,子弹打光了就用大刀。方圆十余里内的水田、山丘、沟壑都成了敌我争夺的战场,杀声震天,尸横遍野。
一、行动突然是南下初战胜利的关键
红四方面军南下作战计划下达后,各部队立即开始行动。对久困草地、饥寒交迫的红军战士来说,没有比“南下成都坝子吃大米”更能鼓舞士气了。红四方面军南下行动坚决果敢。
卓木碉会议上,张国焘另立中央。为了贯彻南下的战略方针,张国焘于1935年10月7日以“中革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绥丹崇懋战役计划》。具体部署是:王树声率右纵队8个团沿大金川南下,夺取绥靖、丹巴;徐向前、陈昌浩率左纵队16个团沿抚边河南下,夺取懋功、达维。
11月17日下午,红军向黑竹关廖泽旅阵地发起攻击后,廖泽亲自到前方碉堡里督战:“这里是我们死守的阵地,人在阵地在,不能后退,也无可退之地。后面就是邛崃总指挥部,你们如果发现有后退的官兵,准予执行我的命令,就地枪毙!”在廖泽手枪队的督战下,川军士兵又抄起机枪,向红军猛烈扫射,遏制了红军的进攻。廖旅的士兵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抵抗意志,与以前相比已经判若两军。
大、小金川地区地形复杂,多为深山峡谷,水深流急,大部队难以展开。红军取胜的关键在于出敌不意,迅速夺取渡口桥梁和山口要隘。有的部队还创造了7天5战,疾进500余里的惊人战例。经过12天的行军战斗,红军击溃川军6个旅,连克绥靖、丹巴、抚边、达维、懋功,取得南下第一阶段战役的胜利。徐向前总结道:“这一仗是山地隘路战,很难打。我军机智英勇,灵活迅速,充分发挥夜摸、奇袭和小部队大胆迂回穿插等战术特长,渡激流,穿峡谷,破敌垒,夺要隘,表现了红军无坚不摧的优良战斗素质。”
川军没有想到红军会原路返回南下:“认为红军可能开进到草地后,在国民党各军的包围下会土崩瓦解,产生了轻敌观念。因此,各级军官特别是营以上的军官昼夜赌博,忽视了警戒和继续侦察红军动态;二十军占领懋功、抚边后,部队的给养就地征发。因而明目张胆地采用各种方法向地方抢粮,或由当地保甲长向农民强派,迫使老百姓男女老幼日日夜夜都为部队送粮;或派兵下乡挨门挨户搜粮,造成十室九空,引起群众怨恨,失去民心。所以当红军突然大举反攻时,第二十军战备松驰,战斗一开始,担任前线警戒的各部队,一枪未打就崩溃下来,懋功附近的高地为红军所占领。只有一天多时间,我们就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向后方溃逃。”
红四方面军南下的胜利,成都告急重庆震动。但国民党高层判断红军已无力扩大战果。国民党在成都的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认为:“自古以来成功事业者,都要得到天时地利人和,如今红军天时很坏,严寒将至,岷山已降雪,天寒无衣岂能久踞?论地利,红军所据尽是汉彝杂处的山区,地瘠民贫,作战无粮何以为计。”国民党参谋行营主任贺国光认为:“毛泽东主北上,张国焘主南下,这显然是分裂征兆,必然会影响战斗力。共匪兵力一分散,加之久战疲惫,同心协力的条件已不存在,又加之弹药不足,虽滇川军屡败他们得到一点弹药,也不能久战。红军防线北自大邑、邛崃,南至荥经、汉源,区区一个方面军,数万之众扼守300里以上防线,已到了强弩之末。”
对于张国焘和前方将领在是否继续打下去的分歧,徐向前回忆道:“战役过程中,红军以主力西取康定、泸定,还是东扣名山、芦山,发生了不同的意见。张国焘要我们重点夺取康、泸,将来以道孚为战略后方,在西康地区发展。我和陈昌浩商量,觉得还是按原定的作战计划,重点加强左翼的攻击,夺取天、芦、名雅地带为上策。一是这带人烟和粮房较多,部队易于得手,如能乘胜东下川西平原,可获更大补充,过冬不成问题;二是距离转战于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较近,能对他们起到有力的策应作用。如果重点向西康发展,则人粮补充不易,气候寒冷,过冬困难,不利策应二、六军团转战。”“张国焘未再坚持他的意见,我们遂挥军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
此时红四方面军攻克天全,士气正旺。徐向前、陈昌浩7日复电张国焘,通报了红军胜利的战果后,陈述了继续打下去的理由:“目前这带粮房人烟极多,村落大于巴川,群众正纷纷回家,各地已开始成立游击队与扩大红军,物质基础很好。如能深入工作,补充人、物较易。……如能多集中兵力在这带打,甚有把握。如马上进西康,补难,减员更大,力分散,天气极冷,对二、六军团配合无力。”
11月13日,南下红军展开新一轮进攻,占领了名山县城和百丈镇,直接威胁设在邛崃县城内的刘湘“剿匪”总部。
获悉红军南下的消息,蒋介石判断红军的目标是成都平原。为了堵截和消灭红军,他在重庆建立“行营”,主持“剿匪”事宜。派遣大批国民党军政大员到四川,加强统治。对川军进行整编,将部队员额缩减三分之一,但充实了建制,补充了武器弹药,使战斗力比以前有明显的增强。蒋介石把川军统一到他的指挥下,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所有经过整编的川军都要听从统一调遣,不得各行其是。当红军南下懋功、丹巴时,刘湘已经调兵遣将,在雅安、天全、名山一带严密布防,决心和红四方面军决战。
红四方面军南下直接的作战对象是川军。当时川军在大、小金川一线布防,分兵把口。川军松懈,也使红四方面军得以迅速扩大战果。自红军北上后,这里川军的职能发生了变化:“约在9月初,红军突破胡宗南纵队封锁后,蒋介石不了解红四方面军要南下,认为四川无战事,除令胡宗南部开回甘肃外,另准备调薛岳所部去进攻红二、六军团,并将四川‘剿共’总司令刘湘所辖各路军名义撤销,一律改为绥靖区,将各路总指挥的名义改为各区司令官,规定任务是:清除‘匪患’,修筑碉堡,兵工筑路,抚恤流亡、办理善后,训练团队等项。”
这是张国焘另立“中央”后给党中央的第一封电报。此时收到张国焘的电报,与红四方面军恢复了电讯往来,对于中央来说,还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似乎受红四方面军取得战果的影响,中央的回电中也通报了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会合及中央正在设法与白区党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的好消息。电报没有再指责红四方面军的南下,反而同意红四方面军向川西发展:“关于方针你们目前应坚决向天全、芦山、大邑、雅安发展,消灭刘、邓、杨部队,求得四方面军的壮大,钳制川敌主力残部,川、陕、甘、晋、绥、宁西北五省局面的大发展。你们战况及工作情形,应随时电告党中央”。
19日,激烈的战斗达到顶点。天一亮,川军就向红军阵地发起攻击。红军占据了川军修筑的碉堡,用机枪向川军扫射。在红军几十挺机枪的密集扫射下,川军一排排被打倒在水田里,横七竖八躺倒一大片。川军指挥官急红了眼,以每人20块大洋的代价组织敢死队,同时用迫击炮、重机枪压制红军火力,拼命往上冲。徐向前冒着炮火亲临三十军指挥部,要求部队顶住敌军攻势,适时转入反攻。三十军战士打得十分英勇,寸土必争。双方僵持之时,天空中突然出现了国民党飞机,在红军阵地纵深狂轰滥炸。红军没有防空武器,也没有对空射击经验,顿时四散隐蔽。不少战士在开阔地找不到隐蔽地方,在敌机轰炸扫射下牺牲。川军乘势卷土重来,红军伤亡过大,在敌机扫射和川军进攻下被迫后撤,退入百丈镇中,与川军巷战。
张国焘之所以放弃了自己向西转进西康的主张,同意了前线指挥员继续指挥部队向成都平原进攻,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用更大的胜仗,向已经北上的中央证明,红四方面军南下是正确的。11月12日,百丈关大仗之前,由于四方面军刚攻下天全、芦山,取得的战果比预想的还要大。张国焘发给林彪、聂荣臻、彭德怀、徐海东等军事将领转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的电报中不乏得意之语:“这一胜利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建立川康苏区胜利的基础,证明了南下不利的胡说,达到了配合长江一带的苏区红军发展的战略任务,这是进攻路线的胜利,甚望你们在现地区坚决灭敌,立即扩大苏区四方面军决定乘胜继续南下,制订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10月20日,朱德、张国焘批准并发布了这个作战计划。战役开始后,红军进展势如破竹。十几天内,红军连克宝兴、天全、芦山三县,歼敌3000余人,控制了大渡河以东、懋功以南、邛崃山以西和青衣江以北大片地区,造成直下川西平原、威胁成都的态势,令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极为震惊。
徐向前、陈昌浩正在指挥部队前进,没回电报。张国焘不见回音,11月6日又致电徐、陈,再次明确提出部队西进康区:“我沿路病号掉队多,各团人员少,一时无多补充,敌力渐集,续攻难图大胜,占地亦难巩固。”要徐、陈“宜查明沿金川两岸转移兵力即取康、泸办法”。此电文清楚地表明了张国焘内心的想法:红军在经历南下艰苦征战后,已经不可能再打大仗了。他预见到红军向成都平原进军,将会遭到川军的顽强抵抗,前途不容乐观。
三、低估川军实力是百丈关失利的主要原因
面对红军凶猛的攻势,蒋介石向刘湘下了死命令:“探报天芦失守,名雅告急。我军节节败退,全无抵抗能力,以至士气沮丧,纪律荡然,剿匪前途良堪浩叹!应严饬各高级将领负责坚守名雅,倘再有疏失,决以军法从事。并须设法打通名雅交通。无论如何,邛、名、雅、荥、汉、泸、康之线非固守不可”。这时,蒋介石也把精锐的薛岳纵队和部分空军调到川西前线。
面对不断压上来的川军增援部队,红军已经打到筋疲力尽的地步。红军总指挥部果断决定:不在名山、邛崃、大邑一线与敌军拼消耗,全军后撤到九顶山、天台山和莲花山一线扼险防守,红军撤离百丈镇。21日在百丈前线指挥作战的徐向前给张国焘、陈昌浩发去一封电文:“25师、88师兵力已疲劳,且减员很大,前面地形辽,布置极难,暂失集兵乘胜大灭敌良机,敌力已集在援救地区,与之死拼恐无益有损。”电文中看出,红四方面军已经无力再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