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备集团的文化理念及其作用(精)

论刘备集团的文化理念及其作用蜀国何以兴？何以亡？前人有很多探讨。

如：苏辙认为蜀亡是因为“弃天下而入巴蜀”；[1]苏东坡在《诸葛亮论》中则认为“孔明之失，在不能收荆州，荆州不守，而克复中原之机去矣！”; [2]王夫之则认为“以形势言，出宛洛者正兵也，出秦川者奇兵也，欲昭烈自率大众出秦川，而命将向宛洛，失轻重矣。

”。

[3]这些观点大都是单一地从军事谋略角度去解释。

我们如果深一层去探讨这些军事谋略背后的思想动因，那么就不能不要涉及刘备集团的文化理念问题。

因为文化理念是一个组织的共同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抽象,是对于理想的目标模式及其实现基本途径和方式的一种信仰、追求。

文化理念一旦形成，就会成为组织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成为组织行动的指导思想，从而对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故此，探讨刘备集团的文化理念以及其在蜀的兴亡中的作用，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刘备集体的文化理念的内涵任何文化理念都是规律性和价值性的统一体。

一个成功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理念，从规律性看，它必须是对客观事物本质的概括和抽象，必经体现时势的要求，顺应历史的潮流；从价值性看，它又反映了主体的价值构成、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价值标准。

那么，刘备集团从自身的利益、需要出发，经过对社会现实的审视、分析，提升了一个怎样的文化理念呢？(一) “义”是刘备集团文化理念的核心内容?1、“义”是时势的要求东汉末年，外戚专权，黄巾军农民大起义，汉室处于倾颓之势。

尤其是董卓弄权之后，保卫汉室、挽救汉室、复兴汉室理所当然成为各州郡官吏和地主豪强最大的“义”，这是封建道德的重中之重。

“义”很快成为当时的文化潮流，也自然而然成为各方势力进行军阀割据的最堂皇的旗号。

试引述几例：?⑴“灵帝末，黄巾起，州群各举义兵”[4]——各州郡虽然内图相灭，相互倾轧，但是无一不是外托“义兵”之名。

⑵“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鸠后，荡覆汉室。

人人皆得讨贼。

于是,大举义兵,名家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之会，万里相赴。

”[5]-——董卓是“贼”，从大举义兵讨“贼”的盛况可以看出，“义”在当时的号召力是何等的威猛。

⑶“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6]——曹操处处、时时宣称自己起兵是为了天下，是为了扶衰拯弱，自己是“义兵”。

⑷“今迎朝廷，至义也”，[7]“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

诚因此时，奉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8]——在汉帝流离失所的情况下，奉迎天子无疑是当时最要紧、最基本的“义”。

沮授和荀彧的观点是当时非常普遍，也非常有代表性。

⑸“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

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9]——刘备当时疲于奔命，到处依附他人，但他也打出了“大义”的旗号。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明显看出：“义”是当时汉末社会现实在文化价值取向上的一个反映，一个客观要求，它顺应时势所指，也顺从民心所向。

2、“义”是对历史的顺应“义”不仅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对历史传统文化的一种顺应。

众所周知，整个东汉时期弥漫的文化思潮是谶纬神学——神化了的儒学。

所谓的“谶”，是一种用隐秘的语言预决吉凶。

东汉光武帝刘秀就是大肆利用“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10]的谶文来夺得皇位的。

所谓的“纬”，是对“经”而言，是由儒家们用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的学说对儒家经典进行穿凿附会，演绎而成的神秘说教。

刘秀即位之后，即命人整理校定图谶，并于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子天下”[11]。

从此，谶纬神学被定为官方哲学，儒者争学《图纬》。

在这种图谶纬经学浸淫下的东汉人，深信“天子受命于天，诸候受命于天子”[12]的“受命”说，从而对皇权的臣服与维护到达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

正有因为有“光武、明、章之遗化”，才会出现东汉末年“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至有触冒斧铖，僵仆于前，而忠义者发，继起于后，随踵就戮，视死如归”[13]的悲壮景象。

也正因为历史文化缘故，各诸候豪强都视匡扶汉室为“大义”，“至义”，“州群拥兵专地者，虽互相吞噬，犹未尝不以尊汉为辞”，他们更不敢轻易窥视汉室，取而代之。

例如：⑴袁绍当上讨伐董卓的各路诸候的盟主之后，“与冀州牧韩馥立幽州牧刘虞为帝，遗使奉帝诣虞，虞不敢受。

”[14]⑵袁术自以为四世公辅，百姓所归，“用河内张炯之符命，遂僭号”[15]，称帝于淮南。

结果，立即招致吕布的反对和曹操的征伐。

⑶公元?21?9年，“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同时，陈群、桓阶等大臣也劝曹操称帝。

但是，曹操却大骂孙权“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16]曹操这个“汉相”虽然权重一世，却至死也不敢逆传统文化的“义”，冒天下之大不韪，取汉帝而代之。

宋司马光分析曹操“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其志之不欲”，而是“犹畏名义而自抑也”[17]。

信然！⑷曹丕称帝，而不敢光明正大，而要羞羞答大地搞个“禅让”仪式，迫汉帝下诏说“行运于曹氏……追踵尧典，禅位于魏王。

”[18]曹丕再三假意推辞之后才登坛受禅。

此外，他还大造谶纬舆论，宣称天命之移授，是河洛所表，图谶所载；并以此掩饰他的不“义”。

⑸刘备集团在“义”面前更是马虎不得。

他只有在“曹丕篡杀弑，湮灭汉室，窃据神器，劫迫忠良，酷迫无道。

人鬼忿毒，咸思刘氏”之后，并且也宣称“考省《灵图》，启发谶纬，神明之表，各讳昭著。

宜即帝位，人以纂二祖”[19]，这才敢称帝。

由此可见，东汉末年的人对汉皇权的维护与臣服的思想是非常根深蒂固的。

正如《宋书》所说：“汉氏载祀四百，比祚隆周，虽复四海横溃，而民系刘氏，惵惵黔首，未有迁奉之心。

魏武直以兵威服众，故能坐移天历，鼎运虽改，而民未忘汉。

”[20]刘备集团始终打着恢复汉室的旗号，提炼并高举“义”这个文化理念，无疑是顺应传统文化心理，并赢得当时很多英雄豪杰的拥护与支持。

3、刘备集团的“义”最为正统所有的割据力量都宣称自己是“义兵”，攻打别人是“义举”，其目的都是为了“大义”。

那么，谁被人们承认是真心保卫汉室、挽救汉室、复兴汉室，即是最正统的“义”呢？这不能不剖析曹、刘，孙三大集团的“义”。

⑴曹操集团的“义”。

曹操采纳毛玠的建议“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21]，通过迎天子都许而取得了挟天子而令诸候的政治优势。

他到处宣称自己“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举义兵以诛暴乱”，“兵以义动”，一切都是为了“扶衰拯弱”[22]。

但是，袁绍骂他“豺狼野心，潜苞祸谋，乃欲挠折栋梁，孤弱汉室，除灭中正，专为枭雄”[23]；刘备骂他“包藏祸心，篡盗已显”，“陵轹汉室，篡盗之心，人人皆知”[24]；孙权骂他“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周瑜也骂曹操“托名汉相，其实是汉贼也”[25]；很明显，曹操集团的“义”并没有得到众人的认可。

毕竟，他手中的“汉”、“天子”只不过是他完成自己霸业的一个工具、一个棋子而已。

⑵孙权集团的“义”。

孙氏三世，虽然也宣称要匡辅汉室，但是，从孙坚的“为国家讨贼”[26]，到孙策的“东据吴会，报仇雪耻，为朝廷外藩”[27]，再到孙权的“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28]，无一不显示孙权集团“义”的苍白无力。

孙权集团三世都不甚掩饰自己凭借长江天险的地理优势，裂地为王这样的图谋，“义”的观念非常淡薄。

比如：公元?21?4年，孙权向曹操“上书称臣，称说天命”[29]；曹丕称帝号，孙权不顾群臣的反对，“使命称藩”[30]，并多次接受魏帝的封赏；这和刘氏与魏誓不两立，不共戴天是截然不同的。

⑶刘备集团的“义”。

刘备是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刘备集团的“义”可以用诸葛亮《隆中对》的最后一句话来高度概括：“霸业可成，汉室可兴”[31]。

事实上，众多割据集团中，唯有刘备集团自始至终、旗帜鲜明地打出复兴汉室的旗号。

刘备自称汉中王上书给汉帝时，宣称自己是为了“扫除寇难，靖匡王室”，“扑讨凶逆、以宇社稷”；刘备部下要求汉帝封刘备为汉中王时，上书说刘备“肺腑枝叶，宗子藩翰，心存国家，念在弥乱”；尽管曹操父子侵擅国权，但汉帝犹在，刘备也一直在形式上向傀儡汉帝俯首称臣；公元22?0年，曹丕窃居神器，改年黄初，有传闻汉帝被害，刘备立即“发丧制服，追谥曰孝愍皇帝”，第二年才以“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32]为由，以汉的继承者的身份登上帝位。

此外，刘备集团的“义”之所以被当时人奉为“正统”，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刘备的出身。

“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这帝室之胄虽然世数悠远，昭穆难明，有点牵强附会，但是曹操、孙权等并非刘姓，传统文化力量理所当然追认刘备为正统。

其二是“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33]，即所谓的“奉诏伐曹”。

与车骑将军董承奉诏伐操，是刘备一直炫耀的一段历史，也是其重要的政治资本之一。

因为有了“奉诏伐曹”，才有了曹操的“汉贼”，自己的“义”才成为最“正统”的义。

后来的东晋习凿齿写《汉晋春秋》，也把蜀汉作为正统。

可见，刘备集团的“义”影响深远。

(二)“仁”与“信”是刘备集团文化理念的重要内容能够集中体现刘备集团的“仁”与“信”有三件事：第一件事：刘表新死，不忍攻琮。

公元208年，曹操南征荆州。

刘表刚刚病死，懦弱无能的刘琮代立。

诸葛亮以及归附刘备的很多荆州豪杰都劝说刘备攻打刘琮，占领荆州。

但是，刘备认为“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见刘荆州乎！”[34]，不忍乘机攻打刘琮。

结果，曹操大军一到，刘琮乞降，刘备出逃，错失了一个夺取荆州的大好机会！第二件事：当阳撤退，不忍弃众。

曹军直逼荆州，刘琮乞降，刘备慌忙向江陵撤退。

“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备。

备过辞表墓，涕泣而去。

比到当阳，众十余万人，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有人劝刘备弃众速行，既是可躲避曹军追杀，又可保守江陵。

但是，刘备以“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35]而加以拒绝。

刘备这种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危而言不失道的仁爱理念，的确能情感三军，震动万民。

更值得一提的是，刘备在这种情形下是弃妻儿南走，幸好赵云拼死保卫，甘夫人和幼子刘禅才得免难。

第三件事：标榜仁信，拒袭刘璋。

公元211年，刘璋派法正迎刘备入益州。

法正劝刘备乘机攻打刘璋，夺取益州。

庞统也劝刘备夺取益州作为大业之基。

此时，刘璋懦弱无能，张松又在内响应，夺取益州的确是易而反掌的事情。

但是，刘备却拒绝入益州。

他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

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

”在这里，刘备非常明确提出自己的文化理念，把“信义”看得非常之重，违背“信义”，即使是对自己非常有利的军事行动也必须放弃。

后来，庞统以“逆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36]这才说服刘备入益州。

初入益州，刘璋与刘备相会于涪，庞统又劝说刘备趁机擒拿刘璋，从而兵不血刃地占领益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