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人性论

孟子的人性論

摘要：人性问题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论的热点之一，孟子在激烈的争论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人性本善”，从而为他所倡导的仁政学说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这也是他对人类的自信，是其乐观性格的表现。本文从人性平等、人性有别于物性、善性可变、顺其性而长其义、从人性到仁政五个方面探讨了孟子的人性论，以便更深刻地理解其性善论思想。

一、人性平等———善

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生来就具有善的本质。“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人都有不忍加恶于人之心，当人们看到小孩掉到井里的时候，每个人都会产生救的想法，在孟子看来没有同情心的人就不能算是人；没有羞耻心的人不能算是人；没有谦让心的人不能算是人；没有是非之心的人也不能算是人。恻隐之心是仁的发端，羞恶之心是义的发端，辞让之心是礼的发端，是非之心是智的发端。人生来就有这四种道德发端，就好比人生来就有四肢一般。在此，孟子认为人皆有四心，将四心作为为人的标准，有四心就能做到仁、义、礼、智，也就能为善了，于是善是人与生俱来的。在《告子上》中孟子有这样一段话“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

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认为从人的天生本质来看，是可以为善的，这也就是他所谓的人性善良。至于有些人做不善的事情，并不是他们天生本性如此，四心人人都有，有了四心也就可以做到仁、义、礼、智这些善的道德标准了。所以说仁、义、礼、智并不是外界强加的，而是人本身就有的，不过不曾思考它罢了。孟子把人这种与生俱来的善性称为“良知”、“良能”。

二、人性有别于物性

告子曰：“生之谓性”、又说“食色，性也”。（《告子上》）告子是以人的生理本能和欲望为性，他将人的自然本能、自然属性定义为人性，认为人性与物性是一致的，抹煞了人性与物性的本质区别，忽视了人的理性对感性情欲的制约。孟子则对其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驳。

孟子认为物虽有性，但人之性与善俱生绝不同与物之性，就如白羽、白雪、白玉三者同为白色，但三者的性质不一样，白羽之白之性轻，白雪之白其性易消，白玉之白其性则坚，而人之性，犬之性、牛之性都各不相同。由此可见，告子“生之谓性”的观点，是从人的生理本能着眼的，超出了人的“类”本质，把人和动物的界限给模糊起来了，孟子则是从人的“类”本质来考察人性的，是把人和动物相对待来论证人性问题的“。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告子上》）在此，孟子明确的用“类”区分了人与物。事实上孟子也正是以“类”的观念来区分性的，人不同于物，人有理性有伦理道德，所以人能为善而不单纯的满足生理需求，并且在孟子这里所谈的人性也正是指认主观精神方面的道德理性情感。这样孟子

就将仁、义、善等这些美好的伦理道德作为人与禽兽本质的区别了。在《离娄下》中：“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人和动物的区别很小，普通百姓丢弃了这些差别，君子则保存了这种差别。舜明白事物的道理，又了解社会人伦，并顺从仁义去做事，而不是把仁义当作手段来使用。由此可见孟子认为人性是与善俱来的，人能施善言、善行，能行仁义，所以人性善于兽性。

三、善性可变

孟子肯定人性都是善的，但他并不否认人有可能行不善，孟子所谓的“善”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人都有四心，但是四心只是四德（仁、义、礼、智）的发端。受后天的环境和欲望的诱迫，人可能会做出不善的行为。“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告子上》）孟子曰：“富岁，子弟多懒；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将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告子上》）丰年的时候，年轻人大多懒惰；灾年的时候，年轻人大多横暴，但这并不是由人的天生资质不同造成的，是由于受客观环境的影响造成的。“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徙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告子上》）仁义礼智是人本身所固有的，追求它就能得到，放弃舍掉它就会失去。人们之间之所以能相差一倍甚至无数倍，主要是不能很好的发挥自身善的资质的缘故。“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

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之其乡。’惟心之谓与？”（《告子上》）人的善心是需要“养”的，如果不加以发挥修养则失去人本有的善性。孟子强调了人的本性是相同的，之所以有善恶的区别是因为外部条件的影响，所以他指出要以仁义道德等规范加强自身修养，就能使人的行为和本质保持一致了“。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

四、顺其性而长其义

孟子坚持人的善性是先经验而存在的，是与生俱来的，所以他坚持反对告子提出的“仁内义外”说。告子曾说“食色，性也，非内也。”（《告子上》）由于告子把人性看成是人的生理本能，所以有仁内义外的说法，他曾以人应尊敬自己的长者为例，来说明义是外在的，不是内在的，由于长者比自己年纪大所以才应当受到尊敬。决定的因素是长者的年龄，是外在的因素，不是由本人内心有没有尊长的要求来决定的。同样的自己的弟弟则爱之，秦人的弟弟则不爱，这是由于自己内心想这么做是内在的因素决定的。孟子则对告子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仁义都是内在的即善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外在强加的，之所以尊敬长者不是因为长者的年龄比自己大，而是自己内心所拥有的道德情感致使自己乐意那么去做。如果只是因为年长的原因的话，老马和老人都年老，那么尊敬老马就和尊敬老人应该一样了，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同样的，秦国的烤肉和自己国家的烤肉虽然不一样，但都喜欢吃，所以决定因素不在于烤肉的味道而在于自己内心想吃烤肉。由此观之，

仁义都存在于人内心。“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曰‘：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异于长人之长与？……、’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为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曰‘：嗜秦人之炙无异于嗜吾炙，夫物者亦有然者也，然则嗜炙亦有外欤？’”（《告子上》）

既然仁义都是人内在固有的，那人应该怎么去成就其仁义呢？孟子认为应该顺其人性而长其义，要顺其自然。“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杯木卷，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告子上》）人性与仁义是一致的，应当养性而使其顺乎自然之本方可为仁义也，好比将杞柳做成杯木卷，也应当顺着杞柳本身的天然属性而使之为杯木卷，不应当以斧斤残贼杞柳而为杯木卷。实际上从孟子所倡导的“人性”论也可以看出“人性”与“仁义”二者的一致性，即人皆有四心，而四心又是仁义礼智之端，将其四心推而广之也就是顺乎人本身的善性，加强自身修养，将其发挥扩大则可做到仁义礼智可为善了，所以不需要毁伤其性而就其仁义。

五、由仁义到仁政

孟子一生周游列国目的就是希望自己的“仁政”学说能被采用，而建立一个安定的理想盛世，而他的人性论实质上也就是为其仁政学说服务的。孟子的仁政即不忍人之政来源于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