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官场腐败及其社会后果》

官场腐败及所引发的社会冲突在中西社会中的差异
--从《甲申三百年祭》和《潜规则》谈起
何平，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论文摘要：从吴思所描述的明清官场腐败的潜规则和郭沫若揭示的腐败与明朝亡国的联系可以看出官吏腐败及占有过多的国民生产总值总是使政府失去合法性，并被人
民所抛弃。

论文对比朱元璋反腐倡廉的种种举措和效果，以及英法在政治腐败引
起的大革命以后的制度建设讨论中国传统社会政治腐败的制度性原因。

论文认为
只有从政府体制和权力架构上去进行的改革才能从根本上防范官吏贪污腐败和
社会大动荡。

关键词：潜规则政治腐败比较史学
Corruption, Social Conflict and its Aftermath in China and the West ____A Discussion of the “Memorial of the 300 Anniversary of the
Down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Underground Rule”
Proceeding from the underground rule of the Ming bureaucracy described by Wu Si
and the issue posed by Guo Morou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 of corruption to the
down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essay argues argues that official corruption and
the graft of the GDP disproportionately always resulted in the loss of the legistimacy of the government and being overthrown by the people. Comparing
anti-corruption and thrifty policy carried out by the Ming emperor Zhu Yuanzhang
and its effect with th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fter the great revolutions in
England and France, the essay explores the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official corruption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It concludes that only through reshaping of the government power structure and the administration system can really
have a decisive effect on the curbing of corruption and on the maintaining of social stability.
1944年，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1]祭1644年李自成率军攻
占北京，崇祯皇帝煤山自尽，明朝倾覆；奠李自成大顺政权建立42天后被入关的清军逐出
北京，兵败身亡。

郭文讨论的主题是明朝的倾覆和李自成丢失政权的原因。

郭认为明朝的灭
亡是由于政治腐败，官吏横征暴敛，欺压百姓，明末遍及北方数省的连年的旱灾和蝗灾加剧
了社会矛盾。

李自成迅速败亡是由于夺得政权后未能坚持争取民心为上的政策，义军入京后
军纪松懈，乱施刑罚，强取豪夺，领导集团内部有识之士不被重用，反被诛杀。

李自成也未
能迅速采取措施巩固统治，反使拥重兵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叛降清军合力进攻北京。

郭文意在以史为鉴，告诫国民党政府应铲除腐败，实施政治改革。

文章也从另一侧面提
醒当时的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吸取历史教训。

这篇文章从此成为以史为鉴，警告世人腐败会亡
国的名篇，在近年来的反腐倡廉，提倡政治改革的讨论中，引用颇多。

笔者近来拜读民间另
一本以史为鉴反腐倡廉的著作《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作者吴思原为《中国农
民日报》记者，1983年，追踪报道河南开封地区农资部门利用双轨制牟利事件，萌发探究
中国社会腐败传统延续的原因和形式的兴趣。

《潜规则》列举了中国‚封建‛社会官吏滥用
职权，贪赃枉法，谋取私利，形成官场中所谓‚潜规则‛，严重败坏了行政程序的‚合理性‛
和社会公平。

《潜规则》自2000年出版目前已付印三次，《南方周末》评论说该书‚能帮助我们洞察中国腐败政治传统的隐秘和真相‛，《中华读书报》悲感交集地评论说，该书包含‚一种苦涩的黑色幽默，读之令人悲欣交集，欲哭无泪‛。

的确，吴思的书从更深层次注释了郭沫若文章所引发的问题。

以关心民间疾苦，刻意铲除腐败，并在制度上多所创新而开国的明朝，何以不能避免政治腐败，终被人民起义所推翻。

这些问题的现实意义令人深思。

一、明清官场腐败的‚潜规则‛
安贫乐道，反腐倡廉是儒家政治伦理哲学的一个中心论题。

儒家先贤为士大夫和官吏们制订了很高的行为处世准则，包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宋以后的最高伦理哲学权威朱熹更是屡次告诫士大夫们要‚存天理，灭人欲‛，警惕私欲的膨胀。

儒家为士大夫们规定了一条规范的人生道路：‚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

然而，明、清两朝违背朝廷法制和儒家道德秩序的‘潜规则’可以说表现在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官吏与百姓，官吏与上级以及同僚之间的关系。

最常见的是官吏们利用自己管理社会的职权巧取豪夺，盘剥百姓。

《眉山县志》记载：清光绪年间，县户部（财政局）每次收税都在法码外另加一铜块。

四川《荣县志》记载官吏们在正税之外，明目张胆索要‚房费‛、‚火耗‛、‚票钱‛和‚升尾‛等诸多名目加赋。

开征钱粮时，差役还虎视眈眈限百姓在指定时间和地点交纳，晚交或拒交者多被抓到衙门毒打或站枷号。

户部书吏（县财政局干部）征收钱粮时，晚来早走，栅门外人山人海，百姓十天半月也交不上去，只得贿赂或请人代理，激起民变，书生刘春棠上省为民告状，反被拘留。

明代小说《二刻拍案惊奇》中的一则故事讲武进县令如何利用其合法祸害别人的权力贪赃枉法。

武进县一位叫陈定的富户与妾闹气、妾怄气病死，其弟为敲陈定一笔，向县令告状。

县令不由分说，便差役捕陈入狱，迫使陈四方贿赂，直至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腐败官吏们不仅在政府正式规定的办事程序、收费标准和税收外加码设障，而且敢于公然置清朝政府明文法规不顾盘剥百姓。

清康熙帝也许受李自成因家里被摊派供养驿站马匹后破产而走上造反之路的故事的影响，特别改民间摊派养马任务为官养官用。

《钦定大清会典》规定官方驿站夫役和马匹粮草的使用由各州县从征收的田赋正额和地丁银中拨付。

道光十九年，山西巡抚申启贤到代州视查，遇里正（村长）和绅耆拦轿告状，反映驿站向百姓无偿摊派号草，且使用黑秤，并加收‚使费‛。

申启贤不仅不追究地方官吏‚违规‛，反命掌责告状老人。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在申启贤们听任贪官污吏横征暴敛，鱼肉乡民11年以后，广西就爆发了以建立‚非常公平‛的社会的太平天国起义。

官吏们不仅肆无忌禅地盘剥百姓，而且利用自己拥有的潜在的‚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剥刮同僚。

明朝军队将校升官，按杀敌首级多少论功行赏，兵部（国防部）小吏故意把将校门的报告上的一字涂改，然后上报存疑。

等到将校们的贿赂上来了，再申报说字虽涂改，并无作弊。

清嘉庆四年（1799年）编修《高宗实录》的著名学者洪亮吉呈军机大臣成亲王一文，分析官场中制度化的收受礼品贿赂的惯例。

官员出巡每到一站有按规矩应得的礼物，还有‚门包‛、‚站观‛等名目的馈赠，平时在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有‚帮费‛。

各州县打着为上司筹礼的旗号，搜刮百姓，自得一半，久成惯例。

洪亮吉意在提醒朝庭，注意官逼民反的道理。

结果嘉庆皇帝动怒，命廷臣会审，洪亮吉被发配伊犁。

[2]败坏政府声誉和合法性的违法乱纪的‚潜规则‛和陋规严重减低政府施政和管理社会的能力，腐蚀官场风气，加剧政府与民众的矛盾冲突，最终都会引起革命和起义。

何以皇帝和官吏会致儒家伦理规范和国家法规于不顾而欺压鱼肉百姓，是明清制度缺陷还是反腐倡廉不力？
二、明初防治腐败的制度措施
了解明开国之初是如何防止腐败的，会对明朝的腐败有更深刻的认知。

明在元未农民起义中夺得政权。

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苦，深知民间疾苦，目睹元朝的倾覆，对‚君舟民水‛的道理感受极深，他的开国方略以严厉打击腐败为特征，上主张省费节俭，下要薄税敛，禁贪官污吏和地方豪强欺压百姓。

朱元璋很快就颁布了《诸司职掌》，规定各部不同职位的关系，使政府官员能各知行其所事，并为官员每年的考绩立下严格的标准，制订禁止奢侈浪费的法令。

又令编辑《宗藩昭鉴录》和《祖训录》规定诸皇室宗亲藩王的权责，告诫他们不得骄奢和胡作非为，还有专门章程对付勋贵读职，侵犯百姓利益，违法夺占土地和房产等。

朱元璋还亲自修改《大明律令》，并命编《律令直解》，加强以法制国和防止犯罪，还注疏《道德经》，力图以道德教化弥补严刑重罚之不足，防范犯罪。

1385-87年，颁布《大诰三编》，罗列朝廷为根除地方政府腐败准备使用的严刑峻法。

《大诰》详细列举地方官吏和粮长发明的18种违法的苛捐杂税。

贫苦出生的皇帝似乎对官吏贪赃枉法的手段十分了解。

《大诰》详述将严惩的罪行，包括税款收据作弊，衙役敲诈勒索，办事无效率和贿赂等。

皇帝还申明对贿赂双方都同样严厉处置，并鼓励无须经过正常的司法程序，私人即可送贪官至京师受审，还授权乡村长老在地方官员贪污腐化和不胜职务时直接向皇帝申诉。

皇帝显然一度想走群众路线，亲自表扬了一位名叫陈寿六的人与他人一起扭送一名衙门胥吏到南京受审的事迹，并警告将来如有人胆敢侵扰陈寿六，将受到严惩。

他还命令各学校将《大诰》作为考试内容，并声称涉嫌腐败的官吏如能背诵《大诰》的条文可自动减刑。

当时的一首诗说连农夫也熟悉《大诰》的内容。

朱元璋惩治腐败刑法之严酷，[3]秧及者之多，达到登峰造极，连官员工作中的舞弊也严加惩处，有名的‚空印案‛处死了数以百计的官吏。

户部尚书茹太素1375年上的一本长篇奏疏中叹道，政府中只有百分之一、二的能干的官员还活着，其余都在历次清洗中丧命。

文人胆颤心惊不敢为官，皇帝又下一道诏令，宣布如有才之士拒不奉召从政，将被处死。

腐败的程度同专权和缺乏监督有关。

朱元璋似乎深知其奥妙，在监督制度上多所创新。

朱吸取秦以来宰相独掌大权，‚专擅威福‛的教训，中央政府政归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职权分明，要事可直接向皇帝请示，或由六部呈奏折，经内廷任值勤的文臣学士阅览、讨论，票拟处理意见，供皇帝参考决策。

还设都察院管监察，[4]大理寺纠冤假错案及量刑不当之事。

政治体制从地方到中央都贯穿着分权与制约。

省以下的府、州、县沿袭一长制，省一级设都指挥使管军政，布政使管民政和财政，按察使管司法。

三司互不相属，职权分离，造成互相监督，避免一长专擅一方。

朱元障吸取历朝经验设计的这套分权、制衡、监察的官僚体制，在防止重臣篡位，地方势力尾大不掉，挑战中央权威上非常成功。

明朝开创了中国君主专制时代，唐以前屡见不鲜的军阀割据再也未出现，朝中重臣可权倾一时，但始终未能威胁颠覆皇权。

然而在朱元璋尚未辞世时，腐败已在明官场中蔓延，到后来乃至猖獗。

[5]
三、明朝监察反腐失败的制度性原因
如果说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引起腐败，那末明朝的这种分权制约和精心设计的上下左右的监督应该能较好地防止腐败。

然而，政治史表明任何一个官僚系统都是无法自律的，它需要外部的监督。

朱元璋曾设想过靠社会监督，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无法做到这点。

监督只有靠皇帝本人了。

明朝的官僚体制架构设计需要一位精明强悍皇帝的监管。

明代十多位皇帝中，仅有朱元璋和永乐帝朱棣具有这样的品格，两者都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以精于征战的统帅身份夺得政权，历练出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

其他皇帝多在后宫长大，在宫女和宦官
的包围中成长，性格偏向女性化，大多骄奢淫逸，缺少政治经验，甚至具有极不正常的心态。

明代的储君制是嫡长子继承制，从很早就指定皇位接班人，限制了通过竞争而获得适当人选的途径，这种储君制也不利于接班人的自我磨练。

当皇帝懒堕懈怠，甚至本身就是无能、缺乏理智和腐败象征时，整个官僚机构便处于行政不作为和腐败猖獗的状态。

万历皇帝就曾十多年不临朝听政。

明由盛到衰也发生在他那个朝代。

清代也许认识到明朝储君制的弊病，采取直到皇帝临终时才宣布继承人的作法，废除了嫡长子继承制，而以能力和才干为标准来选拔。

然而，清代对腐败采取了比明代更为宽容的态度，甚至让其制度化。

明代的监察、司法部门虽被赋予考核、审查、惩处行政违法的职责，但评判赏罚的最高裁判权握在皇帝手中。

《万历野获编·补遗》记载胡作非为的太监钱能如何逃避惩处颇能说明问题。

钱能奉成化皇帝之命镇守云南。

他听说云南某富翁长癞，便把其儿子找来，说为避免其父把病传染给军队，决定要把其父沉入滇池。

富翁的儿子是个孝子，闻后大骇，反复求情，掏了一大笔钱，方使钱能撤消命令。

云南有个姓王的商人靠卖槟榔发了大财，人称槟榔王。

钱能命人把王抓来，责问说，区区小民，竟敢惑众，僭越称王。

槟榔王不得不‚尽出其所有‚，才逃过一劫。

巡按云南的御史郭瑞对钱能的贪极尽粉饰。

直到钱能的亲信惹出麻烦，朝廷才派著名的清官右都御史（监察部常务副部长）王恕去云南调查。

王恕很快查清问题并向皇上参奏说：为了安定边疆，必须立刻惩处钱能。

钱能立即托皇帝身边的太监活动，结果王恕调任南京，钱能反升为南京守备。

清官李毓昌之死点明皇权是如何难以实现对官僚机构的监督。

1808年（清嘉庆年间），黄河决口，淮安一带水灾，朝廷下诏放赈银9万余两于江苏山阳县，知县王伸汉贪污二万五千两，两江总督按惯例派新科进土李毓昌赴山阳县检查赈灾工作。

王伸汉立即派出自己的长随（秘书）包祥与李毓昌的长随李祥联系愿拿出赃款1万两银子收买李毓昌。

想当个清官的李毓昌严词拒绝。

贪官王伸汉、包祥和李祥骂李毓昌不识时务。

重金引诱下，李祥勒死其主人李毓昌，并伪造自缢身亡现场。

贪官王伸汉拿2000两银票疏通淮安知府呈文到省。

结果布政使和按察使乃至两江总督都接受自杀的结论。

直到灵柩到家后，李毓昌之妻发现遗物中的皮衣有血迹，遗留的文稿中有‚山阳知县冒赈，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等语，家属进京喊冤才使案情大白。

[6]
后来的皇帝基本弃水能覆舟，腐败亡国的道理不顾，听任腐败，甚至本人都把国家当作一己私产，巧取豪夺。

万历皇帝维修宫殿派出大批宦官作为矿监税使往全国各地搜刮，税使沿交通要道遍设税卡、拦截行人、反复征敛。

史称‚吸髓饮血、以供进奉‛。

行船一日，纳税可达五六次之多。

牵头驴和拿只鸡的行人都要受到勒索。

皇权这个唯一的监督机制不仅不监督，而且本身腐败，官僚机构的腐化可以达到的程度便由此而知。

明后期官僚横征暴敛，苛捐杂税之多，到了百姓即使尽缴所获收成也难抵各种私派正赋。

民多‚弃田逃走‛。

崇祯皇帝被骂为‚重征‛，嘉靖皇帝被称为家家皆净。

顾炎武对此写道‚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

平心而论，明朝官吏的贪污和腐败程度比起清代仍略显逊色，在清代捐纳官职已制度化，腐败官吏所聚的钱财远远超过明代，权臣和绅被罢官下狱后，查没的家产相当于国家财政收入数年的总和。

明朝之被倾覆似乎主要与崇祯帝不能审时度势，正确应付突发事件相关。

然而官吏腐败所造成的民不聊生，社会动乱和政府的合法性及权威的完全丧失仍是其最深层的原因。

17世纪明亡的最后十多年间，天灾不断，1641年的干旱和蝗灾，1642年的水灾、大饥荒加剧了粮食投机，美洲白银流入的减少导致金融危机。

灾民遍地，食物价格上涨；卖儿卖女很平常，甚至出现人相食。

急需赈灾，而国库却基本空虚，政府无钱赈灾，减轻饥荒。

1644年初，军响欠款已经达到数百万两，而从南方来的税款只有几万两。

国家的粮仓现
在实际上空了。

没有足够的大米充军粮。

崇祯皇帝为平定农民起义，又以练饷为名增加赋税，使社会矛盾急剧地尖锐化。

而当时皇帝的私库――内库尚有三千多万两存银，史悙在《恸余杂记》中评论说：‚先帝宫中有藏金如许，足支数十年，而顾以二百四十万练饷之回，失天下心，致成瓦解。

即甚昏愚，亦不至此。

‛[7]
四、英国和法国的政治腐败、社会冲突及结局
就在明末李自成率领不堪忍受重负的农民起义军转战陕西河南，并取进攻北京之势，英国也爆发了以抗税和反对国王武力压制的起义，这就是17世纪英国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

政府应从民间社会获得多少剩余价值和财富，以什么方式获取？这历来是传统社会中政治斗争的焦点。

腐败的形式和贪污的程度在中国和欧洲大同小异，但这种腐败所引起的社会冲突及其结局则差异很大。

法国1789年的大革命前教会征收的‚十一税‛，英国革命前征收的‚船税‛以及向贵族和中产阶级的加税都触发了剧烈的社会冲突。

但在英法它首先遇到议会中贵族和中产阶级代表的反对。

这同英法两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和传统有关。

在中国，这种过渡的摄取没有遇到贵族和士大夫的反对，封建士大夫们没有能形成一个阶级，以及借以挑战王权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基础。

他们更一般地采取了利用这种机会谋取更多的私人利益。

从中世纪起，欧洲‚契约式‛封建制就规定领主同封臣，国王同领主的义务和权利是双向的。

领主占有国王授予的庄园，义务是提供军事服役。

[8]既使后来民族国家形成后，国王征税仍需同领主商量。

中世纪，除自由城市外，农民是在封建领主的庄园或田地上劳作的。

直到近代初期，绝对主义国家，即专制君主统治的政体形成后，国王对国民的征税在相当程度上仍是通过领主来间接实施的。

在中国，自秦汉确立中央集权式国家后，徭役和赋税是以国家的名义由政府官吏来征收的。

在大一统帝国解体或衰弱时，庄园领主直接对农民进行超经济剥削。

欧洲封建时代，地方管理是由拥有经济实力的领主阶层来实施的。

即使近代初期的绝对主义国家如法国，政府官职也多由贵族或拥有财富和可观收入的阶层来担任。

中国自科举制度实施后，布衣平民出身也可通过刻苦学习而入仕做官。

但学习和受教育、赴京赶考以及政府公务员考试合格后争取官职的费用却更多是通过任职期间的营私舞弊、贪污和接受贿赂来赏还。

宋代苏洵、苏轼和苏澈三父子赴京赶考及第时，历年的花费已使家贫如洗。

官员们担任官职的薪俸也远远低于维持其社会身份所需花费。

吴思的书以‚当贪官的理由‛,＂新官堕落律＂，＂摆平违规者＂，＂淘汰清官＂等揭示了官吏腐败的经济上的背景。

在英国，参与国家治理的资格，例如选举权到19世纪30年代都是需具备一定的资产或收入。

中国的科举制度尽管实行了不论门第的选拔人才，官僚集团内部也有流动和较为复杂的监察任用制度，但地位的升迁本质上仍是李普塞特所说的‚提携式流动‛，自上而下的选拔的。

[9]不论是在中国或欧洲的农业社会中，政府官吏和地主都是通过夺取农民的（剩余）产品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

中国的国家官僚体制虽发展出种种分殊的监督与制衡的机构，但这些貌似独立的机构却缺乏借以发挥作用的社会权力基础。

马克思曾经谈到中国传统社会没有阶级划分，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明朝所确立的皇权专制主义和欧洲后封建时代的‚绝对主义‛国家大约同期出现。

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在法国表现得最为完备的‚绝对主义‛形成了，但贵族并没有被铲除。

而朱元璋的专制主义则是在元朝对中国汉族世袭贵族仕家的铲除性打击的基础上建立的，夺得政权的洪武皇帝的权力没有来自封建贵族的挑战。

无论在中国和西方，‚官僚制与腐败总是交织在一起‛。

[10]从世界历史来看，钳制官僚大规模腐败无非有以下几种手段：分权、独立监察专员的设立、立法监督等等。

帝制中国包括明、清两朝采用了前两种手段，近现代欧美许多国家也都建立了前两种制度。

但采用独立于行政官僚机构以外的立法机构的监督则始终未能帝制中国出现。

在欧洲，通过立法机构对官
僚和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的监督是通过贵族与王权的阶级斗争，最后在资产阶级的参与下逐步实现的。

欧洲中世纪至近代初期，教士、封建贵族和农民构成社会的三个等级。

教士拥有意识形态权力，独立或半独立的官僚体制及相当的地产，封建贵族拥有一定的经济和军事权力。

两者都在一定程度构成对王权的制衡，并在历史上先后向王权叫阵。

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宪章》就是贵族领主和国王围绕征税斗争的产物。

1066年，诺曼人征服不列颠后，便组成了由受封土地贵族构成的大议会。

1215年，贵族们不满国王随意征税，联合起来斗争，国王战败，被迫在剑桥附近签订《大宪章》，承诺今后征税需同贵族协商。

13世纪中叶，国王亨利统治时期，贵族们反抗教皇的征税，正式组成选举产生的议会，14世纪初分为贵族的上议院和平民的下议院。

至15世纪，国王征新税须经两院批准成为定制。

即使到16世纪，英国形成所谓‚绝对主义国家‛，专权的君主如亨利八世也是采取恐嚇，而不是镇压来迫使议会同意征税。

到17世纪初，议会试图把同意承担赋税与争取更多政治权力联系起来，结果屡遭国王解散。

1625年查理一世即位，议会批准征收新税以支持同西班牙的战争，后又因不同意增加赋税而被解散。

1628年查理一世被迫再次召开议会，解决财政困难。

议会同意征收新税，作为条件国王被迫签署《权利法案》，承诺非经议会同意不得征收新税，不得随意逮捕和宣布戒严。

1640年，查理一世因与苏格兰的战争，需军费而召集议会，后决定每三年定期召开一次议会。

1642年，查理一世试图逮捕下议院五位领袖，下议院号召人民起义，由此开始了内战。

就在李自成攻陷北京前后的1644年，英国王军在马斯顿被击败，国王于1649年在伦敦被斩首，风雪交加中，国王的几位忠诚的仆人冒险从伦敦把国王的尸首运回温莎城堡安葬于教堂。

[11]
法国的三级会议相似于英国的上下两院议会，但法国君主更为专制。

路易十四自称‚太阳王‛。

1789年5月，与明末多少相似的危机局势--动乱和财政困难促使国王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讨论征税问题。

由律师、法官和学者组成的第三等级代表决定趁此机会要求国王把三个等级分别召开的会议合并为一个议会，并按人头表决。

第三等级的代表与第一和第二两个等级的代表的人数相当，第三等级试图以此扩大自己的政治参与权。

路易十六以武力威胁第三等级代表，并在巴黎和凡尔赛驻扎军队。

1789年7月14日，支持第三等级的民众攻陷了巴士底狱。

国王路易十六被迫同意巴黎建立新的市政府，成立国民卫队，并接受三色旗。

1789年10月5日，路易十六在凡尔赛举行宴会迎接新来的皇家部队。

巴黎民众怀疑国王试图阴谋武力镇压，数万巴黎贫穷而饥饿的妇女步行20多公里来到凡尔赛，向国王要面包。

路易十六被迫与妇女们一起返回巴黎，被软禁。

后因逃跑被抓回，不久在巴黎协和广场断头台上被处死。

同崇祯皇帝不同，路易十六平静地在断头台上迎接了他的死亡。

法国大革命废除了封建制和农奴制，结束了贵族免税和教会向民众征收‚十一税‛的特权。

贵族垄断官位的特权也被取消。

1789年的《人权宣言》从法律上确立人的自由、尊严和财产不能被剥夺的权利。

从理论到实践再到制度，法国此后又经过了100多年才最终确立了避免政府腐败的政治制度。

在中国，无论是元、明，还是明、清的改朝换代，都未能解决官吏腐败或建立约束政府横征暴敛的制度。

十分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清末的辛亥革命也是由于四川民众不满政府把拟建中铁路收归国有，民众钱财有被侵吞的嫌疑而触发的。

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影响了中国革命，从早期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起直到后来的主张社会主义革命的陈独秀都以法国革命为例论证变革政治制度的必要性。

然而，辛亥革命后仿照欧美设立的议会民主制的机构，在军阀割据和军人独揽大权的政治环境中根本没有发挥作用的权力基础和政治空间。

其后的蒋氏政权一党专政，依靠军队维持政权。

孙中山先生所设想的中国民主化的蓝图，通过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确立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