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影响的角度看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

从历史影响的角度看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

从历史影响的角度看，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各自拥有独特的影响和意义。总的来说，郑和下西洋在局部范围内拥有更深层次的影响，放眼全球，地理大发现则拥有更为广泛的历史意義。微观与宏观，深度与广度，局部与全局，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虽各有特色，但都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进程。

标签：打破隔绝；环球航行；商业革命；精神支柱

2002年10月，英国学者加文·孟席斯出版了他的研究专著《1421年：中国发现了世界》，对外宣告称中国明朝郑和船队可能先于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提出了“郑和发现美洲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由于当年由郑和亲自参加整理的、详细记载了七下西洋全过程的官方资料在600年前一场大火中消失殆尽，使得中国丧失了古代大规模远洋航行的第一手数据，这令所有人扼腕叹息。其实，站在历史影响的角度，研究郑和是否是发现美洲的第一人只能澄清史实而无法取代哥伦布的历史地位，因为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各自拥有独特的影响和意义。总的来说，郑和下西洋在局部范围内拥有更深层次的影响，放眼全球，地理大发现则拥有更为广泛的历史意义。

一、打破隔绝

郑和下西洋发展了与亚非国家的友谊关系，建立起了中国与非洲间的直接联系，推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和非洲间的经济交往，促进了技术传播，推动了文化交流[1]。因此，站在亚洲历史发展尤其是东南亚历史发展的角度，郑和下西洋打破了当时中国明王朝与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区的隔绝状态，将中国的文治武功、国力强盛展示给了世人，也将对于当时中国人来讲神秘的未知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官方探索，在之前由于航海技术不发达而导致的各方互不了解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自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之后，东南亚地区一些之前没有建立联系的国家开始互访并派遣使者访问中国，使各方的友谊、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是，客观地说，无论郑和下西洋到过哪里，都没有能够建立起中国与美洲、欧洲的大规模实际联系。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郑和下西洋打破隔绝的影响只局限于亚非地区。

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民间，之所以关注1500年左右哥伦布发现美洲、达·伽马开辟绕非洲到东方的新航路、麦哲伦等人完成环球航行等历史事件，是因为在这些地理大发现活动之前，亚、非、欧三大洲与孤悬海外的美洲大陆是相互隔绝的，直到1500年前后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才打破了新旧大陆之间的隔绝状态。伴随着1453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攻陷君士坦丁堡，占领巴尔干、小亚细亚及黑海北岸等地区，控制了东西方之间的通商要道，切断了亚欧大陆间流传已久的纽带——“丝绸之路”，迫使西欧人必须开辟另一条通往东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再加上对东方黄金的追求和前往东方传教的愿望，推动了西欧人一次次尝试海外冒险事业。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在1492年8月3日进行了第一次航海冒险，在10月9日到达了美洲巴哈马群岛。对于人类来说，这是一个

关系到世界历史重大转折的关键性时刻，因为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从而也就打开了新旧大陆之间不知经历了多少个世纪的隔绝。地理大发现促使人类的活动突破了以往地域的限制，向全球性文化交流迈出了第一步。从哥伦布到达美洲开始，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

二、环球航行

随着科技、交通、信息的不断发展，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每一块区域都在建立全球联系。“所谓‘全球联系’，系指15世纪以后出现的，以欧洲人为主导的，跨越国家、民族、文化和社会形态界限的接触与互动。全球联系的建立，造成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规模空前的交换。”[2]而环球联系的形成则应当首先归功于1500年前后的西欧航海家。当时，西欧航海技术与海战装备的进步、商业的发展、专制政府的支持都成为西欧冒险家进行早期航海冒险的有力后盾。在西欧国家中，西班牙和葡萄牙由于地理位置优势、航海技术先进、宗教热情强烈，故而在海上探险方面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在学术界有一种不确切的说法，即16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现是——地球是圆的，地理大发现的探索者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最先探寻通往印度新航路的葡萄牙人达·伽马在1497—1499年在人类史上第一次完成了从西欧绕非洲来到东方的航行，从而开创了东西方之间最短的海上航路。西班牙探险家麦哲伦在1519年9月20日从西班牙出发，发现了通过太平洋到亚洲去的新航路，在1522年9月6日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绕全球一周的航行。西欧人在开辟了通往东方的海上航线的同时证明了“地球是圆的”。

三、商业革命

毫不夸张地说，郑和下西洋之时，全世界最富庶、最强大的国家当属中国明王朝。但郑和下西洋并没有像地理大发现一样带给明王朝空前未有的财富，相反，郑和下西洋耗费了大量国家财政，甚至可以用“劳民伤财”加以形容。这是由于郑和的贸易活动是在朝贡贸易的形势下进行的，表现为“厚往薄来”，政治因素远远大于经济因素[3]。“从整个航海活动的开支与收入情况来看，明显是入不敷出，朝廷为了航海活动花费的财富难以计数，而带回的所谓奇珍异宝则只是为供皇帝欣赏把玩，根本没有成为贸易往来的货物，更谈不上为民间积累财富，显然没有实现经济建设层面的‘开源’。”[4]因此，在“1474年，车驾郎中刘大夏焚毁郑和航海的档案时陈词：‘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5]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郑和下西洋带动了亚、非洲诸国间的经济交流，但无论是对明王朝内部还是世界范围内的商品经济发展作用都很有限。

与郑和七下西洋劳民伤财、耗尽明朝国力而没有产生显著经济后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航路的发现对欧洲经济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世界市场扩大、商品种类增多、贸易中心转移的“商业革命”和由于美洲白银大量涌进欧洲而导致欧洲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价格革命”，导致了资本主义势力在西欧的增长，促使西欧诸国走上了殖民扩张道路，推动西欧的封建生产方式迅速向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过渡，资产阶级首先从西欧登上历史舞台，通过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建立起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確立起了西方文化在近现代世界的优势地位，并最终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指出：“在16世纪和17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增多，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和美洲富源的竞争热，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对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了重大的作用。”[6]地理大发现之所以被称为划时代的大事，是因为它“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使得资本主义崛起、西方优势确立、全球文化交流的局面逐步形成，从而打开了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四、精神支柱

中国历史之所以源远流长，原因之一在于文化教化深遠。中国在古代之所以伟大，是由于文治而不是武功。中华文化讲求稳定祥和，其主动对外征战的精神在历史长河中慢慢淡化。郑和下西洋之时，中国仍然处于传统的农耕文明时代，属于内敛的“大河文明”，讲求“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因此，郑和下西洋时虽然也“用兵海外，并不是用武力‘宣示国威’，或殖民其他国家。郑和这支部队的主要作用是维和，‘其蛮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寇兵之肆暴掠者殄灭之’，任何军事行动后都未居功要挟或奴役其国。”[7]在探索海外未知领域时仍然是以和平、稳定、厚重、交流作为精神向导，有助于东亚地区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形成，但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影响有限。

西欧探索新航路的过程也逐步奠定了西方文化全球化擴张的精神支柱，奠定了“海洋文明”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在早期的航海探索中，由于科学知识和实践经验的缺乏，西欧人并不了解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虽然有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的财力物力支持，但没有航海地图、缺少气候预测、造船技术有限，当时的航海探索可以称之为百分之一百的冒险。西欧人在地理大发现的过程中突出了人类勇气的力量，强化了征服困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进取精神。因此，地理大发现不仅从物质上推动了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更从精神上确立了近现代西方文化中坚毅、斗争、进取、征服甚至是掠夺、霸权等处于强势地位的精神支柱，在与东方讲求儒雅、平和、稳定、固守甚至是忍让、懦弱等东方文化精神相碰撞时，当“海洋文明”与“大河文明”在近代出现冲突时，西方文化的进攻就自然处于上风状态，为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扩张奠定了精神基础。

五、结语

郑和的远航大大提高了中国在海外诸国的声望，“皇华使者奉天敕，宣布纶音往异域”[8]，尤其是在东南亚范围内，郑和下西洋在文化交流、政治影响、人口往来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全球历史发展的层面上，地理大发现在打破隔绝、环球航行、商业革命、精神支柱这四个方面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广泛影响。微观与宏观，深度与广度，局部与全局，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虽各有特色，但都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