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这一百年是中国城乡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

20世纪这一百年是中国城乡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年。生活在这一时段的中国人都可以亲身感受到这样的变化。可以说，人的变化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社会的变化。但是，从另一个侧面看，在这样的过程中，社会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断裂，而仍然体现出一种延续（至少在外观上是这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样的社会延续是通过生活在中国社会中而又跨越了不同时代的人的延续表现出来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前提，我们才有通过对人的记忆的发掘去追溯历史事件的真相进而在微观层面达成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史的把握和描述的可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致与宏观层面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史的把握和描述相互印证，并在某种意义上补充和完善宏观变迁史这样的目标。这样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显然，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必须借助历史社会学的理论和视角。而且，在实现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应对这样一些对“走向叙述”的历史社会学来说是关键性的问题：（1）历史社会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有一点与历史学相同，即其基本目标也在于发现（历史）事实、弄清（历史）事实和叙述（历史）事实，那么，个人的回忆性叙述能否反映这样的事实？进一步地，通过被访人的回忆叙述我们能否达致对历史事件真相的认识和相对准确的叙述？（2）建立在实证主义基础上的传统的社会学（比如孔德和涂尔干）认为事件“只是历史的表象而非真实”，在对由叙述而获得的事件的分析过程中，我们如何解决这样的“真实性”问题？（3）由此必然产生的一个方法论方面的问题是，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与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依据的方法论有何不同？同时，走向叙述的历史社会学还必须解决自身的一些方法论方面的问题：社会现象的本质是什么？叙述如何提供解释？理论在叙述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些问题在实践中的解决无疑会对历史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发展有难以估量的帮助。

这些问题在理论上的厘清需要一个历史主义的立场。基于历史社会学的历史主义在认识论上的合法性依赖于韦伯的理解方法以及现象学和阐述学传统。它的最基本的信条是：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和历史“科学”的方法论是独特的。因为社会现实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只能通过阐述性的理解加以揭示的主观面向，所以社会世界不可能用和自然界一样的客观的因果方式进行了解，经常被认为是因果分析所必须的超越的客观性不可能达到。因此，历史主义拒绝科学的实证主义哲学，也拒绝它的伪装形式的理论。它偏好强调历史事件复杂性、唯一性和偶然性的阐释以及研究历史的整体性的方法。它也是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者，拒绝单一的因果模型，偏好通过丰富的描述性的叙述来把握历史事件的复杂性。而且，它对理论并无仇恨，只是提醒人们要注意理论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它也不放弃对规律的追寻。

由此出发，历史社会学对因果关系重新给予定义和解释。比如，索莫斯倡导发展一个“以叙述性和意义、次序和偶然性的中心性而不是普遍性和预测性法则为基础的因果关系观念”（Somers，1996）。历史社会学中的叙述主义者进一步认为，事件为什么发生，事实上可以从事件如何发生那里寻找答案（Tilly，1990）。因此，对于事件的“适当的”叙述即是对事件的解释（Collingwood，1946）。维因进一步指出，“历史就是叙事”，“历史学和物理学的真正差别在于后者把事实归于规律之中，而前者把事实归于情节的集合之中，因此，历史就是叙述事件，叙事就是把历史上行动者相互之间看起来是局部的、混乱的和不可理解的清洁联系起来，加以理解和解释。”（转引自杨豫，1993）

因此，在历史社会学者的眼中，叙述大致可以这样被定义；

“按照年代顺序整理材料，并将之集中为一个虽然有分支情节但前后连贯的单一故事。”（Stone，1979）

“叙述是分析性的建构（或“综合”），它们将过去和当代的很多行动和事件组合成为一个前后连贯的有关系的整体，该整体对其组成元素赋予意义并作出说明，同时也由这些元素构建而成。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些行动和事件可能只会被当作分散的和无关的（Griffin，1993）。

由以上定义可知，叙述本身既是对历史事实的再现，但也包含了叙述者的主观建构在内，而且“事件”（故事）构成了叙述的主要内容和特征。

历史社会学这样的理念显然为口述历史研究的可行性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基于社会学视角的口述历史研究本身也可以丰富历史社会学的内涵，并对历史社会学的学科发展给予帮助。这是因为这样的口述历史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1．与传统史学研究依赖于对文献的发掘和对宏观史实的关注和描述不同，口述历史研究更关注微观层次个人的生命过程和经历的事件，并试图从个人经历这一侧面去反映和折射宏观社会变迁和重大历史事件对个人的影响。

2．与传统史学的另一个差别是口述历史研究由于是从微观层次个人口述的经历为研究对象，因此它可以在分析个人的口述内容时引入社会学的结构—能动的分析视角，以此去分析个人对社会的反作用以及这样的反作用的集合对社会变迁的影响，特别是对社会制度变迁的影响，因为只有这样的口述历史的研究才给我们考察实际运作中的制度提供了可能，而在中国，实际运作中的制度和以书面形式叙述的制度往往会有很大差别。因此，正是由于这一点，口述历史研究才有可能实现补充和完善宏观的社会变迁史这一目标。

3．与第2点相联系的是，正是由于口述历史研究是以个人的口述为基础，所以它在选取叙述者的时候，可以充分考虑他们的社会代表性，即可以选取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人作为叙述者，然后去考察中国城乡社会的宏观社会变迁对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的影响和他们对变迁的体认，从而使我们可以对宏观社会变迁史有一个更准确的整体性的把握。

4．考虑到叙述本身包含了叙述者的主观建构这样的因素，现在我们的口述历史研究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对成熟的话语分析方法，并通过对叙述者的生命过程的理解去发现他叙述中的内在逻辑，从而实现叙述和阐释的结合，并通过和已有文献的比较，达致历史社会学意义上的对“真相”的了解，而这恰恰是以往口述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和难点。

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是，在北京市选择两个城区（西城和宣武），在全国各大区农村选择若干个村庄（浙江绍兴、山西榆社、湖南宁乡、河北平山和四川宜宾等），然后选择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访谈对象，以个人生活史为切入点，进行深度访谈，然后整理访谈资料，归纳和提炼出研究问题，形成研究论文和研究报告。

前期相关成果：

杨善华、侯红蕊，1999，“血缘、姻缘、亲情、利益—现阶段中国农村差序格局的理性化”，《宁夏社会科学》第六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4期转载)；

杨善华，2000，“家族政治与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社会学研究》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