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现实》资料

在这篇题记中，沈从文又说：“我有句话想说，我这本书不是为这种多数人而写的。”沈从文这里说的“这种多数人”指的是谁呢?指的是包含了“大凡念了三五本关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问题的洋装书籍，或同时还念过一大堆古典与近代世界名作的人”、“文艺爱好者”、“理论家”、“批评家”(他们欠了点儿小恩小怨的作家与作品，够他们去毁誉一世。大多数的读者，不问趣味如何，信仰如何，皆有作品可读)等等在内的“大多数读者”。沈从文说：“这本书的出版，即或并不为领导多数的理论家与批评家所弃，被领导的多数读者又并不完全放弃它，但本书作者，却早已存心把这个‘多数’放弃了。”也就是说，在沈从文的心目中，即便他所说的以上“大多数读者”不放弃他的《边城》，作为作者的他，却已把他们放弃了。这是一个作家对当时的文学评论家们和那些所谓读者的大胆挑战。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沈从文自己一再坚持的“乡下人”的脾气。

那么沈从文的《边城》到底是写给谁看的呢?沈从文在题记中又说：“我这本书只预备给一些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他们真知道当前农村是什么，想知道过去农村有什么，他们必也愿意从这本书上同时还知道点世界一小角隅的农村与军人。我所写到的世界，即或在他们全然是一个陌生的世界，然而他们的宽容，他们向一本书去求取安慰与知识的热忱，却一定使他们能够把这本书很从容读下去的。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了如何穷困与懒惰!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从沈从文的这个题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边城》创作初衷，是为了给那些“在社会里生活”，“真知道农村是什么，想知道过去农村有什么”的人看的。而他在这部作品里要表现的，却是“将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虑，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很显然，沈从文想要在作品中表现的，是一种现实，而不是什么梦幻或者理想。而且，这种现实是“忧虑”，是“不可知的命运”。我特别提醒大家注意沈从文的这句话：“不可知的命运”。这种人在命运前的无力感，孤独感，悲剧性的宿命感，我认为是沈从文作品中，尤其是《边城》中要表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边城》的新题记发表于1948年。此时离《边城》的初版已有14年了。他的新题记很短，

我全文录下：

“民十随部队入川，由茶峒过路，住宿二日，曾从有马粪城门口至城中二次，驻防一小庙中，至河街小船上玩数次。开拔日微雨，约四里始过渡，闻杜鹃极悲哀。是日翻上棉花坡，约高上二十五里，半路见路劫致死者数人。山顶堡砦已焚毁多日。民二十二至青岛崂山北九水路上，见村中有死者家人“报庙”行列，一小女孩奉灵幡引路。因与兆和约，将写一故事引入所见。九月至平结婚，即在达子营住处小院中，用小方桌在树荫下写第一章。在《国闻周报》发表。入冬返湘看望母亲，来回四十天，在家乡三天，回到北平续写。二十三年母亲死去，书出版时心中充满悲伤。二十年来生者多已成尘成土，死者在生人记忆中亦淡如烟雾，惟书中人与个人生命成一希奇结合，俨若可以不死，其实作品能不死，当为其中有几个人在个人生命中影响，和几种印象在个人生命中影响。”

新题记主要是追述《边城》产生的过程和缘由。前面是写自己对《边城》故事所发生的自然环境茶峒的了解过程，后面写翠翠的原型由来及作品的整个写作过程。大家注意，这个新题记，一共只有343个字，却有两处写到悲哀、悲伤。一次是回忆在微雨中离开茶峒，“闻杜鹃极悲哀”，一次是因为母亲在书出版前一年去世，所以“书出版时心里充满悲伤。”而且《边城》的写作过程，第一章写出后曾因为入冬返湘看望母亲而中断，来回四十天。回来后接着写。关于这一次返湘，也促生了沈从文的一部散文集《湘行散记》。这部散文集共十一篇，主要创作于1933年后的几年，作品描述这次乘船返乡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特别值得提出来的同样是，许多人看到了《湘行散记》中的牧歌情调，却忽略了作品中不时隐现的悲凉与忧伤。这一点与人们对《边城》的解读极其相似。

沈从文还有一篇文章对于我们理解《边城》真正的创作意图也很有帮助。这就是沈从文于1942年创作的散文《水云》。这篇散文主要以对白和独白的方式，写生命中的“偶然”和“神性”。我认为这篇散文中隐藏着沈从文创作的很多秘密。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又一次提到了《边城》人物的形成过程：“因此每天大清早，就在院落中一个红木八条腿小小方桌上，放下一叠白纸，一面让细碎阳光洒在纸上，一面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故事中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旁见到的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就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式样。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故事中充满五月中的斜风细雨，以及那点六月中夏雨欲来时闷人的热，和闷热中的寂寞。”这里，沈从文又一次提到了“到处是不凑巧”，这种命运的“不凑巧”，也就是命运的“偶然性”，必然会给人生中的“善”带来难免的悲剧。

不仅仅是读者和文学评论家们对《边城》有误读。沈从文自己对《边城》创作意图的说明到后来也了变化。《边城》初版后两年，即1936年，《从文小说习作选》由上海良友公司出版，沈从文写了一个代序，其中写到《边城》。“这作品原本近于一个小房子的设计，用少料，占地少，希望他既经济而又不缺少空气和阳光。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在这个“代序”里，作者还在前面写道：“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

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这里所说的“人性”，其实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从他众多的作品来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沈从文要在希腊小庙中供奉的“人性”，即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人的自然发展与需求不受阻碍而表现出来的特性。应该说，这两段话主导了文学评论家和读者们对沈从文作品尤其是对《边城》主题的解读。给沈从文湘西题材的作品定位为“田园牧歌”，“是对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歌颂”就成了公认的一种评价。

同样，沈从文自己在散文《水云》中也提到“牧歌”一词，沈从文说：“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水云》这篇文章写于1942年，离《边城》发表已经有8年。8 年中，我们可以想见一定有很多文学评论家把沈从文的《边城》称为“牧歌”，沈从文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对《边城》“牧歌”的评价。作者一方面自傲，一方面自卑。因而，当“牧歌”评价听多了，自己也从了。这一评价同样影响到1961年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夏志清，他也把《边城》称为“玲珑剔透牧歌式文体”中“最完善的代表作”。沈从文的弟子，被公认为是沈从文的衣钵传人的汪曾祺也写过一篇文章《读〈边城〉》。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可以说《边城》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为什么要浪漫主义，为什么要理想化?因为想留驻一点美好的、永恒的东西，让它长在，并且常新，以利于后人。”可见，汪曾祺对他的老师沈从文《边城》的解读也认为这是一篇“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作品，是一首“美”的颂歌。

从1934年《边城》发表后，沈从文先后写下的两个题记，到后来沈从文的《从文小说习作代序》及《水云》，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自己对《边城》的创作意图的自我说明出现了游离和悖异。那么，《边城》到底是如同沈从文在他最早的题记中所说，是要写出“将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虑，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还是如同他后来所说的，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或者是要构建一座“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小”的“人性”的希腊小庙?

我觉得，答案还是应该在作品中，在文本中去寻找。

文本这个词是英国文学理论家瑞恰兹在他的一本文学理论著作《文学批评原理》中提出来的，用来指称文学著作，他的意图是想把文学作品从作者个人心理和历史文化背景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瑞恰兹长期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担任教授，1930年曾到清华大学来讲过学，死于1980年。他是新批评派的主要构建者。我们知道新批评派主要强调通过细读文本来解读作品。文学研究有四个要素，即作品、作家、世界和读者。新批评是独重作品文本的。

下面我想谈谈通过阅读《边城》这一文本，我对沈从文小说《边城》主题的理解。当然，

我不是学者，也没有受过新批评研究方法的训练，但是，我确实细读了《边城》。我认为，《边城》最重要的主题，应该是沈从文先生在他的最早的题记中所说的：是写人类命运的不可知性，在这种不可知的命运笼罩下，人对命运的不可把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孤独与悲哀。我认为，《边城》的主题，无论是作者的有意还是无意，也无论作者曾经怎么说，后来又怎么说，悲哀或者悲凉是作品的基调，而人在这种悲哀与悲凉中的的坚韧尽责的生命形式，又包含着作者对人生的大悲悯，写出了人的生命的大庄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