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与杨沫的恩怨情仇

张中行与杨沫的恩怨情仇

张中行先生是散文大家，晚年以《负暄琐话》等散文著作名满天下。

其文字，有古风，似六朝的短章，也夹带晚明小品的笔意，颇有苍凉的况味。

《张中行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孙郁与张中行相识相知十余年，在这本书里，他记下了与张中行先生的交往和精神对视，深入展现了这位布衣学人的思想和艺术人生。

逃离婚姻从杨沫的角度看张中行，自然有另一个结论。

但他们都没有料到，彼此的分合，隐含了现代读书人的两种命运路向。

杨沫是在极其困苦的时候与张中行相遇的。

她的家庭有着知识阶层的氛围，但人际间的冷漠、父母的恩怨给孩子带来的苦难是深切的。

父亲是老北大的毕业生，后来做了一所学校的校长。

他的婚姻并不幸福，与其相伴的却是宿命般的气息。

婚后的美好不久就中断了，此后就是与妻子的经久不息的冲突。

这些给孩子内心的创伤是不言而喻的。

最终只能是彼此分手，造成了家庭里的变态氛围。

母亲经常打孩子，对子女是刁钻的。

这引起了幼小的杨沫的反感。

家庭对她是个囚牢，留下的多是痛苦的记忆。

直到后来母亲逼迫杨沫嫁给有钱的人，她硬是顶了下来，那结果是逃离，自己靠朋友资助读书存活。

我读到这些相关的材料时，就想起王蒙写的《活动变人形》，那时青年所处的家庭环境是残酷的，出走在他们那代人是必然的选择。

不满的发生，既有社会的原因，与家庭结构的不合理也有关系的。

这个不满在张中行那里显现为思想的沉思，己身的超然；在杨沫那里就是生活方式的突变，喜欢放逐自己，不安于固定了。

她把这些经验后来都写到了《青春之歌》里。

小而言之是为己，大而言之呢，是为社会，也就是革命了。

一见钟情当张中行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彼此的好感是强烈的。

张中行性格里有一种温情的东西在，温文尔雅的样子能包容着什么，这恰是杨沫过去没有得到过的。

随着交往加深，她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内心的爱欲一下子被激起，很快就结合在一起了。

她的儿子老鬼在《母亲杨沫》里写道：杨沫很感激他，同时发现他虽是北大的学生，却没有一点名牌大学生的架子，谦虚有礼；肚里虽有很多学问，出口成章，却对女性相当的尊敬，绝不狎昵。

从相关的资料来看，杨沫是个很敏感的人，热情，好胜，内心有某些淡淡的感伤。

喜欢读文学作品，对芥川龙之介小说的忧郁气氛颇感兴趣。

芥川的自杀情结也传染了她，那是一种美的忧愁，还是别的什么呢，她自己也未必知道吧。

而她这种敏锐而泼辣的气质，电光般地打动了张中行。

新式的性情，毫无伪态的爱，都是在那时少见的。

他那时正在读西方的书，神往于个性主义的世界。

身边的姑娘的一切，没有旧式女子的气息，和自己的内心是契合的。

最初的相处，他们相当地幸福。

张中行曾为她写过几篇文字，爱意深深。

还从乐府诗里找到心爱的作品，赠给这位年轻的姑娘。

老年的时候，张中行回忆起沙滩的吃与住，有着无边的感慨。

我有时步行经过，望望此处彼处，总是想到昔日，某屋内谁住过，曾有欢笑，某屋内谁住过，曾有泪痕。

美丽的碎片晃动着，照着昔日片刻的温馨，那些美丽的笑声与爱意的暖调，除了他们，我们是无从知晓的。

张中行本名张璿，字仲衡。

1909年生于河北香河农家。

1931年毕业于通县师范学校，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1935年毕业后，他将仲衡减缩成了中行。

曾先后在中学、大学任教。

1951年2月起，任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直至1997年，从事中学

语文教材编写及教学研究工作历时半个世纪之久。

杨沫2006年2月24日病逝。

产生隔膜阅读兴趣的倾斜以及人生观的变化，张中行不久就发现了。

对杨沫的阅读兴趣他不以为然。

以为只不过是流行的口号和教条而已，煽情的理论不能解决灵魂的问题。

他觉得杨沫还小，没有受过学术训练，容易盲从。

有时也劝她不要轻信。

老鬼描述过这样的场面：

母亲没事的时候，就看各种革命书籍。

一次，她因看书，忘了做饭。

张中行回来吃午饭，见她还专心看书，不司妇职，生气地说：你这么喜欢马克思的书，喜欢无产阶级，为什么不下煤窑去呀，为什么还穿资产阶级的皮大衣呀？可以想象彼此的差异。

杨沫对张中行的观点是不以为然的。

她相信书本里的那些是对的，而张中行所喜欢的那些，对其一点也没有意义，几乎不能使自己飞腾起来。

许多年后，当她写下那本《青春之歌》时，曾描述过两人的隔膜。

她借着文学的笔，将当年的心理形象地描摹出来，直到晚年，对张中行那时的选择还是有微词的。

革命在那时是极其危险的。

和李大钊一同被杀害的方伯务，曾在杨沫的母亲家避难过，她那时还小，对方氏印象很好。

他的死曾给她不小的刺激。

妹妹白杨认识的那些左翼青年，也是秘密从事文化活动的。

杨沫他们的冒险和纯真，在杨沫看来有一种灿烂的美，心灵被燃烧了。

人不该囚在家庭的笼子里，重要的是飞出去，那是怎样的痛快和欣慰呀。

对革命的理解，她还是相当朦胧的。

可是那个未来的召唤性的图景，那么强烈地吸引着她。

对张中行来说，拉回这个活泼的姑娘，是太难的。

无疑的是，杨沫在内心深处，是有小布尔乔亚的气质的。

善于冲动，易被感染，喜欢幻想。

女人身上的这一特点，很容易打动书斋里的男人。

可是当这一切和政治发生联系时，人性的另一面就可能被焕发出来。

丁玲这样，白薇也这样。

在文学史里，这一现象给人的话题实在是多的。

《青春之歌》的感人地方，恰恰是写了小布尔乔亚与革命的关系，人性的与社会政治的因素得到了一次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