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判决书》每页都是现实警世钟

东京审判《判决书》每页都是现实警世钟

今年是东京审判宣判65周年。1948年11月4日至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勃宣读了法庭判决。《判决书》不仅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作出罪状认定和量刑，而且用很大篇幅阐述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发展、膨胀的过程，今天重读仍深受震动！

根据《判决书》，可把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作为”梳理如下：

一曰“造神”。

1920年前后以甲级战犯大川周明为代表的“理论家”，大肆鼓吹“八纮一宇”和“皇道”的原则，为扩张领土寻找依据。

“八纮一宇”出自中国古书，“皇道”就是“天皇之道”，他们解释为“把世界置于天皇一人统治之下”。

大川曾出版一书，狂妄声称日本是大地最初成立的国家，统治万国国民是日本的天命，并预言1925年前后东西方将发生战争。

另一名狂热鼓吹者是甲级战犯桥本欣五郎。他还是个阴谋实干家，他建立的“樱会”，就是一个中佐以下现役军官的激进组织。《判决书》判定“他是建立阴谋的首谋者”，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正是这种带有邪教色彩的“造神”蛊惑，煽动了狂热的狭隘民族情绪，产生了自杀“神风队”这类怪胎。

二曰“滋事”。

1930年前后，激进分子还是以中下军官为主。他们阴谋制造事端，造成既成事实，从而逼军部高层和政府就范。

东京审判中日本战犯的罪行自1928年始，原因就是谋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

《判决书》指出：“一个日军大尉在地雷周围埋伏兵士，1928年6月4日，当张作霖的列车到达那里时地雷爆炸，日军向张作霖卫队开火。”当时田中义一首相并不知情，向天皇报告后准备将责任者交付军法会审，但在陆军部干预下，不了了之。此次滋事成功助长了军国主义者的气焰。1929年7月1日田中内阁被迫辞职。

不久，军国主义者再度滋事，包括1931年7月1日的“万宝山事件”，1931年7月17日的“中村事件”，特别是1931年9月18日的“沈阳事变”。被判绞刑的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当时仅是一名陆军大佐，《判决书》第五章详细叙述了他和石原莞尔以及大川周明、桥本欣五郎等人阴谋策划的始末，认定：“大量可靠证据表明，‘沈阳事变’是由参谋本部将校、关东军将校、樱会

会员及其他人事前周密计划的。”

最会滋事者，当推送上绞架的另一名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九一八事变”前后土肥原以特务机关长的身份供给参谋本部有关中国的秘密情报。为诱骗胁迫溥仪从天津到沈阳，土肥原采取各种阴谋手段，包括向溥仪送藏有炸弹的水果篮，寄恐吓信等。“1931年11月10日晚上，土肥原秘密将溥仪押上一辆有持枪队伍保护的汽车，从住处转移到码头，上了一艘小型日本游艇”；土肥原还策划成立傀儡政权“内蒙自治政府”和“华北自治政府”,并多次转移汪精卫等等。

正如《判决书》第十章所述：“土肥原凭借政治谋略、武力威胁和武力实施，在促进日本在中国其他地区侵略事态进展上担任了显著任务。”

三曰“逼宫”。

政党内阁是日本军国主义兴起的一大阻力。为扫清障碍，军部对内阁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方针。

1932年1月17日桥本著《议会制度的改革》一文，文中说：“责任政府——政党内阁制度——完全与宪法背道相驰。为了建立全新的日本，我们认为紧迫要做的是让现有政党当替罪羊，摧毁他们。”

从1928年到1945年这17年中，日本内阁竟换了17

届之多，政党出身的首相仅7名。1934年到1936年的冈田启介首相本是军人出身，但因不满过激派的武力扩张而招致嫉恨。“1936年2月26日，由一群青年军官企图暗杀冈田本人而达到顶点。22名军官和1400余名士兵叛变政府，占据了主要官厅，使东京处在恐怖状态中达三天半之久。大藏大臣高桥和内务大臣斋藤被恐怖分子暗杀。十天以后，冈田因不能控制军部而提出内阁辞呈”。文人首相中除广田弘毅、平沼骐一郎和近卫文麿赞同军部方针外，田中义一、若槻扎次郎被迫辞职；滨口幸雄和犬养毅遭军人少壮激进派暗杀。1937年到1945年的9名首相中居然有6名军人。1941年10月东条英机任首相时，身兼陆军大臣、内务大臣、文部大臣、商工大臣、军需大臣等要职，集大权于一身。他当然没有想到，4年之后成为阶下囚，7年之后上绞架。

四曰“愚民”。

为了欺骗和绑架民意，军国主义者对日本国民特别是青少年实行疯狂的愚民政策。1933年6月，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发表谬论，例如“日本天长地久，命定要扩张”，“国民应走的道路就是‘天皇之道’，日本军队就是天皇的军队。凡是反对宣扬‘皇道’使命者，陆军就要和他作战”。日本所有学制都强迫实行军事训

练。

“九·一八”发生前不久，日本就以满洲是日本“生命线”来教育学生，“九一八”之后，则完全是极端国家主义的“新精神”。

1938年5月荒木转任文部大臣，上任即发布新训令，学校完全处于陆军省所派军事教官的支配之下。荒木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日本军国主义在控制舆论上也不遗余力。1936年5月20日陆军部成立情报局，控制面向公众的一切通讯。《判决书》指出：“出版自由在日本是经常受限制的。一切演说和公开发表的言论事先都必须经警察核准。”“1931年之后，特高警察对凡是反对现政府政策和公开发表意见的人，都加以监视。”

五曰“扩军”。

实现侵略野心必须扩充军备。《判决书》历数了日本各届政府发展与军事密切相关的工业发展计划和实施。例如：“1936年5月29日，为充实国防和本国工业，以建立汽车制造工业为明确目的，特别制定了法律。”“1936年底，日本在世界各国中已具有最现代化的商船队。”1937年5月29日林铣一郎军人内阁通过陆军部提出的五年产业计划，“选定十三种产业优先发展——兵器、飞机、汽车、工作母机、钢铁、液体燃料、煤、

通用机械、铝、镁、电力和铁路车辆。”

日本军国主义者并不隐晦扩军的目的是备战，不仅针对中国，而且以苏联和英美为目标。“这些计划是为对抗苏联的五年计划而制定，为了想使日本的国力较苏联更为优越。陆军认为苏联是亚洲政策不可避免的敌人。”

1936年8月15日五相会议决定“海军军备必须加强到足以保持西太平洋制海权而与美国抗衡的程度。”“同一期间，桥本公开主张向南方，尤其是向荷属东印度方面进行扩张。他认为英国海军是此计划的主要障碍，要求建立无敌空军为中心来扩充军备。”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岛国，军国主义者处心积虑掠夺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的资源。

六曰“毁约”。

军国主义扩张另一障碍是国际条约的约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政府签署了许多国际条约，包括保护中国领土和行政独立的《1922年华盛顿九国公约》，禁止生产、运输和使用鸦片及类似毒品的《1931年鸦片公约》，尊重太平洋地区各国领土利益的《1921年四国条约》，保持中立国领土不受侵犯的《1907年海牙第五公约》，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的《1928年巴黎条约》，战争状态下人道行为的《1929年日内瓦红十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