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住形态_从空间分异走向空间融合_秦红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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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第2期□秦红岭

城市居住形态：从空间分异走向空间融合

作为居民日常生活展开的主要场所，作为城市空间主要的组成元素，居住空间在城市形态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在我国大城市，20年来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引发的居住空间郊区化的现象，便是城市形态形成“摊大饼”式的圈层扩展和蔓延的重要因素；又如，高低档次不一、类型不同的住宅区组成了城市形态的“马赛克”式的镶嵌图，形成了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和极化，以至出现城市的“富人区”和“贫民区”。〔1〕居住空间形态的合理与否，不仅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而且影响着整个城市形态的功能和城市效率的实现。尤其是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城市居住空间格局上的阶层分化趋势，涉及空间正义与社会和谐的大问题，更是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

一

从世界范围来看，居住空间分异与社会隔离是城市现代化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普遍现象。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的芝加哥学派针对当时美国城市出现的两极分化、居住隔离等社会现象，借用了生物界自然竞争的生态学规律来研究城市空间结构及其变化，指出人群居住的空间区位是分化与竞争的结果，强调经济因素、土地价值对城市居住形态的影响，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居住空间结构的三大模型，即伯吉斯（E．W．Burgess）的“同心圆”模式（the concentric zone model）、霍伊特（H．Hoyt）的“扇形”模式（the sector model）、哈里斯（C．D．Harris）和乌尔曼（E．L．Ullman）的“多核心”模式（the multiple nuclei model）。上个世纪70年代在芝加哥学派和冲突理论基础上，一些城市社会学研究者提出了住房资源对社会分层的意义，指出不同地理（或空间）区域意味着不同的生存机会，居

住的空间区位与个体其他社会资源的拥有具有密切的关系。近几十年来，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后福特主义城市转型的主要特征是社会空间分异加剧。城市变得更加“分化”、“碎化”和“双城化”：一极是精英阶层在舒适豪华的典雅社区居住，这些社区通过围墙、保安杜绝外人的自由接触，形成所谓防卫型社区（gated community）；另一极是城市下层、低收入人群或有色种族在衰败的城市中心区密集居住。〔2〕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住房分配制度的改革、住宅产业化步伐的推进、居民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社会分层的加剧，对城市居住形态产生了较大影响，居住空间分异与隔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城市居民按收入和社会地位的不同居住在不同的地段和社区，同时分异人群逐渐转变为贫富差异，并由此导致了城市低收入和贫困人口聚居化的现象。如李志刚等学者对转型期上海社会空间分异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计算分异指数，发现当前上海存在严重的住房分异，“城市从相对均质型的‘簇状’单位大院向异质型的以社区为单位的新的居住空间的转变。”〔3〕冯健对北京市区的城市空间结构进行了调查，指出北京社会空间分异的趋势日益明显，社会要素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4〕沈关宝、邱梦华以广州为例，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加剧，局部已出现极化与隔离的现象，严加防护、外人不得入内的高级别墅区和治安混乱、外人轻易不敢入内的城中村就是证明。〔5〕刘玉亭则以南京市为例，具体着眼于城市贫困阶层的空间分布和居住空间状况展开了调查分析，发现城市贫困阶层在空间分布上具有相对集中的趋势，且主要集中于城郊结合部。其中城市户籍贫困人群多分布在一些早期建设的居民小区内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文法学院，北京100044）

摘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住房分配制度的改革、住宅产业化步伐的推进、居民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社会分层的加剧，对城市居住形态产生了较大影响，主要表现在居住空间分异与隔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适度的空间分异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过度分化与隔离的居住空间分异格局，尤其是富裕与贫困阶层之间社会距离扩大并引起居住空间形态上强烈反差的社会现象，却可能隐藏诸多负面问题，影响社会和谐。达成居住空间融合的方式，除了摸索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混合居住模式以外，还应当强调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住房规划与建设政策。

关键词：城市居住形态；空间分异；空间融合

〔中图分类号〕C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547（2010）02－0192－03

注：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深化计划“建筑伦理学”学术创新团队成果。

［收稿日期］2009－06－25

［作者简介］秦红岭，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文法学院教授，从事伦理学和建筑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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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第2期（主要是一些职工集中居住区），而农村户籍贫困人口则主要居住在一些“城中村”内。〔6〕陈果等学者的研究认为，我国当代城市的贫困空间呈现相对集中分布的趋势，即贫困家庭向地价低廉的城郊结合带集中，而在城市中心区的外围也由于房地产开发无法获利而造成旧区的衰退，从而形成贫民区。〔7〕

所谓居住空间分异，一般是指不同职业背景、文化取向、收入状况的居民在住房选择上趋于同类相聚，居住空间分布趋于相对集中、相对独立、相对分化的现象。〔8〕简言之，空间分异是社会分化、社会分层在城市居住空间布局上的反映和表征，表现为同质人群聚集居住、异质人群彼此隔离。需要指出的是，居住空间分异（differentiation ）与居住空间隔离（segregation ）是一对常用来分析城市空间极化的概念，本质上说，这两个概念的内涵相近。有学者认为，居住隔离和空间分异指的是同一种客观空间现象，是一个城市在空间上的划分状态，居住隔离是对这一状态的微观考察，空间分异是对同一状态的宏观考察，二者描述的都是不同人群在城市空间上的分布状况，这种分布间接地反映不同人群对城市空间资源的占有状况。

〔9〕

二

客观地说，在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机制的经济模式下，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它是居民居住状况多样性与复杂性的鲜明体现。其实，城市居住空间适度的分异格局并不是一件坏事，相反却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从经济学上看，其合理性主要表现在能够充分实现市场对有限的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充分利用级差地租的作用规律，实现各个地块的价值最大化，同时有利于房地产开发的市场定位与客群定位，增强物业的保值和增值性。从社会学上看，它有助于适应和满足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多元需求，维护同一阶层社会成员“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合群性、共享性特征，而且相近的生活背景、生活习惯会增加认同感，减少邻里矛盾纠纷，形成和谐的社区关系。还有学者认为，不同阶层在空间上的聚集容易形成共同的利益诉求，有利于基层民主社会的建立。〔10〕

适度的空间分异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过度分化与隔离的居住空间分异格局，尤其是富裕与贫困阶层之间社会距离急剧扩大并引起居住空间形态上强烈反差的社会现象，却可能隐藏诸多负面的社会问题。首先是造成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因地域分割而导致的相互交流减少，隔膜加大。积极的群际交往对城市和谐、社会和谐有重要的作用，正如国际建协的《马丘比丘宪章》所强调的：“在人的交往中，宽容和谅解的精神是城市生活的首要因素，这一点应用为不同社会阶层选择居住区位置和设计的指针，而不要进行强制分区，这是与人类的尊严不相容的。”因空间分割而产生的不同人群之间的隔阂现象如果不能有效抑制，会加剧城市社会矛盾，甚至引发社会冲突。其次，使人们的不同的身份、地位通过一种固化的空间特征得以强化，对弱势群体的社会心理、自我认同产生负面效应，从而诱发人们的不公平感和仇富心理。如北京某高档小区一夜之间多辆高级轿车被砸，作案人的动机竟是因自己下岗对社会不满。的确，在城市中，容易

引发人们产生不公平感的是个体的居住空间资源占有方式。一方面是高收入阶层占有过量的、有良好区位性的、有完善的公共配套设施的居住资源，一方面是城市中的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数口之家居于斗室，或居住在环境、公共设施、交通等方面相对较差的区域。从现实层面看，只要人们的收入存在差别，程度不同的分区居住就不可避免。但政府不能对不同收入阶层居住空间贫富分异的趋势和空间资源占有的不平等问题听之任之，让其自行发展。因为，不合理的空间贫富分异，其实质已超出经济实力地位的差异，而是社会不公平、社会不平等在居住空间上的表现。

在这方面，二战后美国针对城市中心贫民区的“城市更新”计划出现的种种问题也对我们有一定的警示和借鉴意义。1949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了住房法及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法规，其所显示的主要社会目标是建设公共住房，帮助城市消除贫民窟和重建残破衰败的区域，实现每个美国家庭对体面住房的追求。然而，这一体现公平原则的社会目标在具体的住房政策实施过程中并未得到有效贯彻，反而是在市场机制的强大冲击和强势利益集团的主导下，联邦政府的住房政策不断偏离公平目标，低收入的城市居民没有从城市改造中获得好处，从而导致20世纪60年代公共住房项目的失败，并带来城市日益严重的分裂现象等社会问题。1961年，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用大量篇幅批判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城市中的大规模计划（主要指公共住房建设、城市更新、高速公路计划）所带来的问题，“请看看我们用最初的几十亿建了些什么：低收入住宅区成了少年犯罪、蓄意破坏和普遍社会失望情绪的中心，这些住宅区原本是要取代贫民区，但现在的情况却比贫民区还要严重。中等收入住宅区则是死气沉沉、兵营一般封闭，毫无城市生活的生气和活力可言，真正让人感到不可思议。那些奢华的住宅区域试图用无处不在的庸俗来冲淡它们的乏味。”〔11〕所以从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住房政策的目标不是简单地消除贫民区而代之以公共住宅，而是调整为提倡贫富混合居住区的模式，这是美国花了数十年代价得来的经验教训。

虽然我国目前的居住空间分异状况与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还不存在大规模的郊区化问题和严重的种族冲突问题，空间分异程度还远未达到某些西方国家城市的严重程度，但绝不能忽视社会空间分异现象对社会公平、和谐社会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因此，为了防患于未然，避免出现过于严重的社会分层和两极分化，缓和各群体之间的矛盾，达成住房资源占有的整体公平性，抑制或减轻空间分异的趋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城市设计、城市规划作为空间资源配置的调控工具和公共政策，应有意识、有计划地适度控制居住空间的隔离与分异，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构建一种混合居住的空间发展模式，以减少不同阶层居住资源差距，使不同阶层、不同群体能在合理的空间配置环境中和谐共存与有机融合，这是构建和谐城市与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

三

对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控制在美国、欧洲等外国城市早已受到广泛重视，政府作用于居住空间分异的调解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是通过对房地产的介入，避免住房市场过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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