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经济学的社会性视角

【内容提要】青年马克思在研究经济学问题的过程中，确立了科学的研究视角即社会性，揭示物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构建了科学的经济学体系，超越了古典经济学派。我国经济学界出现了许多对劳动价值论的不正确理解，其失足之处在于没能真正把握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只有以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社会性视角为线索，澄清劳动价值论研究中的不正确的“新见解”，才能科学地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正文】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其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这是关系到政治经济学发展与创新的重要问题。当蒙克莱田置“政治”于经济学前之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已由自然物资扩展到社会经济问题。只是边际学派产生后，数学分析工具的应用和资源配置问题的凸现，才在杰文斯、马歇尔的示范下，经济学被分化出来，政治文化问题在经济学的研究视野里被淡化乃至消失。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的相当数量的学者，特别是某些青年学者，极度崇拜主张研究资源配置的西方经济学，而置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于不顾。实际上，经济现象、经济系统是社会现象、社会经济系统的一部分。只有把经济系统当作包括政治、文化、制度等因素在内的社会大系统的有机部分，才能科学地解释和说明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马克思从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之时起，确立了科学的研究视角：社会性，揭示物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构建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超越了古典经济学派。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必须理解和掌握马克思的经济研究的社会性视角。一、马克思经济研究的社会性视角的确立青年马克思是在三次经济学研究中确立了透视经济现象的社会性视角的。初涉经济学，发生在青年马克思于1842～1843年任《莱茵报》主编时遇到的对所谓物质利益问题不得不发表意见的“难事”之后。自1843年10月始，他系统地研究了布阿吉尔贝尔、麦克库洛赫、詹姆斯·穆勒等15位经济学家的19部经济学著作，给后人留下两份相关联的手稿：《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次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性考察。审视这两部手稿，我们可以说，巴黎时期是马克思确立经济学研究的社会性视角的开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是屹立在青年马克思研究视界中的一批经济学“巨人”。一般而言，他们都比较地重视劳动，并得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因素这一结论。但他们在理论上有严重的失足，“国民经济学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根源的钥匙。例如，当它确定工资和资本利润之间的关系时，它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后的根据；也就是说，它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作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102、24、37、122、258页。）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失足呢？马克思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由于阶级局限，不去考察“工人（即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来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102、24、37、122、258页。），也就是说，他们不能理解劳动的真实含义，不区分劳动是在什么样具体的社会关系下进行的活动，因而，把创造资本、商品和私有制的劳动看作“一般劳动”。 [!--empirenews.page--]此时，正处于青年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前科学期，他尚没有独立的经济体系，只得大量转述摘录先贤们的思想材料，但是，由于他在《莱茵报》时期就已形成了实践精神（注：参见拙文《青年马克思最初研究经济学的内在动因》、《实践精神：透视青年马克思思想流程的新视角》，分别载人大复印资料《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专题，1996年第4期，1997年第6期。），注意从社会视角分析社会现象，所以，他不会接受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抽象的“一般劳动”，而试图对劳动进行社会性透视，“人类的特征恰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102、24、37、122、258页。），而资本主义却是异化世界。马克思以社会性视角透视这种应有与现有的矛盾，引入了异化劳动，通过对异化劳动的“自我”、“物”、“类本质”和“人与人”相异化的四重规定，马克思已把劳动当作特殊的社会关系来理解。为了进一步“从私有财产同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说明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102、24、37、122、258页。），马克思又写了《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一书摘要》，十分明确地把人的“自

由自觉的活动”当作“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102、24、37、122、258页。），“我们的生产同样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102、24、37、122、258页。）财产不是纯粹的自然物，而是对人自身的异化及社会关系异化的表征。大自然是否是纯粹的自然存在呢？自然是人类生产的前提，有了人类社会，自然便进入人的社会视野，自然的存在已不是自然而然地自发盲目的存在了，“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102、24、37、122、258页。） 1845年2月，发表《神圣家庭》后，马克思又回到政治经济学领域，写出了《评弗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此时，他试图揭示生产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社会关系”下进行的，试图将“社会关系”提升为“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沿着社会关系的思路分析社会生产的重大成果。李斯特不同意古典经济学过分强调物质财富、交换价值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中心地位与作用，提出要研究生产力。但是，李斯特把生产力看作是人的本性，而交换价值、货币等生产关系则总是外在的。而马克思把交换价值、工业、劳动理解为生产关系的表现，主张应结合一定的社会条件研究生产力，“生产力从一开始就是由交换价值决定的”。唯有如此，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工业用符咒招引出来（唤起）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对工业的关系，同无产阶级对工业的关系完全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102、24、37、122、258页。）马克思第三次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是在1847年上半年。四十年代伊始，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出版了《什么是所有权》。起初，马克思认为蒲鲁东比“青年黑格尔派”分子高明，从社会的现实出发，向社会提出一些直接实践的要求。不久，马克思已觉察到蒲鲁东经济思想的方法论缺陷，并指出蒲鲁东失足在于当论及劳动与资本的现实关系时，并没有真正触及问题的社会本质。与蒲鲁东的研究视角不同，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要从客观存在的真实的社会关系入手，透过表面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把握隐藏其中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蒲鲁东从“应当”“建议”入手，所研究的不是现实的经济关系及运动规律，而是理性自身。例如，蒲鲁东不是从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出发，把经济范畴当作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而是把存在的社会经济关系，当作抽象的经济范畴的体现。马克思则认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页。）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并不是发生在蒲鲁东所谓“效用”与“意见”之间，而是发生在出卖者所要求的交换价值与购买者所提出的交换价值之间。对于卖者，[!--empirenews.page--][1][2][3]下一页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定他在一定水平内进行生产，对于买者，“他的意见是以他的资金和他

（注：的需要为基础。这两者都由他的社会地位来决定，而社会地位却又取决于整个社会组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卷，第86～87页。）总之，《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的革命性变革的开始，初步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社会视角。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确立了经济学研究的社会视角，并非忽略了物与物的关系，单纯从人与人关系入手研究经济问题，相反，马克思十分重视研究物与物的关系，他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区别之处是不仅仅局限于物与物的关系，而是把物与物的关系当作表现人与人关系的材料，透过物与物的关系研究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二、社会性：对马克思建构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理解马克思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学说，就要把握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批判。而只有从社会性出发，才能理解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停留在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上，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斯密、李嘉图等人所考察的经济范畴如商品、货币、资本、工资、利润、分工、交换等，都从物与物的关系层面进行说明，窒息了经济范畴的历史流动性，成为孤立静止的神秘抽象物，无法准确地真实地反映客观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