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地区主义与中国西南战略分析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2年第5期 NO.5,2012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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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地区主义与中国西南战略分析 贺雪瑞 （山东工商学院 政法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摘 要：南亚次大陆因其相对独立封闭的环境本应成为地区主义大为实施之地，但南亚各国之间历史、民族、宗教等问题多多，外部势力影响不断，南亚地区主义迟迟得不到良性发展。

基于此，中国在面向西南方向的战略制定与实施中，应考虑以弥补中国——南亚地区合作机制的缺失为出发点，积极发挥次区域合作的桥梁作用，明确中国积极参与非主导的地区合作立场。

关键词：南亚；地区主义；制约因素；西南战略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12）05-0276-2 一、南亚地区主义概述 地区主义的概念在理论界有新旧之分，本文中探讨的主要是指新地区主义。

国内外学者对新地区主义的研究集中在欧洲和亚太地区者居多，本文试图结合南亚实践来分析新地区主义在南亚实践的轨迹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与前景。

南亚区域合作的设想首先于1977年由孟加拉国总统•齐亚拉赫曼提出，1980年5月孟加拉总统倡导召开南亚国家首脑会议。

经过多次协商，1985年12月，南亚齐国——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达卡举行了南亚历史上第一次首脑会议。

会议通过了《达卡宣言》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宣言》，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简称SAARC）正式成立。

从国际背景来看，南盟是在国际大环境的压力下被拖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大潮之中而成立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

纵观南盟二十七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南盟一体化的实现实际上还处于“路漫漫其修远兮”的阶段，任重而道远。

从合作的愿望角度来说，各行为体不仅要对地理空间、而且要对本地区相对独立的文化意识或者思想基础有一种较深的认同感，因为合作的愿望是需要慢慢形成的。

但目前来看，南盟各国对后一方面的认识还存在很大差距，南亚地区各种历史、民族、宗教、文化的矛盾和问题重重，而且在各国利益交汇点的挖掘和合作发展方面也存在冲突，有些国家对于国内发展自顾不暇，甚至谈不上对于地区一体化的基本认同。

从制度化方面来说，南盟自宣告成立之日起，其主要机制就包括首脑会议、部长理事会、常务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和常设秘书处，另外南盟各国已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协定”（1987年）、“南盟粮食储备协定”（1987年）和“关于麻醉品和治疗精神病药物的公约（1993年）”，成立了五个中心——南盟农业信息中心（达卡）、肺结核控制中心（加德满都）、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伊斯兰堡）、南盟文献中心（新德里）和南盟气象研究中心（达卡）。

这些都说明南盟在组织机制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为南盟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组织和制度基础。

南亚各国经济结构相似，且几个主要国家的首要贸易对象均为欧盟，区域内部产品竞争性强，至今没有形成规模经济，从而导致区域合作内部凝聚力降低，作为区域大国的印度与其他国家的一体化水平很低，区域内贸易也难以形成，南盟各国在各领域的合作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南亚地区主义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对于南亚次大陆来说，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应该是各国之间通力合作促进区域发展的有力因素，但实际上南亚各国之间问题多多，地区主义迟迟不能实现良性发展，区域一体化道路布满荆棘。

探究制约南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南亚是当今世界上民族、宗教暴力冲突最为严重的地区，长期以来，接连不断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已成为影响南亚国家发展的痼疾。

南亚地区民族主要有从中亚迁入的雅利安各民族、当地原住民达罗毗荼语系各民族以及从东南亚迁入的汉藏语系各民族和南亚语系各民族，由于语言分化，民族相当复杂，主要民族就有二十多个。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些国家如印度的语言政策得不到少数民族认可，个别民族如印地族的大民族主义，国际上民族分离主义实力的煽动，国外干预等都造成南亚地区民族冲突不断，严重影响南亚各国开展合作。

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教派冲突，自古以来就是南亚次大陆的一大顽症，再加上近代以来英国殖民者的挑拨离间，更使两者的矛盾火上浇油。

1947年的印巴分治、分治后印巴的三次战争、1999年卡吉尔地区的印巴武装冲突以及两国间无数次的小规模冲突，都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宗教斗争密不可分。

在
此基础上南亚国家的民族、宗教、种姓乃至地方上的恶势力就成了出于狭隘党派利益激烈竞争中政治家们在选举
作者简介：贺雪瑞，（1982- ）女，山西临县人，山东工商学院政法学院讲师，政治学理论硕士，研究方向：南亚国际
关系。

基金项目：山东工商学院青年基金计划（2011QN038），山东省软科学基金（2012RKB01104、2012RKB01146、
2012RKB01266）资助。

网络出版时间：2013-02-20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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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J O U R N A L O F Y U N N A N I N S T I T U T E O F S O C I A L I S M 277中利用的对象，一些印度教派政党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和捞取选票，大肆煽动教派斗争，从而造成混乱。

南亚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非常脆弱，最主要的体现在印巴双边关系上。

两国独立伊始久违印度河水资源的分享问题发生政治，随后又出现了卡其沼泽地的领土纷争。

然而，这些争端的解决并没有减少双方的恐惧、敌意和不安全感，探究实质，克什米尔才是“问题中的问题”，这种对抗，既是一种地缘政治斗争和围绕克什米尔归属的领土主权之争，也是一种宗教信仰的斗争，它包含了历史、宗教、种族、社会、政治、经济等许多方面，错综复杂，难以解决。

1947年、1965年和1971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三次战争虽然不属于宗教战争，但是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教派斗争相联系。

作为南亚大国，印度对邻国的态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这南亚区域合作能否顺利开展，而印巴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南亚地区的气氛。

而印度与孟加拉国就恒河喝水的分配问题上存在正义，印度与尼泊尔的双边贸易不平衡得不到环节，印度与斯里兰卡的关系因泰米尔问题不时恶化。

印度在地区问题上态度傲慢，其自负情绪和称霸思想一直阻碍这与邻国发展关系。

印度对南盟及其成员国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一方面，印度对南盟成员实行双边主义，认为这是对付邻国的最好模式，另一方面，印度反对在南盟讨论双边问题，不愿意将南盟成为一个多变框架，将双边争端列入其议程。

印度的这些举措导致其与南盟成员之间的关系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印度拒绝在南盟框架内讨论任何有正义的问题，这使南盟其他成员担心印度的用以，并对印度有关地区合作的建议抱有戒心，而这反过来又使印度怀疑它们是在联合起来对付自己。

事实上，印度与其他国家没有良好的双边关系，要想拥有良好的地区关系非常困难。

所有这些都给南盟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特别是由于该地区以印度为中心的性质，任何推动合作的企图都含有印度欲改变地区政策的意思，在印度部队邻国采取较灵活和通融态度的情况下，合作进程缓慢。

南亚地区整体经济化水平低，且相互之间缺乏互补性。

南亚区域经济合作主要集中在贸易方面，而贸易的发展处于长期停滞不前的状况。

尽管印度近年来的信息产业有了较快发展，但总体上来看，南亚各国还是以初级产品为主要的出口产品，品种少，市场规模小，这也是南盟区域内贸易不能较快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政治方面的因素也导致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缓慢，南亚国家间的政治冲突常常干扰正常的贸易活动，尤其是印度与南亚其他国家间的政治争端，对区域合作的顺利开展十分不利。

总之，南亚地区主义发展前景广阔，但必须依靠南亚各国积极合作尤其是捐弃前嫌加深地区内部合作，在合作中寻求发展。

三、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战略应对 南亚各国在地区主义合作领域的空缺，一方面为南亚各国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在发展与该地区关系问题上提出了挑战。

当前中国按照地理方位在陆上周边的三个方向中，西南方向相对较弱，但加强与该地区的联系已经成为我国整
体国家战略布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何加强联系？恐怕除了在双边关系上下功夫外，在中国-南亚地区合作方向上也得寻求更广阔的空间。

完成我国西南方向的地区主义战略布局，不仅能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有利于树立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而且能确保该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经济发展，更能确保我国周边稳定，同时也能服务于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

与此同时，亚太整体形势发生变化，其强劲的发展势头有望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心，中国的高速发展也引起•美国的战略转移。

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西蒙泰（Simon Tay）说：“如果你是一个中国的战略思想家，你
不必成为一个偏执的阴谋理论家就能够想到，美国正在领着其他亚洲国家对付中国。

”[2]奥巴马政府开始在亚太高调亮相，有步骤地重返亚太，美国明显地将亚太作为其新的战略重点，亚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可能会因此而发生变动。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亚洲国家出现了矛盾心态，一方面想在经济上依赖中国，希望搭上中国快速发展的便车，另一方面却又在安全问题上指望美国，认为保持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兴趣这一点很重要，希望借此来牵制、制衡中国，防止中国将经济影响力转化为军事影响力。

对于中国来说，无论南亚各国如何发展，无论美国的对话政策和亚太战略如何调整，坚持自己的一贯政策最重要。

针对南亚地区合作，中国可以考虑积极发展次区域合作的桥梁作用，实现两亚（东亚与南亚）兼容互补的地区主义战略布局，在此基础上，向相关各方表明中国积极参与非主导的地区合作立场。

具体来说，借助沿边各省的区位优势推动次地区乃至整个地区的合作，在GMS （基于湄公河流域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处理好与相关各国的水资源分配和利用，在环保、禁毒、水电资源开发等方面全力合作。

与印度的关系是中国与南亚合作的关键，中印关系作
为当代中国外交领域“冷冷暖暖”、“起起伏伏”变化曲线最大，集“邻国外交”、“大国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外交”于一体的最错综复杂的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国家间的外交关系之一，西藏问题、边界问题、巴基斯坦因素、安全问题，包括印美关系和印俄关系等因素都是需要两国共同协商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才能解决好的问题。

尤其是边界问题，面对全新的国内外形势，面对少数政客、媒体、带偏见的学者和教科书将近半个世纪的炒作和重复，印度政府应该做的，更多的应该
是在“重新教育公众”这一侧面下功夫，让人民不再受到蒙蔽，彻底了解边界问题的起源和真相。

当然，要解决复杂的边界问题，既要考虑历史，又要照顾现状，双方应该
坚定地按照2006年11月21日《中印联合宣言》的要求，积极发展两国的战略合作关系。

相信只要中印两国“龙腾象舞共携手”，继往开来再谱梵典与华章的和谐序曲和“中印大同”的理想就不会只是空想了。

参考文献： [1] 耿协峰.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4-37.
责任编辑：杨 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