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观词风的基本特征

考察一个作家作品的师承关系，不能只看其个别词章和个别字句，而应看全部作品的主要思想艺术倾向，即基本词风。通览柳永的《乐章集》，象《雨霖铃》这类描写男女别离相思且思想艺术性较高的作品只是一部分，集中也不乏大量的直接描写男女欢爱的词，而且大都铺写细腻，甚至有些描写比较露骨。如《迎春乐》(进来憔悴人惊怪)；《征部乐》(雅欢幽会)；《门百花》(满搦宫腰纤细)；《菊花新》(欲掩香帏论缱绻)；《柳腰轻》(英英妙舞腰肢软)等等。纵观柳永的一生，他的事迹和青楼女子密切相关，据传死后亦是歌妓为之营葬。所以说柳永的艳情词十之八九都有确凿情事可系。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刈尽还生。念柳外青聪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濛濛残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
这首词写别后相思。词人登高临远，所见是一望无际的芳草。离愁别恨夹杂着许多说不清的情感，蓦然涌上心头。本欲排遣，但却无计消除。与佳人欢会时的柔情，别离时的难分难舍，都随流水而逝，一去不返了。眼前的所见所闻，只有落花片片，残雨濛濛，以及晚风中黄鹂的声声啼唤。
从青年时代起，秦观对于号称当代文宗的苏轼就是十分仰慕的。《重编淮海先生年谱节要》记载：“熙宁七年甲寅（1074），二十六岁。先生闻苏公轼为时文宗，欲往游其门未果。会苏公自杭幸知密州，道经扬州，先生预作公笔语题于一寺中，公见大惊之。及晤孙莘老，出先生诗词数百篇，读之乃叹曰：‘向书壁者，必此郎也’。遂结神交”。可以说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从此时就已经开始了。二十九岁那年，秦观去徐州拜访了苏轼，从此他一生遭遇与苏拭紧密相连。他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而且一直不避牵连，跟苏轼患难与共。两人在多年的交往中，既为师生，又是挚友。师友之间经常的切磋和诗词唱和，使得秦观的词风自然会受到苏轼直接而重大的影响。
词心凄苦，寄慨深沉
一一论秦观词风的基本特征
广西师范大学 张静文
词发展到北宋中后期，跟柳永在词的形式上、苏轼在词的内容上拓展的同时及稍后，出现了秦观这个“当行”的词家。对于秦观的《淮海词》，前人有多种评论：有的誉其“俊逸精妙”；有的称其“淡雅清丽”；还有的赞其词“清丽婉约，辞情相称”。这些评语都从不同侧面道出了秦词的风格特点。但历代每论及秦词者，都认为其远绍《花间》，近承柳永，与苏轼则别是一家。事实上秦词风格特点主要在于寄慨深沉，即把自己的身世经历，宦途失意，迁谪流离，以及怀才不遇的苦衷，融化于闺思艳情的抒写之中。正是在寄慨深沉这一点上，秦词不同于柳词，倒更与苏词神似。
这首词所描绘的情景，给人一种怅然失意的感觉。一般认为此词为少游前期的作品。《宋史》本传记载，秦观“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辞”，又谓“读兵家书，以为与己意和。”在《淮海集》中，有策论四卷，包括序篇、国论、主术、治势二十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主张。然而严酷的现实却没有给词人提供施展抱负的机会，直到元丰八年，他三十七岁时才考中进士，这就是他前期的主要经历。联系他这段时期的生活，会使人感到整首词所流露出的那种对昔日欢娱的追怀和对目前处境的叹惋，的确远远超出离别相思之情的愁苦，而是含有某种身世遭际和仕宦不得志所引起的更深层的悲哀。张炎《词源》评此词：“离情当如此作，全在情景交融，得言外意。”黄蓼园《蓼园词选》亦评此词“寄托耶?怀人耶?词旨缠绵，音调凄婉如此。”可见此词给人的感觉，总觉得它有“言外意”、有“寄托”，不是单纯的离情怀远之作。
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樽。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漫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秦观《满庭芳》
再如他那别具特色的十首《调笑令》并诗，每首咏一古代美女的故事。其中有远赴朔漠与匈奴和亲的王昭君；有因战乱而夫妻离散的乐昌公主；有沦落风尘而一往情深的青楼女子灼灼、盼盼；有不畏世俗礼教束缚而大胆追求爱情的大家闺秀莺莺、倩娘；等等。在这些聪明而不幸的女子身上，无一不寄托着作者的身世之感：他对政治理想“一隹情深”的执着追求，对朝廷和师友的诚笃不二，对宦海沉浮的沧桑之慨，对远谪天涯的去国愁思，把这种种心态，都通过这些古代女子的形象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出来。
秦观现存词八十首左右，其中大部分是以闺思艳情入词的。正因为秦观和柳永二人，在词的描写对象上几近相同，所以历代的批评家们往往认为秦词是学柳的，并且多是以叶梦得《避暑录话》和黄升《花庵词选》所引苏轼语为据。其实，即使是二人描写对象相同的词，其风格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试将柳永的代表作《雨霖铃》跟秦观的代表作《满庭芳》作一比较：
和柳词相比，秦词中所描写的闺思艳情，有一个极其显著的特点，那就是离情、愁情、苦情、怨情居多，而很少有欢情。即使有个别欢情的描述，也往往出现于别后的追忆中，多属寄慨身世。从这点上说，柳的艳情词多喜客观情事的铺写，而秦则主要注重主观感情的抒发。当然，这种抒发也要托附以一定的情事，但实有的素材是为其情感所取舍和加工的。秦词中没有柳词那样近乎色情的描写。这大约就是前人所说的“雅俗之别”吧。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柳永《雨霖铃》
这两首词，从表面上看，有许多相似之处。如都写离别，所别之人都是风尘女子，离别之地都是汴京，词中的两位男主人公都将登舟从水路远行，等等。但秦柳二人在词中所表达、寄寓的感情却不尽相同。
柳词沿着别时情景，别后设想的线索，通过清秋暮景的描绘，渲染出离别时凄凉浓郁的气氛，其惜别之情极其深挚动人。对柳永来说，京城虽繁华，终非久留之地，不得已而与昔日欢爱情深的女子分别。因此诗中流露出的是与情人惜别时的一片真情。秦观的词也写离别。从词中“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漫赢得青楼，薄幸名存”几句可以看出，秦观所别的亦是一个感情笃深的风尘女子。但他在词中除了把别时景描写得凄凉迷离，把别时情抒发得真诚挚深外，还把自己的官场失意、前途渺茫的身世之慨不露痕迹地融入其中。此刻词人置身水畔，极目远望，只见一片烟水茫茫，几年来京师的生活片断情不自禁地掠过脑际。据《重编淮海先生年谱节要》记载，二十四岁时，他就撰有《郭子仪单骑见虏赋》，对于郭氏的声威功业表现了一片仰慕之心。他在诗中也一再表示自己的政治理想，如“心系汉廷长入梦，气吞胡虏不防秋①”。“要须定取熙河地，打鼓梁州看上元”②。热切希望早日收复国土。在京为官期间，尚是怀才不遇，现在外调杭州通判，就要离开京城，昔年的生活真如“蓬莱旧事”，如烟似雾，不堪回首了。极目前程，又只见寒鸦、斜阳、流水、孤村，前途亦很渺茫。词人不直写他宦途失意的愁苦，而把其含而不露地隐在黯然销魂的男女别离的伤情中。就在这伤情之时，词人仍不能忘怀朝廷，却是“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对此番景色，词人的一腔去国之忧，不觉油然而生，直如李白的“总为浮云能藏曰，长安不见使人愁”一样的境况，进而使谪臣的悲慨笼罩全篇。
清代词评家况周颐在《惠风词话》中指出：“词贵有寄托”。柳词的别情写得再深再浓，亦不过惟别而已矣，其思想深度终未脱出儿女之情的巢臼。而秦]词却能“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③，有言外之意，韵外之旨。因此词的内涵就显得丰富厚重得多。
秦观的这首《满庭芳》词，相传被苏轼讥为学柳的代表作。黄升的《花庵词选》有关于苏轼批评秦观“不意别后，公竟学柳七作词”的记载，历来被论证秦词学柳的人引为论据。其实，苏轼当面指出秦观作词学柳七，并以其词作中“销魂，当此际”为例证，而秦观本人却未承认，还辩解说：“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但因苏轼乃少游之师，所以也就不好再和先生继续争辩，所谓“惭服”而已。这种“惭服”只有对老师的尊重，并不能据此肯定他认为苏轼批评得正确。苏轼既为少游之师，有时未免以己意强加于人，而这种批评也有颐指气使的意味。《御选历代诗佘》引高慥《高斋诗话》云：苏轼曾挖苦少游《水龙吟》词“小楼连远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这种批评本无道理，少游词铺叙自然，丝毫没有堆砌之感，但少游亦不同老师争辩。因此据此类词话、传闻，是不能遂下断言的。
秦观的词历来被奉为婉约派的正宗，而苏轼的词则被称为豪放派的代表。人们说及秦观与苏轼的关系时，一般都认为，秦观虽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受知于苏轼，但他词却“未曾追随苏拭的拓展”④，“秦观与苏东坡的关系，主要是政上的关系”⑤，“但他的词却与苏词各是各的路数”⑥。如果从二人词作的气格和题材来看，的确有上面所讲的情况。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作更深入一步的分析，就会发现秦观和苏轼二人在抒情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假物”寄慨。如前所述，秦观的词多是假闺思艳情以寄寓身世之慨的，前面分析过的《满庭芳》词就是一例。《八六子》一词也是这类词作中比较著名的一首。
在苏轼的词集里，颇有一些假物寄慨的作品。如《贺新郎》(乳燕飞华屋)一词，就是“借佳人失时之态，寄政治失意之感”的⑦。《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也如同沈谦《填词杂说》所评“东坡‘似花还似非花’一篇，幽怨缠绵，直是言情，非复赋物。”可见“寄慨”的词旨明晰。《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以无聊伤春之情，“寄寓着他仕途失意、怀才不遇的恼恨心情"⑧。在《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词中，那种飘渺的孤鸿形象，直是词人落拓不群性格的自我写照。东坡词的寄慨不仅表现于上述这类缠绵悱恻、具有婉约特点的词章中，即使人们盛称为“豪放”词风的篇章中，词人的感情也没有一览无余地直泻，他仍然通过某种抒情对象曲折委婉地表现出来。试看“豪放”词风的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这首词是苏轼在神宗元丰五年(公元l082年)写的。那时他已四十七岁。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已经两年多了。词人面对波涛汹涌、滚滚东去的长江，想起传闻中形势险要的赤壁战场，一种江河永恒、生命有限的感慨，情不自禁地涌上心头。他顿时想起了那些在历史上留下了丰功伟绩，与祖国的壮丽山河永存不朽的英雄豪杰。真是“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接着词人特别地写了这“多少豪杰”中最突出的两个人，那就是这场赤壁大战中孙刘联军的两个主帅：即“雄姿英发”的周瑜和“羽扇纶巾”的诸葛亮。词人在这里是明写周瑜和诸葛亮，暗写孙权和刘备的。词人写周瑜和诸葛亮，深深寄寓着自己的身世之慨。赤壁之战发生时，周瑜三十四岁，诸葛亮才二十八岁。正当华年，就建立了那样惊天动地的伟业。实在令人羡慕。他们之所以能成就那样的功业，就是因为有对他们高度信任的孙权和刘备!他们能够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是因为他们得遇明君。而苏轼当时的处境是将他逐出京师。所以他赞叹年轻有为、建功立业的周瑜和诸葛亮，实在是羡慕他们得遇明主，壮志得酬，而词中的弦外之音，却在深深地叹息：“我的‘孙权’、我的‘刘备’在哪里呢?!”况且他已年近半百，“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故感叹深沉，含蓄委婉地表达了他对当朝君主的怨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