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思想对现代经营管理的启示

第三,客观、真实地发掘各种管理知识之真谛,特别强调从产生管理知识的本土文化和历史语境中解读该管理知识。日本著名学者沟口雄三曾经提出应该建构“作为方法的中国学”,也就是说,不是从西方立场,而是从中国独特的价值、文化和历史中了解中国,从中国历史的内部逻辑出发建立起一个观察点,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多元的解释。[4]根据沟口雄三的观点,应该特别关注兵家思想的内在逻辑,从兵家的内在逻辑出发而不是从西方管理学的逻辑出发对兵家思想进行分析,建构战略管理模式。
哈佛模式经历几十年的实践检验,被证明在如下假定条件下能够充分展现其科学合理性。首先,原则上一个人的大脑就能处理与战略有关的所有信息;其次,大脑可以拥有所研究情况的完全、详细、直接的经验;再次,在新制定的战略实施前,必须明确相关背景知识,也就是说形势应当保持相对稳定或者至少是可以预测的;最后,讨论中的组织必须要做好准备对付中心明确的战略,即组织内的其他人必须愿意服从核心战略家的安排,他们也必须有时间精力和能力去贯彻中心明确的战略。但是在现实过程中这些假设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因此战略计划往往不得不经常修正,而且在这个模式中也找不到管理者的位置。这个模式被应用了几十年,西方战略管理学术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安索夫就提出对于战略规划的过程必须用专注于战略问题的更加动态的理解来取代。[8]
兵家思想对现代经营管理的启示
———基于战略管理视角
钟 尉
摘 要:中国传统兵家思想博大精深,蕴涵着丰富的战略管理思想,对当代经营管理有着重
要的借鉴作用。以兵家经典著作《孙子兵法》、《吴子》等为依据,从战略管理的视角出发,分析兵家思想和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理论融合的基础,提出了跨文化的战略管理概念,并在分析西方战略管理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基于兵家思想的企业战略管理模式。
第一,反对“民族文化中心论”,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专制主义。自古以来世界就是多元文明,不同文明的出现离不开各具特色且按自身发展逻辑而铸就人类文明的不同管理思想,因此,应当站在平等立场上看待古今中外一切管理知识。这一点在当前我国管理学界的话语权被西方管理思想所掌握的背景下尤其重要。现在国内许多被称为权威的管理学期刊,其刊载文章大量是来自国外的管理思想和理论,或者严格遵循国外管理思想、理论以及研究范式所进行的研究成果,本土化的管理研究则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很少被关注。长此以往,在学术上将造成中国管理学界只能跟随而难以超越西方管理学界的局面,在实践中则有可能造成理论与现实相分离的情况。其实西方的后现代管理理论,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开始提倡建立基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情境化管理理论。
第二,使用“博采众说,把握多极,允中谐协,知权通变”之管理创新方法论原则。“博采众说”:以平等、开放、宽容的态度对待、采集、了解和研究古今中外一切管理知识。“把握多极”:从所采众说中分析、剥离出各种不同观点、思想、因素、基因(此即“多极”),研究发掘各极可能依赖的文化根基。“允中谐协”:公平地对待各极,沟通各极、统摄各极、相辅相成、相对互补,以求谐协创新。“知权通变”:审时度势,根据文化差异和实情,以求通变和付诸实用。成中英把儒、道两家所共有的辩证法称之为“和谐化辩证法”,并将此与黑格尔、马克思的“冲突辩证法”及佛学传统中的“超越辩证法”作了比较,[3]三种辩证法显然都存在管理创新功能。“和谐化辩证法”明确包含以下诸观点:“万物之存在皆由‘对偶’而生”,“‘对偶’同时具有相对、相反、互补、互生等性质”,“万物间的差异皆生于(亦皆可解释为)原理上的对偶、力量上的对偶和观点上的对偶”。这些观点为上述之“谐协”创新提供了可操作的基础。
第五,运用“半科学—半经验”的方法,发掘和应用各种管理知识。多数管理方法既不是纯科学、也不是纯经验的方法,准确地说,这些管理方法大都是一种既具有科学特征又带有经验成分的“半科学—半经验”的方法。因此,除不断增长知识和经验以外,管理人员提高处理非程序性管理实务能力的重要途径是,掌握各种具有以下特的、处理非程序性管理实务的“半科学—半经验”的方法:一是能充分使用有关科学知识;二是能有效地挖掘资深者的个人经验;三是方法本身包含克服个人经验片面性的技术和手段。
不过这个形式化定义的结构“手段—任务—目的”并不是特别清晰,因为很多情况下任务和目的往往难以区分,任务一般是为了某种目的而提出的,而且管理作为一种影响,一般都有一个产生影响的基本依据和基本观念等问题,如儒家提出“正人先正己”的管理手段,认为统治者首先做好了模范带头作用,就能够影响下属,使之产生相似的行为,这里就存在一个依据问题。无疑孔子提出“正人先正己”这种管理手段,乃是基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存在着良性互动这样一个前提假设。而法家则基本不认同这个观点,认为只要搞好法治就行了,在其他方面,管理者不必带头。这两种观点间的差异就在于,法家的管理依据中没有孔子那种假设。我们把作为提出管理手段的前提假设、相关依据和基本观念等称之为管理基础,这样,就有了一个新的形式化定义的结构“基础—手段—目的”。按“基础—手段—目的”结构,建立管理的形式化定义,即管理是由管理主体(一个或多个人),根据某种文化观念、理论假设等对管理客体(其他人以及自身)施加的影响,以使身处其境的人们(包括其他人和自身)接受影响,达到预定的目标。
第四,把社会发展史与思想发展史结合起来去发掘和研究各种管理知识。管理活动自古以来就存在,但是对管理进行正式研究的管理学则是一门较新的学科。丹尼尔·雷恩认为:“如何进行管理的知识体系的发展也是根据各种文化中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变化而演变的。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环境的产物。由于管理思想具有这些系统的特点,所以必须在文化范围内对它进行研究。”[5]
一、兵家思想与现代经营管理理论
中国传统兵家思想历史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孙子兵法》、《吴子》、《六韬》、《司马法》、《尉缭子》等系列经典著作,这些著作对战略问题和管理问题做了大量的论述,这些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至今仍然对我国的企业经营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特别是《孙子兵法》,得到了世界的广泛承认,被认为是军事领域和工商管理领域的必读书,一度成为世界热门畅销书。西方许多经济管理学家对于兵家思想都有十分精深的认识,如战略管理大师明茨伯格就非常推崇《孙子兵法》,把它视为战略管理理论中定位学派的第一高潮,提出:“《孙子兵法》在今天来讲也是一部杰出的著作,几乎没有什么新的观点能超越它的,孙武提出的许多名言警句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像‘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等。其他一些以策略形式表达出来的战略思想同样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像‘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利而诱之,乱而取之’。还有一些警句格言所表达的战略思想非常接近于今天定位学派持有的观点。”[1]
因此,进行严谨的学术研究,必须突破兵家思想和现代经营管理之间中西古今差异带来的巨大障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先明确几个基本共识,并在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一种跨文化的战略管理概念,之后才能分析传统兵家思想中蕴含的战略管理模式结构。
二、兵家思想与现代管理理论融合的理论基础
张阳等曾经针对中国管理转型的环境,提出了研究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方法论基础,[2]根据他们的观点,要把兵家思想和现代管理结合,需要达成以下几点共识,即:
战略管理即是对战略进行管理的过程,在这里,战略不仅仅是组织的战略还包括个人的战略,因此,战略管理的形式化定义不仅仅是组织发展的战略管理、组织外部竞争的战略管理,还包括个人人生的战略管理。根据管理的形式化定义,可以得出跨文化的战略管理定义:战略管理是战略管理主体(一个或多个人),根据某种文化观念、理论假设等对战略管理客体施加的某种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影响,使得身处其境的人们接受影响,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依据跨文化的战略管理概念界定,就有了兵家思想和西方战略管理理论对话的平台,继而就可以对它们的战略管理理念和行为模式进模式
战略作为一种观念,乃是一种主观的认识,离不开文化传统和人们认识的发展水平,战略观念影响着战略管理过程。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下,和战略管理理论发展的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战略管理模式。在西方战略管理研究中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战略管理模式。[7]
第一是哈佛模式。哈佛模式是一种将思考与行动完全分开的模式。战略的制定被认为是首席执行官的责任,他必须有意识地对整个战略制定过程深思熟虑。假定他所推行的战略有着明确的目标,战略方案一旦形成就能够有效地推行,这种战略管理模式反映了早期战略规划学派的基本观念。
关键词:兵家;战略管理;现代经营管理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和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的深入发展,企业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企业所面临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战略管理理论越来越受到工商管理学者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三安范式的提出,宣告了战略管理理论的产生,战略管理理论得到迅速发展,各种新的理论和观点层出不穷,短短几十年内已经出现了几大学派和多个思想范式。我国一大批学者也纷纷投入到战略管理研究的热潮中来。目前,国内战略管理的研究大多数都是跟随西方的研究而进行的,很难有所超越。其实,国内战略管理研究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是把传统兵家思想与现代战略管理理论相结合进行的研究。
三、跨文化的战略管理概念
何似龙先生在《转型时代管理学导论》中提出了跨文化的管理概念:管理是由一个或多个人(管理主体)对他人(管理客体)施加影响,造就一种包括主客体在内的良好环境,使得身处其内的人们高效地工作以实现预定目标。[6]其主旨为:第一,管理的目的是要求人们通过高效率的工作去实现预定目标。第二,管理的任务是促使管理客体接受影响,以造就一个良好的环境。第三,管理的手段是管理主体对管理客体所施加的影响。“影响”一词,可从“主体意图”、“影响施加方式”两个方面进行跨文化开拓。影响一词作为管理的属概念,能够体现中西文明的差异。把影响定义为:A具有某种意图,通过一定方式,致使B改变行为或行为指向,产生于A意图相符的行为,于是就说A(在其所具有的意图上)对B存在影响,且称A为影响主体,B为影响客体。并约定,意图一词包括所有与预定的管理目标相符的A的目标、意愿、希望、追求、理想、信念、某项具体工作或活动。它们或是明晰的、定量表述的、可供操作的;或者是模糊的、定性描述的和难以操作的,甚至仅是一种连影响主体A还不知道如何操作的设想;或者是上述两种情况的中介、整合。一定方式乃是指影响主体施加影响的行为方式,可以是由意识的、理性的、关心工作的、使用科学知识的、仰仗社会“他组织”的;或者是无意识的、超理性的、关心他人的、依靠个人经验的、仰仗社会“自组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