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瑞兰：十七年时期读者的身份符号与政治认证重点讲义资料

“工农兵”：十七年时期读者的身份符号与政治认证

——以《文艺学习》为例

董瑞兰（闽江学院）

摘要：十七年时期文学期刊“读者”参与文艺活动的景象蔚然成风。运用接受修辞学分析“读者”的身份符号“工农兵”、身份认证方式以及蕴含的政治价值。意在表明：当时的文艺作品的真正价值不仅决定于“谁在写”，而且关涉到“谁在读”。“读者”借助政治力量争取言语交际的主动权，扩大自己的言说空间。这种公共领域中“读者”的舆论导向使其自身成为当代文学举足轻重的体制力量。

关键词：工农兵身份符号政治认证修辞接受《文艺学习》

西方接受美学把文学阅读和消费主体纳入文学意义的生产过程，“只有当作品的连续性不仅通过生产主体，而且通过消费主体，即通过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调节时，文学艺术才能获得具有过程性特征的历史”，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才能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接受、从认识的审美标准到超越以往的新的生产的转换”。[1]然而，这种接受美学意义上的读者与“十七年”文学生产中的“读者”有很大不同，后者更多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强行介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文学“审美”与“经验”的缺失。

建国以后，“读者”被逐步纳入国家的文艺体制建构之中。作为当家作主的主体，“读者”的“工农兵”身份符号与意识形态功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的论证与叙述。这种叙述主要表现在“读者来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几乎所有的文艺报刊。“读者”参与文艺活动的景象蔚然成风，如《文艺报》、《人民文学》纷纷设置“读者论坛”、“读者中来”、“通讯往来”等品牌栏目。这些“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列宁语）在塑造文学意识形态、引导文艺走向、打造文学与政治生态乃至社会精神世界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些看似普通的“读者来信”，足以使作家评论家都“按照读者的要求和愿望来进行自己工作”[2]，这种公共领

[1] [德]姚斯、[美]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24页。

[2]雷加：《四十年间》，《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2期。

域的舆论导向使之成为当代文学举足轻重的体制力量。

《文艺学习》创刊以前，编辑部就“已经收到五千多封来信和来稿”。编辑们为“为我国青年对于人民的文学艺术的高度热情而深深感动，同时又很惶悚，唯恐有负读者的期望”，并声明“本刊是属于读者群众的，只有在大家的支持下才能办得好”。[3]显然，文艺受到人民大众的热捧，《文艺学习》“读者群众”参与文艺活动的积极性异常高涨。综合来看，45期《文艺学习》共发表“读者来信”类文章130篇/封。按栏目名称划分，“读者来信”10篇/封、“读者·作者·编者”33篇/封、“问题讨论”87封。“读者来信”发表的数量和密度，颇有修辞意味，值得进一步分析。

本文分析的着眼点在于：《文艺学习》办刊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编者、作者、读者之间通过话语信息进行表达和接受的修辞活动。修辞活动是“施受双方在合作中经过符号的中介进行信息交换的行为”，是“言语交际双方共同创造最佳交际效果的审美活动”[4]。读者/接受者作为言语交际的一方，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上参与了修辞表达的意义生成。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接受者的“读者”的身份符号有哪些？它们如何参与了权威意识形态身份的合法认证？从哪里可以看出《文艺学习》“读者来信”话语的政治性特征？

何谓“读者”？顾名思义，指阅读书、刊、文章的人。这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界定。张均考察了左翼文学中“读者”概念的演变过程，认为“新中国成立前夕，‘读者’彻底在理论上与‘人民’、‘群众’同质同构”，在革命动员需求下，逐步上升为普遍价值的拥有者，而新中国成立后，“读者”则以权威的身份从延安走向北京，并向全国蔓延[5]。

在《文艺学习》“读者来信”中，“读者”的身份作为语言符号被赋予特定的语义内涵，发挥特定的政治教育功能，这主要表现在其政治符号及其认证方式上。

一、政治性/非政治性：工农兵读者的身份符号

《文艺学习》的“读者”并非一种接受美学意义上的普通接受者，而是“将自己的人格、文化记忆、符码和联想”[6]通过话语表达和接受来积极参与文学经典化历史化过程中的群体符号。这种“读者”实质性表明，文艺作品的真正价值不仅决定于“谁在写”，而且关涉到“谁在读”。“读者”因自身身份符号的政治价值，已经在努力争取言语交际的主动权，扩大自己的言说空间。

在《文艺学习》“读者来信”中，共出现了这样的“读者”称谓：

[3]《发刊词》，《文艺学习》（创刊号），1954年第1期。

[4]谭学纯、唐跃、朱玲：《接受修辞学》（增订本），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13、28页。

[5]张均：《左翼文学“读者”概念的演变》，《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11年第3期。

[6] [俄]尤里·M·洛特曼：《文本运动过程——从作者到读者，从作者到文本》，彭佳译，曹顺庆、赵毅衡主编《符号与传媒·第3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9页。

（1）读者（青年读者、少年读者、读者群众、本刊读者、少年读者、小读者、工农读者）

（2）同志（同志们、年轻同志、投稿同志、惠稿同志、初学写作的同志、小学教师同志们、参加问题讨论的同志）

（3）群众（人民群众、广大群众、工人群众、读者群众、职工群众、青年群众）

（4）青年(文学青年、文艺青年、青年爱好者、广大青年、青年同志、青年习作者、青年积极分子、青年文学创作者、练习写作的青年、初学写作的青年)、学生、文学爱好者、少年儿童

这个系统基本反映《文艺学习》“读者”身份的能指符号：有的对一般期刊受众的泛称，如“读者”、“同志”、“青年”；有的用“文学”限定读者的范围，如“文学爱好者”、“文学青年”；有的限定读者的年龄区间，如“青年”、“年轻同志”、“青年读者”、“少年儿童”。另外，编者在这些读者称谓前加上修饰成分，出于强调读者范围而使用“我国的读者”、“本刊的读者”；出于强调这个范围之大而使用“广大读者/青年”、“许多读者/青年”、“多数读者”；出于传递亲切的语气而使用“我们亲爱的读者”、“亲爱的同志们”、“亲爱的青年朋友们”等。

在1950年代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文学期刊被强制要求发挥政治功用，期刊“读者”也蒙上了一层特定的意识形态色彩。根据是否具有政治性的角度划分，可以把《文艺学习》“读者”身份符号分为两类：

1.政治性身份符号：同志、人民、群众、工农兵

2.非政治性身份符号：青年、学生、文学爱好者

这些政治性/非政治性身份符号具体所指如何？它们为何具有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威，如何强化了“读者来信”的话语权力？

“同志”，指志趣志向相同的人，还指为共同理想、事业而奋斗的人，特指同一个政党的成员。“同志”开始带有“革命”和“政治”的语义内涵始于辛亥革命前后。建国伊始，主流意识形态提倡把“同志”作为“具有共同目标的劳动者”、“为社会利益而工作的政治伙伴”在全国推广开来，明显透露出阶级与战争的修辞信息。“由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整合运动，使得国家的全民文化以‘统治阶级的意识’的同质性为前提，又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组织化为基础”，所以全国普遍通用“同志”这一称谓，“使全社会的主题文化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