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房改房的问题

三、房改房买卖合同效力四、原房主享受福利分房政策以三、四千元的价格从单位购买房改房，后以三、四万元的市场价格卖出，但几年以后房价涨至十几万时，连肠子都悔青了，拒不履行向新房主办理房屋过户登记的义务。

原房主往往起诉至人民法院，以种种理由要求认定原房改房买卖合同无效。

其主要悔约理由一般可能是如下几种。

五、1、以房改房为夫妻共有，签订合同时夫妻一方未到场签名，夫妻另一方无权独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为理由主张无效的。

六、笔者认为，如果房产证上明确写明了夫妻两个人的名字，则一方单独对外所签订的合同是效力待定的合同，除非有另一方的授权委托书。

因为买方此时应当知道此房系夫妻共有财产，应当征得另一方的同意，此时买方不构成善意取得，没有两人的签名也无法办理产权过户手续。

如果有了授权委托书，买方则有理由相信是夫妻共同的决定，卖方构成表见代理，买方构成善意取得，合同是有效的。

如果另一方事后对配偶的行为进行了追认，也应当认定合同有效。

如果另一方在事后不予认可，则买卖合同是无效的。

而当房产证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时，此时夫妻一方对外所签买卖合同为有效合同，除非另一方能证明自己的配偶和买方有恶意串通损害自己的行为。

因为，买房人为善意第三人，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时，法律为了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应当认定合同有效。

七、2、以房改房是以标准价购买的房屋，约定单位有优先购买权的，在出卖时未征得单位同意为理由主张无效的。

在房改时是以市场价或成本价购买的公房不存在此问题，买房者拥有全部产权，取得房产证后公房即变成私房，此时可以自由买卖，不必征得单位同意。

但当房改房是以标准价购买时，单位和个人对于房屋是共有关系，原房主对于房屋只享有部分产权，房产证上也肯定标明了共有权人或优先权人。

此时，买房人应当知道此房的权利人并非只有原房主，应当知道还有单位的产权或优先购买权。

买房人不构成善意取得，买卖合同应当认定为效力待定。

如果事后单位予以了追认，则应当认定合同有效。

如果单位作为共有人，在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之日起一年内申请撤销合同的，应当予以撤销。

但原房主无申请撤销的权利。

八、3、原房主在签订买卖合同时房产证尚在办理之中，还没有取得房产证，无权卖房，认为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只有取得房产证和房产登记以后，原房主才有房产所有权，才能将房产转让。

因此，在未取得房产证前，原房主还不是法律上认可的所有权人，对房屋就进行出卖的行为当然无效。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对。

九、首先，虽然在房产证办理下来之前，有全部产权的原房主尚未取得法律上的所有权，但其在向单位出资购买所住房屋后，已经构成了事实上的房主，且房产证也正在申办之中，应当认定原房主具有处分该房产的权利。

其次，即使有全部产权的原房主没有房产证就出卖房产，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是一种效力待定的合同，也不是无效的合同。

当房产证办理下来之后，房产证写的是原房主的名字且拥有全部产权时，此时效力待定的合同就转化为有效的合同。

十、4、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城市房地产、私有房屋进行转让、买卖时，均需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当初买卖时没有进行登记违法为理由主张合同无效的。

十一、笔者认为，《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相关法规规定中要求买卖双方对房产进行过户登记的规定是行政管理法规，不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未对房产进行过户登记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

合同的订立有效性和房产变更登记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合同有没有效力在订立时已经确定，至于进行房产过户登记则是属于合同履行的内容，与合同的效力无关。

十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

”十三、《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

”十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六条规定：“买卖双方自愿，并立有契约、买方已交付了房款，并实际使用和管理了房屋，又没有其他违法行为，只是买卖手续不完善的，应认为买卖关系有效，但应着其补办房屋买卖手续。

”十五、正如本文案例中原被告双方协议所约定的内容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及损害公共利益，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合同法定无效之情形，故原、被告所签订的协议当不属法定无效之协议。

且买卖双方自愿，并立有契约、买方已交付了房款，并实际使用和管理了房屋已愈八年多，故原、被告所签订的协议当属有效协议。

十六、房改房继承所涉权属的认定及处理原告姚敢蓉与被告姚贵荣及第三人姚忠稳、姚忠英、姚世荣、姚连荣系姐妹关系。

其父亲姚名腊、母亲王玉英生前均系湖北省轻工业机械厂（以下简称省轻机厂）职工。

1980年，省轻机厂将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团结路9号5单元房屋一套（建筑面积平方米，以下简称讼争房）分配给姚名腊、王玉英夫妇居住使用。

姚贵荣结婚时因军婚无房，故与其父母共同居住在讼争房内。

1992年4月16日，姚名腊去世。

1997年12月，省轻机厂进行住房改革，将自管公有住房出售。

王玉英于1997年12月21日向省轻机厂缴纳7544元购买所住房屋70%的产权。

1998年1月8日，王玉英去世。

2001年8月，省轻机厂进行第二次房改，姚贵荣因住在讼争房内，且系省轻机厂职工，故向省轻机厂缴纳元，购买其父母住房30%的产权。

同年底，省轻机厂将讼争房产权证发放给姚贵荣，该房权利人登记为姚贵荣。

2003年，因姚贵荣另购房屋，原告姚敢蓉随即要求姚贵荣腾退该房。

为此，双方为该房权属发生争议并诉至法院。

本案中涉及的房改房系通过职工依政策规定缴纳一定数额的资金而发生权属性质变更的房屋。

即企业单位（指单位自管房）对职工的福利房享有100%的产权份额，企业单位与职工对福利房享有一定比例的产权份额（职工通过缴纳一定比例房款，对房屋产权占有60%或70%的份额，企业单位占40%或30%的份额），职工对所分配房屋享有100%的产权份额（职工通过再补交一定比例房款）。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第二次房改时购买的30%的产权是否属于遗产范围。

从本案情况分析看：第一，房改房具有专属性和财产性的法律特征。

福利房具有福利性和专属性，产生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

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其财产性逐渐显现。

所谓专属性，是指分得福利房的人须是所属单位具备一定资格条件的职工，亦即特定性。

所谓财产性，是指分得福利房的人因对该房享有永久的廉价承租权而间接（变相）享有的经济利益，亦即福利。

因此，对福利房的承租权，具有专属和财产的特定性，它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房屋承租权。

本案讼争房原系省轻机厂作为福利房分配给所属职工姚、王夫妇承租使用。

因此，姚、王夫妇生前对讼争房享有特定的承租权。

第二，被继承人享有对特定承租权所具有的专属财产权利。

本案中，第一次房改时，根据房改政策，被继承人王玉英基于对讼争房享有特定的承租权，而作为特定购房对象购得70%的产权份额。

因此，第一次房改后，王玉英对讼争房享有70%的产权份额，同时，对另30%的产权份额仍享有特定的承租权。

王玉英死亡时，讼争房尚未进行第二次房改。

因此，继承开始时，依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讼争房的70%产权份额属王玉英的遗产范围。

那么，剩下的30%的产权份额是否纳入遗产范围呢？从法律性质看，王玉英生前对30%的产权份额享有特定的承租权，对福利房的这种特定承租权具有身份的专属性和福利的财产性，这种特定承租权亦即具有专属的财产权利。

法律规定，遗产是以财产和财产权利为标的。

因此，王玉英对30%的产权份额享有的专属的财产权利亦应纳入其遗产范围考虑（因为该项专属的财产权利基于福利性，抽象且不具体，并有待转化，系特定过渡时期的产物，故称纳入遗产范围考虑）。

第三，特定房改房的承租权纳入遗产范围的法律依据。

对于房屋承租权，我国继承法目前尚无明确规定可以继承。

传统意义上，专属于已故公民生前对公共财产的使用权，不得作为遗产继承。

但是特定的房改房与此不尽相同，它系我国房屋制度改革时出现的房屋性质变更过程中的特定房屋。

基于对该类房屋享有的特定承租权，可在一定条件下（房改时缴纳一定比例的购房款）变更为所有权。

因此，由于特定的承租权含有专属的财产权利，特定的承租权人可期待通过房改（缴纳一定比例购房款）取得房屋所有权。

我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一款及第一款第（六）项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

由此可见，财产权利性是遗产可继承性的关键。

期待权是成立条件尚未完全具备，但将来可以或有可能完全具备的权利。

这种权利虽然并未被权利主体所实际取得，但其将来可以或有可能取得。

因此，取得他项权的期待权同样具有可继承性。

故而，本案中，将特定承租权的财产权利，以及基于该权利所具有的期待权（即补交购房款的权利，从而取得房屋所有权）纳入遗产范围，是具有一定法律理论依据的。

因此，在其他权利人未明确放弃该项权利的情况下，权利人之一的姚贵荣独自行使该项派生的购房权利，显然侵害了其他权利人的利益。

其所交购房款应视为垫资，可由其他权利人按继承该房的份额比例给付姚贵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