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围城》的主题意旨及创作心理

探析《围城》的主题意旨及创作心理一、关于婚恋的主题意旨《围城》主题源自“婚恋的《围城》”涵义，这一点作者直接破题，通过褚慎明之口道出的爱情“鸟笼”说，随后又通过苏纹纨提出爱情“城堡”说。

杨绛为同名电视剧题写的主题词“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不仅将婚姻城堡说延伸至人生万事，又使该电视剧透着浓浓的书卷气和哲学思考韵味。

但这种延伸仍是以先认可了婚姻“围城”说为前提。

《围城》初版以男女主人公背对背形象作图书封面，无疑也表明了作者本人的这种认可。

然而，读遍《围城》，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恋爱本体都违背了婚姻城堡说。

方鸿渐想进入唐晓芙的城堡而不得，同样，赵辛楣、苏纹纨乃至陆子潇、范小姐、刘小姐，无一例外均未能如愿进入自己倾心的爱情城堡。

方鸿渐想逃出的是他误入的城堡，汪太太身陷的也是本来就没发生过爱情的婚姻城堡。

这里既看不到司马长风所言的地地道道的爱情演绎，也体会不到李健吾提出的“男女间爱情之神的围困和逃脱”，看到的只是爱情未遂。

“理想的多情，多归虚妄”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哲学命题，但是，既然未曾得到蓬莱，何言“又值蓬莱浅”？主题“错位”就这么发生了。

如此一部经典，如此一个文学巨匠，何以出现如此“硬伤”？为探究这一错位的现象，我们不得不研究作者“悲剧之悲剧”的文学创作心理。

早在《围城》之前，钱氏就在《谈艺录》里就王国维的红楼梦爱情悲剧观作过透彻的解析。

王国维根据叔本华的悲剧理论，认为宝黛爱情符合其悲剧理论第三类“盲目屈从造成的悲剧”，“不过通常之情，通常之境遇，无蛇蝎一般的人物，也无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所以，他认为红楼梦的主旨在于揭示苦痛源于自造，悲剧的产生是由于剧中人物志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认为这种悲剧足以展示人生最大之不幸。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推崇红楼梦为悲剧最高境界，即悲剧之悲剧。

然而钱钟书并不认同这种理论，认为其“于其理未彻”，言到：“苟尽其道而彻其理，则当知木石姻缘，侥悻成就，喜将变忧，佳耦始者或以怨耦终；”。

又言：“苟本叔本华之说，则宝黛良缘虽就，而好逑渐至寇仇，冤家终为怨耦，方是悲剧之悲剧”。

可见，钱钟书是深谙构造“悲剧之悲剧”之机理要素的，也由此可见钱氏的理性达到了让人心生冷意的地步。

若如他所言，让宝黛的爱情故事演绎成从“佳耦”到“怨耦”的兑变，岂不正是用“焚琴煮鹤”方式暴殄天物，扼杀凄美的爱情，断毁名典之作。

钱钟书完全有机会通过方鸿渐和唐晓芙来演绎他所理解的“悲剧之悲剧”。

诚如杨绛所言：“如果让他们成为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身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

然而钱钟书却刻意回避了这种演绎。

究其原因，杨绛曾解释过是因为钱钟书太钟爱唐晓芙这个角色，不“舍得”就这么轻易许配给作者并不钟爱的方鸿渐。

其实，按本文的理解，钱钟书不舍的不是唐晓芙这个角色，而是他内心深处的纯美的爱情观。

有人说，《围城》是纯粹的反爱情、反人性之作，何来纯美的爱情。

诚然，作者用恶作剧般的顽皮心态撮合了苏文纨、曹元朗的荒诞组合，又让方鸿渐“因一念的温柔而心下了情种”，而实质是方鸿渐一再挫败之下、心灰意冷之际，将错就错地进入了孙柔嘉运用一切机巧设置的并不温柔的温柔陷阱。

他们认为，《围城》运用了一切的嘲谑、反讽的语调，用肉欲、世俗、欺骗、龌龊、物欲、红杏出墙的事实或心理勾画，彻底消解了爱情，从而大肆抹黑了爱情。

其实，在本文看来，这种观点是对钱钟书和《围城》的误读。

他戏谑的是伪爱情，对纯真的爱情，却不忍“开涮”。

那么，《围城》里有爱情吗？有的，方鸿渐和唐晓芙夭折的爱情。

虽然《围城》开篇就让方鸿渐自作聪明地“悟出”“世间哪有恋爱？压根儿是生殖冲动”这样的谬论，又让他经历“熟肉包子”的肉欲诱惑，最后还是让他遭遇了真正的爱情。

从“方鸿渐看唐小姐不笑的时候，脸上还依恋着笑意，像音乐停止后袅袅空中的余音”这样诗意般的描写中，我们不难看出，方对唐的喜爱是由衷的，不带一点世俗的。

决裂前，描写唐晓芙看着站在风雨中莫无反应的方鸿渐，“她看得心溶化成苦水，想一分钟后他再不走，一定不顾笑话，叫佣人请他回来”，以及多出拿捏得很准的恋爱中男女主人公心理刻画，很难让人信服《《围城》》里没有爱情的论调。

及至失恋后，描写方鸿渐“从昏睡中醒来，开始不住的心痛…..昨天囫囵吞地忍受了整块痛苦，当时没功夫辨别滋味，现在，牛反刍似的，零星断续，细嚼出深深没底的回味”，“他觉得天地惨淡……个人的天地忽然从世人公共生活的天地里分出来,宛如与活人幽明隔绝的孤鬼,瞧着阳世的乐事,自己插不进,瞧着阳世的太阳,自己晒不到”,从这种失恋的撕心裂肝的痛苦描写中看不到爱情, 如果“不是眼光出了毛病”，便是“把心肝偏到夹肢窝里去了”。

有人说，方鸿渐最终错失了唐晓芙的爱情，是由于方鸿渐的懦弱和恋人间缺乏沟通，以至一系列小小的偶发事件和误会导致他们的最终失之交臂。

其实不然。

方鸿渐错失爱情，不是因为懦弱或缺乏沟通，更不是哲学意义上玄乎的人生偶然、不确定性的论调。

是尊严的丢失导致方鸿渐在爱人面前无力辩解。

当他假文凭事件、与鲍小姐的苟且、与苏文纨的暧昧一一曝光于心爱的女人面前时，他的尊严如同他那时髦体面的西装，被一件件当众剥去直到赤身裸体。

他在恋人心中的形象、自己恋爱的自信便随同他的尊严一起丢失了。

他不配再拥有唐晓芙所追求的“完完全全的爱”，只能在钱先生的“授意”下落荒而逃。

所以说，钱钟书本意不是描黑爱情，相反，为了保护纯真的爱情不受他奚落笔调的蹂躏，他设计了一系列小小的偶发的事件和误会，“狠心”地拆散了方鸿渐和唐晓芙。

纯真的爱情在《围城》里就这样被“雪藏”了。

于是伪爱情登场了。

于是，钱先生那只横扫众生的笔，毫无顾忌地施展开了。

《围城》无意于简单地演绎爱情悲剧之悲剧，钱钟书有更高的创作追求。

二、关于人生的主题意旨退去爱情城堡说的外套，《围城》便步入关于人生的探讨。

然而，《围城》作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向，即其文学所载之道，却广为早期论者所病诟。

王元化尖刻地指出：“小说里看不到人生，看到的只是像万牲园里野兽般的那种盲目骚动着的低级的欲望”。

巴人用笔名“无咎”指责作者“态度傲慢，俨然以上帝自居”；“只看到一切生存竞争的动物性，而忽略了一切生存竞争的社会阶级斗争意义”；奚落《围城》是“‘两个妖精打架’的故事”；“抓取不甚动荡的社会的一角材料”写了几个”争风吃醋的小场面”。

这些指责在今天看来无疑是未免偏颇的。

客观地说，《围城》成功地反应了它所处年代的、一个即将崩溃的社会的乱象。

透过《围城》读者看到了兵荒马乱、百姓的灾难，以及普通人的无人理睬的痛苦呻吟。

然而作者的笔调确实又是冷漠的甚至是奚落的。

而且正如杨志今在《怎样评价《围城》》一文中指出 ,《围城》“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了那个时代的主潮” ,“有意无意地避开了那个时代对文学的迫切要求”。

为理解《围城》的这种偏离，我们还得从钱钟书的创作倾向追根溯源。

钱钟书和鲁迅一样，是最早将传统的、以社会伦理为核心的忧患意识升华为现代的、以人为本的现代忧患意识的优秀作家。

钱钟书则更是在《围城》创作中义无反顾地将其文学创作的关注点放在当代人的生存困境的反思上，把对国运民疾的关注和忧思上升为对个人生存境遇的体验和现代文明的思考，进而深刻探讨“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因而《围城》是与伦理道德、政治倾向绝缘的。

在《围城》里，读者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嬉笑中透着的的悲哀感，作者似乎是以一种对人生的怀疑、否定的神态，对《围城》里的人物、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伦理、道德、哲学、宗教等进行全面的、毫无保留的嘲弄。

所展现的景象用林海的话说就是“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而是粪窖,——这里面熙熙攘攘着的尽是些臭人和丑事!”。

而作者自己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臧否着人类的恶、丑、颓败，揭露肮脏、恶心事物，人类劣根性的虚伪、贪婪才是构成世界的本真，使《围城》的文学创作中始终充满了对人性的怀疑和刻意的批判。

《围城》的这种创作视角与存在主义的鼻祖—法国最伟大的思想家让-保罗-萨特的小说《恶心》有着极高的相似度。

《恶心》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无声无臭的地狱，充满着污秽龌龊、令人恶心的气味，有毒的植物和黏黏糊糊的空气是萨特设的意向。

而且《厌恶》创作的背景也与《围城》极其相似，正是西方世界社会处于动荡、面临战争危机的时期，人们焦虑、不安、孤独，而这部作品面对的正是这种不合理、丑恶、虚妄和荒诞的社会写实。

可见《围城》实实在在地有着西方存在主义的印记。

《围城》不仅借鉴萨特用了“恶心”的概念，而且借鉴了另一个法国现代主义作家加缪“荒谬”的概念。

（钱钟书、萨特、加缪都是同时代的、年龄相仿的优秀现代主义作家，也可以说他们几乎同时开始了存在主义作品的探索）。

加缪是又一个存在主义文学领军人物，其成名作《局外人》正是是荒诞小说的代表。

而荒诞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一大主题，现代派作家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现代人存在的荒诞和人生的虚无，这使现代主义文学呈现出孤独、迷惘、绝望的悲观主义色彩。

然而，在非理性的荒诞景象中也包含了现代主义作家对荒诞现实清醒的认识和对荒诞的反抗意识，从而使现代主义文学在没有意义的荒诞中闪烁着理性的光辉。

同样生活在荒诞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局外人莫而索认识到了荒诞的本质后，加缪让其在作品中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反抗荒诞的意识，虽然其本身并没有摆脱荒诞的形象的悲剧命运。

而“围城人”方鸿渐，生活在荒诞中，认识了荒诞的本质，但钱氏却任其沉湎于荒诞，挣扎在“围城”里被世界的荒诞推着走，最后彻底迷失自我，陷入尴尬、可悲的人生境地。

三、悖论式思考虽然钱氏没有在作品中通过人物的作为来展示人物对荒谬的反抗，却以其特有的悖论思维，另辟捷径地展开了关于人生的悖论式思考。

《围城》借助方鸿渐之口不断地发出是是而非的、引人思考的悖论，这种悖论形态语言形式的普遍存在，是为了表现主人公对世界和人的存在的苦涩和无奈的荒诞感，也是钱氏运用悖论式思维对世界和人的存在形态所作的一种解构。

《围城》中，悖论思维和语言从头到尾包围着方鸿渐，并且表现出一种毫不掩饰的夸张。

钱氏让准哲学家方鸿渐不断地思考和感慨，通过方鸿渐之口将人类悖论形态的存在困境上升到人生万事，却让方鸿渐自身在无法突破与超越的困境下对人生彻底感到幻灭。

请看：“天下只有两种人。

譬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吃。

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

不过事实上适得其反，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

”。

这是作者在小说中借主人公方鸿渐之口对回忆与希望所作的悖论思考：在呈现两种人生态度的悖论形态之后，作者最终提出了一种世人难以接受而又不得不承认其确有道理的人生方式，即搁置对美好理想的追求，留着它做“西洋人拉磨的驴头前挂的那串胡萝，从而代替人生的希望，以引领人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