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保障监察时效问题分析.pdf

劳动保障监察是我国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有重要意义。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劳动关系矛盾愈加突出，劳动保障监察部门面临着更多挑战。近些年，劳动者以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行政不作为为名向有关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不断出现，主要是由于劳动保障监察时效问题造成的。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劳动保障监察由于法律法规中追究时效的规定，对部分劳动者的诉求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极有可能引起劳动者的异议。近些年，劳动保障监察时效问题引起了多位学者和实务参与者的关注与讨论。曹旭红等（2006）在分析我国劳动监察制度时，提出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中对劳动监察立案时效规定不明，从法律条文来看劳动保障监察立案受理的时效应该只能适用于涉及劳动行政处罚的案件，对于劳动行政处理的案件是不能适用的；而且存在劳动监察的处理期限规定不完善，法律中未明确规定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是否能中止或者时效能否重新计算的问题。孙会和张志宏等（2010）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时效争议案例分析，提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行使的是国家行政权力，其时效的性质属于行政程序法范畴，目前《行政处罚法》和《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中并无时效中断规定，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两年时效应为固定不变的时效，不因劳动者向企业主张权利、劳动者向包括劳动仲裁、人民法院等部门主张权利而中断，也不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而中止。于鲲和杨永忠等（2015）认为劳动者若因劳动关系不明确或投诉时劳动争议尚未结束等原因先撤回投诉的，则当劳动者在劳动争议仲裁或法院作出生效裁决后再次提出投诉时，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应当受理，即在一定情形下可适用时效中断。夏小伟等（2017）作为一名劳动保障监察员，结合自己办理的四个典型案例提出对社会保险费追缴设置追究时效是基于现实成本的考量，同时符合对违法行为纠正的通行做法，因而社会保险费追缴应当适用劳动监察两年时效。栾居沪等（2017）则认为劳动保障监察时效仅适用于行政处罚，并不适用于劳动保障监察的其他行政行为，因此，不能涵盖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或者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强制要求补缴社会保险费的行为，社会保险费追缴不适用劳动监察时效。汪烨琼等（2017）提出在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均有关于中止诉讼的规定，劳动监察在处理案件过程中遇到由于调查人不配合，或者核心证据事实正在其他部门处理过程中等问题，应当酌情考虑引入案件中止。综上所述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劳动保障监察时效的争论主要有两点，一是劳动保障监察两年时效的适用范围，即社会保险费追缴等其他劳动保障行政行为是否应适用两年时效。二是劳动保障监察时效是否应当考虑中止中断时效情况。由于存在这些争论，在劳动监察中遇到这类问题时，缺乏相应的依据和具体标准，给劳动监察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不利于提高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执法水平和效能，同时容易造成劳动者投诉其行政不作为。

一、劳动保障监察时效性具体规定

目前我国专门规定劳动保障监察的法律法规有《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和《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规定》。根据2004年11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规定“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在2年内未被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发现，也未被举报、投诉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再查处”。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查处企业违法行为存在两年时效，时效起算点是“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发生之日”和“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自行为终了之日”。《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由国务院颁布，属于行政法规，立法层次低影响了劳动保障监察的效力权威。受限于行政处罚法两年规定，很多案件在适用时效中以绝对固定的两年为准。 二、具体案例分析-由于劳动保障监察时效性产生的争议

案例一：2010年3月，车某向朝阳区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公司没有为他缴纳2005年10月到2006年4月的社会保险费，未足额缴纳2006年5月到2008年2月的社会保险费。朝阳区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以投诉事项已经超过2年时效为由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车某不服该决定，向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行政复议。复议结果维持了该决议，车某随后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判定依法予以维持。这类案例在劳动保障监察部门的日常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在实际处理中，也都如案例中一样选择不予立案，但是对于权利受到侵害的劳动者而言其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案例二

：2013年1月，杜某向山东省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要求公司为其补缴2009年6月至2010年5月的社会保险费。经查杜某在2011年5月申请劳动仲裁，因对劳动仲裁裁决不服，先后向区人民法院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书，判定杜某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时间为2009年6月至2010年5月。杜某提出曾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过在职期间企业未缴纳社会保险费，但未正式立案。最终监察总队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依法下达不予受理投诉决定书，告知投诉人已超过2年的投诉期限，不予受理。杜某不服申请了行政复议，最终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维持原决定。此案例中的劳动者是由于确认劳动关系的需要，而未能及时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立案，最终虽然劳动关系确认事实，但是也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和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分析上述两个由于劳动保障监察时效性产生的案例，在我国劳动关系领域，一直处于资强劳弱的格局，因此国家制定《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等法律以平衡劳动关系保护劳动者权益。劳动保障监察在整体劳动关系调整机制中扮演着监督者的角色，以国家公权力扶持劳动者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从劳动保障监察的职能来说，劳动保障监察是以国家力量为劳动者建立了一道保障机制，通过监督检查劳动法律法规政策的实施，规范企业用工，的确发挥着保护劳动者的作用。然而，由于时效问题，对于企业违法行为无法进行惩处，使得劳动保障监察无法充分发挥其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职能。从国家整体治理目标来说，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的稳定以及民生民权的改善也不容忽视。目前，社保缴纳问题也属于劳动保障监察的监管范围，如果以时效问题不处理企业欠缴问题，不仅侵害劳动者权益，而且直接削弱社会保险基金支撑能力，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影响

社会稳定。虽然有学者认为时效有助于减少国家执法成本，但是从劳动保障监察职能目标出发来说，过度的强制执行时效规定，而不讲求灵活适用情况，必然会影响劳动保障监察的执法力度。如果将时效进一步扩展考虑到中止中断情形，通过监察避免或消除企业违法行为给劳动者或者社会带来的风险,则劳动监察将更能有效发挥作用。

三、相关对策与建议

从我国的实践经验出发，劳动保障监察时效问题总体上可以通过立法、宣传、执法等方面来解决。（一）立法上应更加灵活。劳动保障监察和劳动争议仲裁均是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有效手段，应当在实践中实现互补。面对大量的由于劳动争议仲裁或是法院诉讼周期过长而超过两年的案件，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因时效不能对企业实行调查查处，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在立法上制定更高层次的劳动保障监察法律是必要和必须的。在立法中，引入中止中断时效，灵活处理案件，更能处理好很多复杂的案件。像《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就有规定“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时效中断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这样不仅能让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更好发挥自己的职能，也让法律衔接更加流畅，促进整体的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的建设，有助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二）应加强法制宣传。很多劳动者在权利受到侵害时由于不了解现有法律规定，没有在时效内提出维权诉求以致于只能有苦无处诉。因此劳动保障监察应该定期组织相关法律宣传活动，向劳动者介绍有关案例，让劳动者可以从案例中吸取教训；提供咨询平台，增加劳动者对法律的了解，从而学会及时运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身权力。（三）应加强劳动保障监察队伍建设。目前我国劳动保障监察范围很广，包括劳动者工资、社会保险、工作时间、休假权利、劳动保护等等，现有的劳动保障监察队伍建设不够健全，根本无法满足社会需求。据统计截至到2013年，我国现有劳动保障监察机构3291个，专职劳动保障监察员2.5万名，单以追缴社会保险费来说，我国这么大数量的企业和劳动者，所承担的执法任务可想而知。鉴于人员少、任务重、处理周期长、效率低等问题，各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也不得不使用一刀切的方法计算时效。因此时效问题不仅需要立法上的规范，还需要加强队伍建设，增加对劳动保障监察从业人员的培训，提升劳动保障监察人员素质。

作者:王曼 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