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对当代武侠文化的影响(1)

【内容提要】在儒道互补基础上生成的中国传统美学本质上是一种生命伦理学，其折射的人生美学精神在自然之维上突出了万象为宾客的非对象化特征，在主体视角上则彰显了中国诗性主体回应死亡意识的挑战中形成的非主体化本质，这种独特的美学精神恰恰鲜明地传承于当代武侠文化中

【关键词】传统美学；武侠文化；死亡意识

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的主导形态，儒家美学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代言人，从社会话语权力控制的角度上来说，儒家美学思想无疑在传统美学大家族中获得了话语霸权，其导致的必然后果一是严重消解了道家美学、楚骚美学、禅宗美学对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合力作用；二是儒家美学自此成为中国传统文明中审美情感、人格塑造、伦理教化的主要标尺。虽然这并不等于说道家、禅宗等美学因此受到彻底的遮蔽而完全消失，相反，同为显学的儒、道在互补的基础上构成了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主流，但是相对于咄咄逼人的儒家话语霸权，被驱逐出中心话语圈的边缘化、民间化的卑微立场仍然无法消除对道家、禅宗等美学的消极作用。尤其是受其美学精神影响的文化形态也往往丧失了庙堂文化“雅”的立场而沦落为文化江湖中的“俗”的“丐帮”。由此必然造成了对一切关于“侠”叙事的武侠文化中美学精神的先天缺失。本文通过解析武侠文化（小说、影视）中的审美精神，澄明被现代商业化、物欲化长期遮蔽的中国传统美学精神。

一把中国传统美学精神概括为一种人生美学，这终究属于一种以西方传统美学精神为参照系的“宏大”的叙述方式，其意义仅仅在于确认并建立了中国传统美学精神是一种生命伦理学的逻辑起点。如果以此对当代某一文化进行本质上的解析，仍然面临着理论先行的嫌疑。换句话说，需要对中国传统美学精神这一宏大的叙述进行稀释和化解，即从中国传统美学的实质上的主导形态——儒家、道家精神上进行人生美学的二次解构，从细微处发掘对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影响甚为深远的精神基因，这才有可能实现对当代武侠文化精神本体上意义上的比较分析。按照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儒家的美学精神是一种功利性、社会性、伦理性、道德性的显性人生美学；道家的美学精神是一种超越功利、发展个体、注重自由的自然朴素的潜隐人生美学。虽然两大思想对生命的存在形式、价值内蕴等终极命题的思索解答并不完全一致，但其本质上都是以生命伦理学为逻辑起点。首先从主体生成的视角上说，中国武侠文化直接继承了传统美学中的个体的主体化历史过程中的生命一体化本质特征。

按照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斯的观点，每一个民族的文明时代的精神起点都来自一个特殊的“历史区间”，这就是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2世纪的“轴心期”。在这个时期内，出现了人的存在意识和个体的自我意识，换句话说，中华民族的精神觉醒和以后形成的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精神特征正是由该时期的特殊性决定的。这正如斯宾格勒所说，在每一个民族的源头都有一种觉醒意识存在，它决定了该民族的精神结构，而影响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生成的主流形态——先秦儒家和道家恰恰处于中国的轴心期（东周和秦）。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民族在个体的主体化进程中，遭遇到了怎样的觉醒意识又如何决定了人生美学的传统美学精神的？

根据学者刘士林在《中国诗性文化》一书的观点，这种觉醒意识在本质上就是死亡意识。在人的存在被死亡意识惊醒后，它也就开始了它作为一个与自然王国相对立的自由生命的历史进程。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人类发展成为具有主体性结构的历史存在。对于死亡意识的内化与对接，是轴心时代刚刚摆脱原始混沌的个体完成其主体化过程的决定性因素［1］84。正如保罗l·兰兹伯格所指出的那样：“死亡意识是同人的个体化齐头并进的，是同单一个体的

确立齐头并进的。”［2］18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独特性的出现就是面对死亡意识挑战的独特回应方式。刘士林认为轴心时期私有制的成熟，加剧了人类内部食物分配的激烈竞争，引发了个体精神生命的觉醒。在对于食物匮乏的积极应战中，中国先民创造性地获得了以生命伦理学为本体内涵的诗性文化，而个体精神的觉醒的第一步恰恰是所有民族文明发展中首先遭遇的死亡意识这一终极命题。

今天的许多研究表明，人类死亡意识的产生，发生在原始社会末期。死亡的出现是任何一个民族思维发展进程中第一个也是最为严重的挑战。它的出现几乎震撼了所有的民族，而面对死亡的挑战如何采取应对措施则成为不同的人类文明精神之间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西方哲学在轴心时代对此采取了远比中国更为激烈的对抗方式，从而完全激活了原始文明结构中蒙昧不醒的死亡意识，使西方人踏上文明之路的第一步就清醒地意识到人类从大自然中脱离出来必然造成的可怕的悲剧结局，在回应死亡意识的恐惧和压抑中，采取了“使生命主体化，以日神精神的方式把生命变成个体的私有物”，由此造成西方传统美学中主体性机能的特别发达，从而彻底割断了主体与客体自然之间的血缘联系。自然在西方人的眼中永远是一种需要被不断改造的对象，人的主体作用被发挥到人类是宇宙的中心的角度。这就是西方传统美学中为什么处处可以见到死亡的阴影和人被自然压抑下成为孤独而悲壮的个体的根本原因。而中国民族对轴心时代死亡意识的回应则是生命的非主体化，它是以克服主体取消自我的方式，使生命回归其自然存在状态。换句话说，在中国由于直接继承了诗性智慧中的生命一体化精神，把永生信仰作为生命伦理精神的基因，因此，从一开始就拒绝了私有化所带来的死亡意识。所以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孤独的个体一直是长期缺席的，代之的主体总是与社会群体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血肉联系。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直接继承了维柯所说的“诗性智慧”的结果所致，从而在主体角度上显现非主体化的根本特征，并由此导向了自然的血缘关系的重建，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民吾胞也。这样的主体在社会化历史进程中不可能采取与自然（包括他人）你死我活的过于激烈的对抗方式，而是把感情内敛为超越阶级的泛爱主义，主张化解人与人之间的敌对仇恨，所谓“相逢一笑泯恩仇”、“化干戈为玉帛”。唯其如此，张光直在阐释连续性文明时指出：“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3］118

虽然儒家一向重视的主体后天实践性，但是这和自然规律之间或者自然造化力量、天然形态之间的和谐关系并不发生根本的矛盾。所谓的礼法从表面上看是和自然规律完全对立的人为规律，但是，由于这种人造规律的精神内涵是一种不扭曲人性的自然而然的真诚性格彰显，即真性情、真血性，所谓赤子之心，这种未能充分主体化的诗性主体，必然导致的结局就是人对自然的自由态度，不仅是对实体性的自然物体，而且更是一种“真”的自然观念行为实践的生命自由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儒家礼法在孔子那里只是以真实自然为本质特征的客观自然规律的置换变形而已，只不过从自然界的真实性转移到人身上的真性情罢了。“一切的礼法，只是它托寄的外表。舍本执末，丧失了道德和礼法的真精神真意义，甚至于假借名义以便其私，那就是‘乡愿’，那就是‘小人之儒’。这是孔子所深恶痛绝的”［4］52-53。李泽厚说，孔子不是把人的感情、观念、仪式（宗教的三因素）引向外在的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相反，而是把三者引导和消溶在以亲子血缘为基础的世间关系现实生活之中，使情感不导向异化了的神学大厦和偶像符号，而将其抒发和满足在日常心理——伦理的社会人生中。换句话说，因为直接继承了中国诗性文化中生命本体的精神，儒家美学采用的是一种“诗性智慧”的直觉方式把主客对立引发的死亡化解为生命的一部分，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恭、宽、信、敏、惠”等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以人伦义务为人生意义来贬低个体生死的重要性，从而把个体生死消解在族类生生不息的历史绵延之中，个体生命由此进入无焦虑、无恐惧的祥和静谧的自然世界，肉体消亡转换成精神上的不朽与永恒。所谓杀身以成仁、舍生而取义，“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并不是说正面武侠人物不惧怕死亡，而是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