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_文化资本_观念的本源_早期发展与现状

布迪厄“文化资本”观念的本源、早期发展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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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D.罗宾斯 李中泽摘译

中图分类号　C91

3本文摘译自《英国社会学杂志》2005年第1期(pp.

13～30),作者德里克·罗宾斯(Derek R obbins )系英国东伦

敦大学社会科学、传媒与文化研究院教授,著有《皮埃尔·

布迪厄的工作》(The Work o f Pierre Bourdieu ,1991)和《布迪厄与文化》

(Bourdieu and Culture ,2000)等著作。一、布迪厄文化观念发展的文化语境

若想探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观念,还需从他早年的生活谈起。他在后来对于个人成长经历的表述说明,他是在不同的环境里长大的。在《反

思社会学导引》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一书的某些段落中,布迪厄曾回顾说:他就像福楼

拜(Flaubert )一样,由于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入寄宿学校,因此有能力客观地思考个人的经历(布迪厄、华康德,1992:205)。在《语言与符号权力》(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一书里,布迪厄同

样谈到了自己在孩提时代所体会到的贝阿恩

(B éarn )家乡方言与学校正规法语之间的语言差异(布迪厄,1991:68～69)。是否这些与他日后的立论有关?换句话说,是否有一种经验式的差异造成了二元的概念化?或者说,是否这种概念化被用于解释他的经验?这些疑问均尚难断定。但是,事实表明,布迪厄的思维总是带有二元性的特征,一方面是人们所称的自然的、家庭特有的、内部的或者说传统的文化;另一方面是非自然的、习得的、构成的或者公众的文化。这种二元性得到体制性的强化。这是介于区域的、地方的或者土生土长文化和大都市、中心省或者殖民主义文化之间的二元性。如果从更加概括和富有哲理的角

度来说,那是“生活世界”(life-w orld )和“系统世界”

(system -w orld )之间的二元性,也正是布迪厄寻求将其转化为辩证法的东西。

布迪厄的社会生活和智力发展轨迹的特点广为人知。作为法国西南部比利牛斯山脉地区波城

(Pau )一所高中里大学预科班的高才生,布迪厄在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cole Normale Sup érieure )之前,便转入了位于巴黎塞纳河左岸的一个有声

望的预科班(classes pr éparatoires )。他逐渐习得的文化加强了习得文化与自然文化的实际分离。在巴黎高师,哲学训练是常规课程。但是,根据布迪

厄1987年在《杂谈》(Choses Dites )上发表的“哲学实习”所言,他既受到法国传统上的历史学家、科

学哲学家的极大影响,也受到现象学、本体论和存在主义理论的影响。他承认阅读过萨特的著述,但自己并非存在主义者;他也阅读了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著作。内在的事实表明,布迪厄受到梅洛-庞蒂著作的极大影响。虽然布迪厄仅仅提到他阅读过胡塞尔的早期著作,但事实表明,他也十分熟悉胡塞尔遗作中的一些主要文本———例如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现象学》

(The Crisis o f the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

胡塞尔,1970)和《经验与判断》(Experience and

Judgment ,胡塞尔,1973)。同时,布迪厄感兴趣的是科学哲学、新康德认识论以及批评客观主义科学的现象学课题。布迪厄还感兴趣于卡西勒(Cassirer )的符号形式哲学,因为那是康德学说的一部分。这表明,布迪厄着眼于在社会构成的形式或者解释性话语中,而不是在超验或先验的范畴里施展才能。看起来,他更加受到现象学方式而不是先验现象学观点的影响。他看起来是接受了胡塞尔早期的方法,但事实上胡塞尔后期试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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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历史和社会偶然性的做法引起他更多的共鸣。这一切都表明,布迪厄的哲学导向是功能性和工具论的。他对于思辨哲学不感兴趣,那些哲学读本提供给他一种语言,使他能够客观地谈论个人经历的二元性。布迪厄的研究形式强化了理智与初级经验的分离,而他的研究内容则为他提供了一种哲学话语,使他得以陈述这种二元经验。

论及布迪厄早期研究时所应关注的另一点是:他理智地塑造了一种传统,即不关注文化分析。这与包含文化历史(Kulturgeschichte)或者人文科学(G eisteswissenschaft)的德国传统不相吻合。简而言之,布迪厄感兴趣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文化碰撞,而不是各种文化本身。他曾描述说:他研究阿尔及利亚的原本目的,是要从经验角度出发,探索哲学的状态,特别是要成就一种“情感生活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affective life,布迪厄,1987: 16;1990:6～7)。布迪厄总是被歌德“选择性亲和力”(elective affinity)观点的含义所打动,这也使他更加明确地为其身后出版物选定了书名:《阿尔及利亚印象:选择性亲和力》(Images d’Algérie:Une affinitéélective,布迪厄,2003)。该书汇集了布迪厄自己早期研究阿尔及利亚的照片及其与弗朗斯·舒尔特海斯(Franz Schultheis)的访谈录。布迪厄刻意了解生物性在影响人们文化品位方面的决定程度,个人所继承的自然文化又如何左右他们对于非自然文化产品或象征物的选择。布迪厄对客观文化感兴趣,其目的在于了解人们是如何利用这种文化去进行文化适应活动的。使用“了解”一词别有含义,因为从方法论而言,布迪厄的研究一直是在追求理解而不是在追求解释之中进行的。我想,布迪厄会赞同利奥塔在其首部著述《现象学》(La phénoménologie)中的说法———“在人文科学里进行实在的解释,就是要提供可理解性”(利奥塔1991[1954]:76)。

二、文化分析方法的直接本源

布迪厄在阿尔及利亚的工作是探索性的。他意识到,法国的殖民主义干预已经迫使那里的乡下人和游牧部落的人们调整了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为的是适应阿尔及尔的生活。他想调查这种强制式的文化适应过程。他的第一本著述《阿尔及利亚社会学》(Sociologie de l’Algérie,布迪厄,1958)就是试图描述其社会原状。布迪厄提供了有关4个部落不同的社会组织情况的记述。书中的描述是他随后与阿尔及尔人进行访谈的主线。这些人都来自上述部落,而他们为了适应现代的都市生活,都改变了个人的行为方式。为了避免导向性的因果式解释,布迪厄努力构建一种框架,使得此前和之后的个人行为现象可以得到对比。他利用社会科学去解释部落组织,例如,他运用韦伯对于新教的分析,论述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摩押部落(M oabite tribe)所发挥的作用。他还首次获得了与统计工作者合作的经验,《阿尔及利亚的劳作与劳作者》(Travail et travailleur s en Algérie,布迪厄,1963)一书包含了大量统计数据和高质量的人种学信息,其中还包括他撰写的导读,以此勾勒出统计数据和案例分析在描述社会现象时所发挥的互补作用。他在探索描述社会现象的方法,而且从并置的现象中推断出某些对于文化适应过程的解释。换言之,他是在一种框架中检验不同种类社会科学解释的有效性,在此框架内,他极为感兴趣的是所见的非因果性并置现象。《阿尔及利亚社会学》一书所列的书目文献说明,布迪厄在为阿尔及利亚的研究工作做准备时,曾阅读过20世纪40～50年代一些美国文化适应理论家的著述。很明显,他引述过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和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观点。布迪厄还特别引用过赫斯科维茨《文化适应:文化接触研究》(Acculturation:The Study o f Culture Contact,赫斯科维茨,1938)一书的某些观点。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与此前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分会(the Sub2C ommittee of the American S ocial Science Research C ouncil)发表的“文化适应概要”(Outline on Acculturation)一文相呼应。该分会当时正在寻找界定文化适应的定义,以便规范研究方法,因为涉及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的种族关系方面的研究具有政治敏感性。赫斯科维茨一直是该分会的成员之一,但是,他选择了独立而细致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观点。他的著作就文化适应、同化和传统提供了有用的分类,有力地强调了采取历史方法的必要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甄别文化接触的结果所带来的变化。该书还强调,文化适应分析需要对于人们的态度和行为进行分析,而不是客观化的“文化”,因为人是文化的携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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