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汉学界萧军研究

论美国汉学界的萧军研究

摘要在美国汉学研究领域，有关“东北作家群”的领军者之一萧军及其创作的研究体现出文本细读阐释、社会历史批评、性别政治研究以及地理文化考察等多重视域交互与协同的多元对话。其中，夏志清、葛浩文以及李欧梵等美国汉学家对于萧军及其文学创作实绩进行了独特且深入的阐释。

关键词：美国汉学界萧军夏志清葛浩文李欧梵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在美国汉学领域，自上世纪50年代至今，有关“东北作家群”代表作家萧军及其创作的研究始终未曾间断，其中既体现出对于该创作群体的关注，又彰显出对于萧军的独特认识。一方面，针对译介情况而言，早在1942年，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的英译本即已出版，堪称是首部被译成英文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其时斯诺夫妇还曾专门向美国读者进行了推介。目前，萧军的《五月的矿山》、《羊》等作品及其在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会议上的发言都已被译成英文，并被多种选集频繁收录。另一方面，基于研究状况来看，相关研究既将萧军视为东北作家群中居于重要地位的小说家，又注重挖掘其作为创作个体所展现出的独到之处。具体而言，无论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史景迁、柯文，还是致力于文学研究的夏济安、夏志清、葛浩文、王德威、李欧梵、郑继宗、耿德华以及刘禾等学者，都曾立足于各自的视角对于萧军及其文学书写进行了颇为独到的阐述。例如，史景迁曾在其《天安门与中国知识分子》一书中将萧军视为其时中国

除老舍之外最著名的文学骄子。鉴于此，以下分别选取美国本土学者葛浩文、美国华人学者夏志清与李欧梵作为个案，力求揭示上述学者对萧军研究的诸种特质。

一夏志清的萧军研究

中国文学创作与研究领域一般将《八月的乡村》视为萧军的成名作与代表作。这部由萧军于1935年自费“非法”出版的长篇小说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文坛的轰动，进而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即便是曾对萧军多有微词的丁玲，也号召作家以该著述为楷模。其后，国内对于萧军创作的研究多以剖析该著述为主。然而，以夏志清为代表的美国学界的部分文学批评家对于萧军的创作却作出了迥异的判断。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初版中，他指出：萧军给予了其后描写游击战争的小说家一套公式，即：农民士兵粗野的语言，每隔一个段落即加插的爱国歌曲，偶然的田园式风景描写，再加上以暴露敌人残暴行为为名的对性及暴行的露骨描写。时过境迁之后，在该书的中译版序言中，他曾反思自己此前对于《八月的乡村》的评论略欠公正。

此外，在参与《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一书的编辑工作时，夏志清明确宣称比较欣赏以反讽态度审视新知识分子的写实作品，依据此种标准，萧军的《羊》位列选集之中，并被视为萧军最优秀的作品。《羊》中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关于两个白俄男孩儿，一个是十四岁的郭列，另一个则是十一岁的阿辽什。他们曾短期入狱，而后即将被释放。二人决定出狱后不返回上海去投靠流亡中的父

母，而是立即前往苏联。此外，小说中还有一位对于即将回到自己祖国的两个孩子充满羡慕之情的中国知识分子。而另一条线索是关于两个贼，一个是单纯且诚实的青年，因生活所迫阴差阳错地偷了一只羊，后在狱中饱受虐待而死。另一个贼则是一个职业扒手，因其专门偷窃外国人而在狱友中赢得了英雄般的身份。在夏志清看来，“《羊》是一篇真正动人的小说，作者对偷羊贼和被充公的那两只山羊同样都遭到的折磨与死亡，描写得特别生动。受拘禁的小说主角，无能为力地旁观着兽性暴力在他四周施展，我们读者同情之余，几欲容许他抱持‘追求另一更好祖国’的感情美梦”。与之相应，其他美国汉学家对于该小说的解读多与上述观点一脉相承。马斯顿·安德森的论文《被禁止的观点：萧军〈羊〉中神秘的叙述者》与杜博尼与雷金庆合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有关萧军的条目都针对《羊》进行了重点阐述。以后者为例，其中指出：《羊》明确的主题是无辜的人们遭受不公正的社会摧残，其“兴趣点从客体（其他囚犯的命运）向主体（叙述者）的此种转向，令人想起鲁迅那些富于探索意义的叙事，同时向有阅读经验的读者表明：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境地的另一种阐释，这类人希望为大众代言却又对此无能为力，因而自囚于文人的牢笼之中。由于自身被囚并目睹一些政治激进分子被处死刑，叙事者理应深知故事于有意无意之间也已成为牢狱中的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生存状况的深刻写照”。

总之，夏志清对于萧军的解读无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针对萧军的考察开创性地拓展了美国汉学领域的相关研究空间；另一

方面，他对于萧军及其代表作的误读也难免为美国汉学的相应研究带来了负面影响。

二葛浩文的萧军研究

尽管葛浩文曾将其主要学术精力与时间用于针对萧红的翻译与

研究，但他发表的首篇文章（1975年与郑继宗先生合写）是关于萧军的，第一篇中译英小说是萧军的《羊》，第一封寄到大陆的信是写给萧军的，而其到大陆访问见到的第一位作家也是萧军。此后，两人曾数次在北京、哈尔滨以及美国等地互访并切磋。葛浩文曾将1942年版的《八月的乡村》的英译本送给萧军，而后者也曾将自己的多部作品赠与前者。在获取了大量资料并与萧军取得了直接联系并从其处获得了一些手抄本、照片等原始文献的基础上，葛浩文在多部著述与数篇文章中论及萧军的生活与创作。

例如，在传记《萧红评传》中，葛浩文针对萧军与萧红以及同鲁迅的交往等层面进行了深入剖析。在他看来，萧军与萧红这两个东北作家各自与其导师鲁迅之间的关系截然不同。萧军是个性情易变、热情洋溢、革命的爱国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他全心全意地投入到鲁迅所从事的思想斗争之中。与其相反，萧红却安于传统中国女性的角色，她从鲁迅那里找到了自己渴望已久的情感上的安全感。

又如，在论文集《漫谈中国新文学》中，葛浩文的《二萧散记——又论萧军、再谈萧红》一文涉及“萧军小传始末”、“萧军小传”以及“萧军的文学著作”等部分。其中，“萧军小传始末”是有关

萧军寄给葛浩文的小传以及后者的说明，该小传叙述了萧军在1950年代被批斗前的生活及创作过程；“萧军小传”凭借萧军辑注的萧红给他的四十多封信，进而重新研究了二萧之间的关系；“萧军的文学著作”则介绍了萧军晚年的状况以及其时的作品。

再如，萧军逝世之后，在悼念文章《信徒不必当和尚——记萧军先生》中，葛浩文着重剖析了萧军的创作成就。在他看来，鉴于萧军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剧本以及古体诗等创作实绩，从文学作品来看，萧军是个多样化的作家。然而，他无疑是以小说而出名的，其小说也最能代表他的人格、人生观及不屈不挠的精神。基于此，该文凭借历时视角对于萧军的创作历程进行了分阶段的梳理与探究。此外，葛浩文还在该文结尾写下了如下文字：“如今，萧军走了，留下了几十本作品。认识他的人，一定有更多的收获。我的收获是：我以为中国像他那样的人总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上述评价中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因而不仅是对萧军创作历程的肯定，而且是对其个人魅力的褒奖。

总之，萧军与葛浩文之间的“忘年交”使后者基于二者之间真挚的友谊而在其研究中受益匪浅。由此，葛浩文的萧军研究凭借其原始资料的获取与当事史实的求证等方面的优势在美国同仁的同类

研究中彰显出独特的史料价值。然而，必须承认，由于他对于萧红的偏爱及其基于西方女性文化体系而形成的批评立场，其针对二萧关系的评判因不顾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境及对于萧军的苛责过甚而

不免有失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