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论翻译对照词义解析

1.借古讽今，针砭时弊战国时代，七雄争霸。

为了独占天下，各国之间不断进行战争。

最后六国被秦国逐个击破而灭亡了。

六国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根本原因是秦国经过商秧变法的彻底改革，确立了先进的生产关系，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军事实力超过了六国。

同时，秦灭六国，顺应了当时历史发展走向统一的大势，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本文属于史论，但并不是进行史学的分析，也不是就历史谈历史，而是借史立论，以古鉴今，选择一个角度，抓住一个问题，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地确立自己的论点，进行深入论证，以阐明自己对现实政治的主张。

因此我们分析这篇文章，不是看它是否准确、全面地评价了历史事实，而应着眼于其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角度，依据史实，抓住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这一点来立论，针砭时弊，切中要害，表明了作者明达而深湛的政治见解。

文末巧妙地联系北宋现实，点出全文的主旨，语意深切，发人深省。

2.论点鲜明，论证严密本文为论说文，其结构完美地体现了论证的一般方法和规则，堪称古代论说文的典范。

文章开篇即提出六国破灭“弊在赂秦”的论点；然后以史实为据，分别就“赂秦”与“未尝赂秦”两类国家从正面加以论证；又以假设进一步申说，如果不赂秦则六国不至于灭亡，从反面加以论证；从而得出“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的论断；最后借古论今，讽谏北宋统治者切勿“从六国破亡之故事”。

文章围绕中心论点展开论证，既深入又充分，逻辑严密，无懈可击。

全文纲目分明，脉胳清晰，结构严整。

不仅句与句、段与段之间有紧密的逻辑联系，而且首尾照应，古今相映。

文中运用例证、引证、假设，特别是对比的论证方法。

如“赂者”与“不赂者”对比；秦与诸侯双方土地得失对比，既以秦受赂所得与战胜所得对比，又以诸侯行赂所亡与战败所亡对比；赂秦之频与“一夕安寝”对比；以六国与北宋对比。

通过对比增强了“弊在赂秦”这一论点的鲜明性、深刻性。

3.语言生动，气势充沛在语言方面，本文除了具有一般论说文用词准确、言简意赅的特点之外，还有语言生动形象的特点。

在论证中穿插“思厥先祖父……而秦兵又至矣”的描述，引古人之言来形象地说明道理，用“食之不得下咽”形容“秦人”的惶恐不安，大大增强了文章的表达效果。

文章的字里行间饱含着作者的感情。

不仅有“呜呼”“悲夫”等感情强烈的嗟叹，就是在夹叙夹议的文字中，也流溢着作者的情感，如对以地事秦的憎恶，对“义不赂秦”的赞赏，对“用武而不终”的惋惜，对为国者“为积威之所劫”痛惜、激愤，都溢于言表，有着强烈的感染力，使文章不仅以理服人，而且以情感人。

再加上对偶、对比、比喻、引用、设问等修辞方式的运用，使文章“博辨以昭”(欧阳修语)，不仅章法严谨，而且富于变化，承转灵活，纵横恣肆，起伏跌宕，雄奇遒劲，具有雄辩的力量和充沛的气势。

苏询的《六国论》，不属于写的自由潇洒或错综起边的类型，而是在行文结构方面带有规范性的作品，体现了议论文论证严谨的特点。

因为头绪清楚，变化较少，通过提要钩玄，逐段逐层梳理归纳，很容易搞清楚文章脉络和主要思想内容。

在文章结构上便于学习。

但另一方面，苏洵的《六国论》把六国灭亡的原因归结于“赂秦”，尽管文章在论证上、语气上给人势如破竹的感觉，但今天看来显然失之偏颇。

因为从本质上讲，六国灭亡是由于不思改革进取，不采取富国强兵之策，从而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被历史所淘汰。

当然也有战略、策略(包括“赂秦”)等方面的种种具体原因。

单从某种视角看到了某些事实，便以为抓住了事物的全部，这是人类很容易陷入的误区。

（节选自《应用写作》2006年第5期《事实论证——雄辩与僭越》）苏洵(公元1009－1066) 北宋散文家。

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

字明允，号老泉。

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据说27岁才发愤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

仁宗嘉祐元年(1056),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

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

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

嘉祐三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

嘉祐五年，任为秘书省校书郎。

后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辟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

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

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

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

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

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审势”、“定所尚”。

他主张“尚威”，加强吏治，破苟且之心和怠惰之气，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使宋王朝振兴。

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因此，他的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

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

苏洵的《权书》10篇、《几策》中的《审敌》篇、《衡论》中的《御将》和《兵制》篇,还有《上韩枢密书》、《制敌》和《上皇帝书》，都论述了军事问题。

在著名的《六国论》中，他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

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

《审敌》更进一步揭露这种贿敌政策的实质是残民。

《兵制》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等主张。

《权书》系统地研究战略战术问题。

在《项籍》中，他指出项籍不能乘胜直捣咸阳的战略错误。

他还强调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打速决战、突击取胜等战略战术原则。

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

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藐视敌人,写得有气势。

《张益州画像记》记叙张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

《木假山记》借物抒怀，赞美一种巍然自立、刚直不阿的精神。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

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

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

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

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

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即是一例。

苏洵论文，见解亦多精辟。

他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学习古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

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写法。

他特别善于从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例如《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对孟子、韩愈和欧阳修文章的评论就很精当。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

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石林诗话》)。

其《欧阳永叔白兔》、《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

苏洵著作,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原本大都散佚，今存者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

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嘉佑集》15卷。

（郭预衡）本文的历史背景应从两个角度着眼：一是作者论述的六国灭亡那个历史时期的情况，借以了解作者立论的根据；二是作者所处的北宋时代的历史状况，借以明确作者撰写此文的针砭现实的意义及其写作上的特点。

在我国历史上，战国是七雄争霸的时代。

《六国论》中的“六国”，就是指战国七雄中除秦国以外的齐、楚、燕、韩、赵、魏六个国家。

秦国本来是个弱小落后的国家，经过商鞅变法的彻底改革，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强大起来；而原本强盛的六国却因宗法势力的强大，因循守旧，经济和军事实力日益衰落。

秦强盛起来后，积极向东方发展，夺取六国的土地。

六国也曾联合起来对抗秦国，这就是所谓“合纵”。

但他们又各有自己的打算，所以这种联合并不巩固。

秦国采取“远交近攻”的军事战略，韩、魏、楚三国都紧靠秦国，因此直接受到秦国的威胁和侵略，在秦国强大的军事和外交攻势下，纷纷割地求和，并最早被消灭，齐、燕、赵三国随之相继灭亡。

六国灭亡，“非兵不利，战不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绝不仅仅是因为割地赂秦。

苏洵不从其他方面去论证，而抓住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这一点来论证，是为其针砭现实服务的。

北宋建国以后，鉴于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军人乱政，因而实行中央集权制度，解除节度使的权力，派遣文臣做地方官，派官员到地方管理财政，由皇帝直接控制禁军，将地方的政权、财权、军权都收归中央。

为了防范武将军权过重，严令将帅不得专兵，甚至外出作战，也必须按皇帝颁发的阵图行事。

将官经常轮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致使军队没有战斗力。

这样的措施虽然杜绝了军阀拥兵作乱，但是也造成军事上的衰颓。

北宋建国后一百年间，北宋军队与契丹、西夏军队大小六十余战，败多胜少。

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导致官僚机构膨胀和军队不断扩充。

到北宋中期，官俸和军费开支浩大，政府财政入不敷出。

北宋政府实行不限制兼并的政策，土地集中现象严重，社会矛盾尖锐。

政治上的专制腐败，军事上的骄惰无能，带来外交上的极端软弱。

到苏洵生活的年代，北宋每年要向契丹纳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向西夏纳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

这样贿赂的结果，助长了契丹、西夏的气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极大地损伤了国力，带来了无穷的祸患。

也就是说当时的北宋四周环伺，政策上求和，积贫积弱，而苏洵正是针对这样的现实撰写《六国论》的。

苏洵写这篇文章并不是单纯地评论古代的历史事件，而是借古讽今，警告北宋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