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边的历史人物---李鸿章

我身边的历史人物----李鸿章由于数据调查看出有30%的人并不十分了解李鸿章这个人物，而认识的人中70%都是从中学课堂了解的，所以不得不在此先做个介绍了。

摘要：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

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左宗棠说他：“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

”康梁：“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1895)二三月、庚子(1900)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罪，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

”梁启超：“只懂洋务，不懂国务”张之洞：“朝廷内外对西方军事、内政和外交“稍知之者，唯一合肥（李鸿章）。

国不用之而谁用乎。

”青年毛泽东曾说：“李鸿章是船，清政府是水，舟大而水浅，李鸿章这艘船在水里无法航行，施展不开。

”在问卷调查数据中70%的人都认为“李鸿章”三个字是“刽子手”“卖国贼”的代名词。

他对内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对外与列强签订了《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二三十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可谓罪莫大焉！虽然多数人都对李鸿章一骂了事，可是事实是如此吗？数据表明仍有26%的人认为他是无奈的，那么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据史料记载，1901年，李鸿章在屈辱中辞世。

这位晚清显赫一时的人物，身前和身后都遭诟病。

在他死后一百多年的今天，人们对他的评价仍是毁誉不一。

毁之者往往总是把他和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些屈辱性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诸如甲午海战的失利，《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订。

由于对这些事件负有直接责任，他不可避免地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是“投降派”和“卖国贼”的典型代表。

数据表明80%的人认为李鸿章是有能力的，不是庸才。

赞成者认为，他是近代中国的一位“爱国者”，是“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是“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凝聚中心”。

那么，李鸿章究竟是“爱国者”还是“卖国贼”？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注：《马关条约》为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日本马关（今下关市）签署的条约，原名《马关新约》，日本称为《下关条约》或《日清讲和条约》。

《马关条约》的签署标志着甲午战争的结束。

清朝代表为李鸿章和李经芳，日方代表为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

该条约是继《北京条约》以来侵略者强加给中国最刻毒的不平等条约，它使日本得到巨大的利益，也适应了帝国主义各国向中国输出资本愿望。

条约签订后，由于俄、德、法三国的干涉，日本将辽东半岛退还给中国，中国付给日本“酬报”银三千万两。

《辛丑条约》，亦称《辛丑各国和约》、《北京议定书》，是中国清朝政府与英国、美国、日本、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匈、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签定的一个和平协定。

被认为是中国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一，是一丧权辱国的条约。

条约签定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辛丑年，故名辛丑条约。

阳历9月7日，因此有“九七国耻”一说。

时代背景：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时期。

而这样一个过程，又是在中国被动落后挨打的局面下，由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洋枪大炮军舰，逼迫中国实行所谓“门户开放”的。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局当中，社会上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中国人，提出形形色色的说法和方案，试图寻找出一条强国富民的理想道路。

这时候，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国内太平天国运动，一个新兴的统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从清王朝统治集团的高层产生出来。

他们接过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的旗帜，提倡和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挽封建末世的狂澜于既倒。

所以，这样的一个改革派，也可以称之为封建统治的“补天派”，因为他们虽然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只是停留在器物革新的层面上，无法触动封建社会体制的根本痼疾。

从数据调查表明，有62%的人认为李鸿章有爱国之心，那么是不是这样的呢？从1862年当上江苏巡抚起，李鸿章在晚清社会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活动了整整四十年，其时间之长、涉及的领域之广、所做的事情之多，是任何同时代的政治家所无法比拟的。

他先后担任过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从1870年起，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是清朝政府高层参与决策、执行决策的重要人物。

在军事上，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开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先河。

他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海军和一系列军工企业，为中国工业打下最早的基础。

在经济领域，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李鸿章一个人就办了前三个，后来他还办了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等，并且率先倡导在中国修建铁路，不说签订卖国丧荣的马关和辛丑条约的话，李鸿章的确是一个爱国的积极分子。

数据调查显示有50%的人，认为李鸿章和他的洋务运动是对当时清王朝的补救。

同时也可以说他在洋务活动中，创办最多，成效最大。

在李鸿章的自强措施里，被人提到最多的是两个留存至今的近代企业——江南制造局和轮船招商局。

江南制造局采取中国人担任领导，聘请外国技师；而轮船招商局作为民用的服务企业，则是纯粹的华人企业，它的章程里特别规定不接受外国资本。

相比之下，江南制造局由于模仿生产西方的船只兵器，受国外的影响更大，而轮船招商局由于采用了股份制，在组织结构上更先进。

它所采用的洋为中用的模式，甚至一些具体的组织生产的方式，一直为后来的民族工业所袭用。

从细节和局部上看，李鸿章采取的措施是先进的，代表了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

也有28%的人认为不是这样，就他们所想达到的中国“自强”的目的来说，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因为，李鸿章的思想核心仍然是为清王朝服务，仍然希望保留封建统治和现有的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他所倡导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防御性的现代化，是没有实现可能的。

梁启超说李鸿章“只懂洋务，不懂国务”可谓一语中的，这就是他思想中最最落后的一面，也是他个人悲剧性人生的来源。

在外交领域，从十九世纪70年代起，他就代表清政府经办了许许多多的对外交涉：天津教案、中日建交，等等。

《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绝大部分对外条约都是由他出面签订的，以致在当时外国人的眼里，李鸿章就代表着清朝政府，甚至只见李鸿章而不见清朝皇帝。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李鸿章就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影，不了解李鸿章，就不能深入了解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也不能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

据史实记载，李鸿章自己曾评价过自己：“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

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

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

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数据调查表是32%的人憎恶李鸿章，28%的人鄙视他，只有22%的人能够理解他，而如今对他的评价争议最大的，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内战争中镇压农民起义，用鲜血染红自己的顶戴花翎。

这当然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封建统治者都抹煞不掉的污点。

值得探讨的是，在内战烽火中发迹起来的这部分地主阶级经世派官僚，在面对强敌环伺、外侮日亟的形势下，从军事近代化做起，开始了“自强应变”的洋务运动，这是时代潮流的使然。

借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革命的镇压者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

二、是如何看待李鸿章在主持洋务活动中的“卖国”。

洋务又分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两大类，随着近年来海内外研究的进展，学术界对他在洋务———近代化建设方面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基本予以肯定；而对于外交活动、尤其是代表清政府对外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则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其中疑点最大的，是他在签订《中俄密约》和中东铁路交涉时，是否收受过俄方的贿赂问题。

前不久，学者马忠文，经过旁搜博证，写出《旅大交涉中李鸿章、张荫桓“受贿”的疑点》，予以廓清，认为李张二人不可能接受贿赂。

此事尚待进一步求证。

再比如马关签约，“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李鸿章从此背上卖国的骂名。

可是目前的研究显示，李鸿章在谈判中无论大事小事，都用电报向国内最高当局请示，所谓“商让土地”即割地之权，也是早经授予的；至于赔款数额，由于我方密电码早在战前就被日方破译，因而二万万两赔款的底线早被日方掌握，李鸿章无论如何在谈判桌上辩争也无济于事，这只是科技不如人，落后必然挨打的铁证。

“权倾一时，谤满天下”这八个字的评价很形象。

因为李鸿章掌握了相当一部分的权力，而中国又是一个弱国，常言弱国无外交，在外交上他无论如何绞尽脑汁，总逃不脱受制于列强的命运。

虽然问卷调查表明58%的人认为李鸿章过大于功，但是在我仍旧属于那36%支持功多过少的那部分。

在我看来，李鸿章不仅是一位中国近代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而且也是一位影响了近代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晚清军政重臣。

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的可悲之处。

李鸿章作为晚清封建官僚，尽管其主观动机是为了维护清朝专制统治，但他在任期间，以“练兵制器”为核心，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因此其可说是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但和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化的潮流相比，他顽固维护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只学技术，不学制度、思想和文化，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状态，因此其进步的作用是有限的。

另一方面，李鸿章在对外战争中，战略失误，指挥失当，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战后代表清政府签订卖国的《马关条约》，尽管是被迫的，但客观上确实是丧权辱国，因此说其是卖国贼也毫不过分。

总而言之，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

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也”，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可是和他的个人悲哀相比，他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依旧使他可以担当的上那个时代的精英，仍旧是功大于过的人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