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人物李鸿章

悲剧人物李鸿章

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的时候，人们总会给予他“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有很多人说李鸿章因为代表中国和外国列强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而给他扣了个“卖国贼”的大帽子，殊不知李中堂当年在谈判桌上曾极力争取为国家减少赔款数额，甚至老泪纵横，哭求当时外国首脑。“弱国无外交”正反映了当时中国尴尬的外交局势，并非李鸿章卖国求荣，实在是逼不得已、无可奈何之举。这并不是李鸿章一个人的错。

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使清政府得以喘息近百年，虽然有助纣为虐之嫌，但我不认为中国内战对于国家的发展有推动作用。他在中国内忧外患，处于水深火热的时候，用自己的方法使中国富强，他兴办洋务，建立北洋水师，虽然不知道他的最初目的是什么，但是他的确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增强的国力。他对于维新派的的态度比较开朗，我想在他心里还是支持这些改革，要不然他也不会兴洋务，甚至在孙中山游说他造反后也没有杀他。可见李鸿章内心深处还是支持革命的。只是由于深受中国古代封建礼教的影响，不敢明目张胆的和清政府对抗。

但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他所做的错事，而没有看到他为这个国家所做的贡献，在太平军的战斗中曾经杀降将，此举有过河拆桥之嫌，显得李鸿章有些不仁不义。指挥失误致使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使中国丧失了也抗衡西方水军的力量。造成中国人名被大量屠杀。但我们可能不知道，李鸿章根本就指挥不了这支军队。他也是无能为力。

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他为寻找自强之路，去欧美寻访救国之道。在出访美国的时候，他没有放弃任何一个为在美华人移民争取权利的机会，在访美结束后，他有意避开了美国西部，而选择了加拿大作为他回国的路线，引起了美国记者的注意，就此事对他采访。李鸿章借机请求美国媒体帮助中国移民：“我期望美国的新闻界能助中国移民一臂之力。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移民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即使是在生前大部分时间极力否定“帝国主义”曾经在中国存在的美国哈佛汉学

家费正清老先生在晚年也总算是良心发现，说了些公道话：“列强未能‘分裂中国’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善于巧妙地利用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而且这个避免八国联军肢解中国的人物就是李鸿章。

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支撑起来的呢？

因此，李鸿章被冠以大汉奸，卖国贼的称号实在是有点冤枉，清王朝和西方列强相差实在是太大，李鸿章再厉害也是人，他不是神，他也有自己办不到的事情，他这能尽力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