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民族精神

儒学与民族精神

摘要：中华民族精神是华夏五千年的历史发展所积淀形成的，现提倡的主要是

其积极向上的部分，它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民族精神根植于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便是孕育它的母体和基石，这便就不得不提对两千年封建社会乃至现当代都仍旧有重大影响的儒家文化，它堪称为民族精神的培养基。

关键词：民族精神儒家文化仁和中庸

一：何谓中华民族精神

作为关系民族兴衰的重大课题，民族精神在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发展关键时期都会被提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曾出现过三次热潮：第一次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帝国主义的铁蹄肆意践踏华夏大地，迫害炎黄子孙之时，有识之士便开始自觉审视、检讨民族精神，积极探索复兴之路，虽然撒热血，抛头颅，但却激励无数麻木百姓觉醒；第二次发生在改革开放初行之际，当如何应对全球化，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摆在人们面前，理论界便再次爆发对民族精神的思索和探讨；第三次发生在中共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延续至今。由于这是第一次从学术层面上升到国策要求，很快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民族精神的关注。民族精神中固然有其糟粕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其中的精华为本民族提供发展动力、帮助民族树立正确价值观。①“ 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生产与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富有生命力的思想，是共同的价值观和精神支持，是民族凝聚力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具有对内动员民族力量、对外展示民族形象的重要功能。”因此正确定位民族精神是十分迫切的。民族精神由民族创造，并与该民族共存亡，这便决定了它的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民族是民族精神的承载者即主体；第二，民族精神根植于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较强的历史惯性；第三，民族精神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中华民族精神历史悠久，渊远流长，其传统部分受儒学影响较深，伦理道德理性色彩也较突出，但其包容性大，创新能力强也是我们华夏民族历经千年仍旧生机勃发的重要原因。

二：为何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钱逊先生曾说“从开始形成有系统的思想体系这点来说，先秦百家争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源头”。千帆过尽，大浪淘沙。诸子百家虽都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为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做出了贡献，但这些智慧的火花命运却迥然不同，，有的薪火相传。单唯有儒家脱颖而出，成为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因为儒学具备在中华文明土壤中生根、发芽、壮大的最基本素质。

第一，儒家思想内容与中国家国同构的封建宗法社会相适应。中国人历来就非常重视伦理关系和血缘亲情，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稳定秩序。而儒家思想本身就带有浓重的宗法和伦理色彩，特别重视群体性，强调个人对家庭、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力倡“正名”等，这套理论为处理人际关系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标准规范，容易被

人们理解和接受，有利于协调人际关系，维护国家同构的封建宗法社会秩序以及那个是对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

第二，儒学具有开放的胸怀。这种特点从儒学创始人孔子的个人品性中即可反映。孔子虽“信而好古”，但不拘泥于“古”，他既重视“因”，又重视根据时代要求进行“损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正是儒家善于以开放胸怀向其他学派学习，以我为主，融汇贯通其他优秀思想，与时俱进，使其能在传统文化中长期居于领先地位。

第三，儒家具备自强不息的精神。儒家的命运并不是一帆风顺，相反，它的成长中遭遇过各种非难和围攻，甚至几次险遭灭顶之灾（比如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但是儒学却从未屈服沉寂，而是愈挫愈勇，直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脱颖而出，迎来他们的春天。

第四，儒学的传播方式积极有效。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孔子：他一方面收徒讲学，扩大群众基础，一方面积极寻求与政治结合，虽四处碰壁，但仍旧坚持。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直到现今仍有积极意义。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就这样说“当孔子看到他不能阻止中国文明这个建筑不可避免地被毁灭时，他认为他应当保存好图纸和设计……当孔子挽救了这下时，他为中华民族做了伟大贡献！”

总之，儒学因为他的这些素质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成为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指导。

先秦儒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影响

儒学对民族精神的激励系统、教化系统、协调系统都有培育作用，而这些综合下来便形成了民族的凝聚系统。历史证明，华夏民族是有一个极强凝聚力的民族，而这与儒学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儒家奉“和”为其基本精神，追求“和”是贯穿儒家思想的一条主线，它源于“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主要表现“大一统”的国家理念，以及“道德至上”“群体为重”的精神品性，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就是指把人与宇宙万物看成相连相通、协调和谐的，而不是把人和外在世界看成是分裂对立的。虽然孔子讲天道较少，也未形成系统的天人观，但其提出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已经隐含了人发挥自身主体能动性，通过践行仁德来合于天道的含义。而孟子则将其视为哲学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将人之所以为善的根据追溯至天，把天解释为人性本原道德依据。“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善其性，所以事天也。”这就是其思想的体现。而荀子则主张在了解“天人相分”的基础上，与天地相参，达到“制天命而用之”的目的。这种思想这就鲜明表明儒家的中和原则可以而且必然包含着“分”，“异”的内在对立性，将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的“中和”观念推进了一大步。

总之，儒家的这种思维模式把中华民族塑造成心胸宽广，爱好和平。以中正和谐为理想境界，视天、地、人为统一体的人深具包容和谐精神的民族。

大一统

上述的“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在政治生活中就表现为追求国家的“大一统”的国家理念。一个典型例证就是孔子对侍二主的管仲的高度评价：“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可以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主要原因就是管仲帮助齐桓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统一。经过孟子、荀子的发展以及董仲舒的阐发，大一统的观念已经成为一个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此后，“大一统”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中国各社会阶层的共识，始终发挥着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特殊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都以实现国家统一为政治理想。它可以说是爱国精神的根源所在。正是这种精神，不允许任何国家、组织或个人有分裂国家的行为。在清末时期，由于清政府的无能，很多领土被列强瓜分，这是令每个人都痛心疾首的。在中共三代领导人的带领下，一些失地先后被收复，包括香港和澳门。现今，拖延最久的是台湾的收复。不过我相信在两岸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台湾一定会回到祖国怀抱。还有就是现在的钓鱼岛问题，因为这都涉及了我国领土的统一我听，所以绝不允许任何人企图分裂出去。现在各个地方民众自发的游行运动就是我国人民爱国凝聚力的最好诠释。中华民族对于“统一”的向往，对儒家礼乐文明的认同以及对同源共祖的民族历史的认同斗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融合进程。

中庸

中庸思想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儒家提供给中华民族精神凝聚系统的总体方法中一个是“执两用中”，另一个是“时中”。所谓“执两用中”就是指在追求圆融和谐的境界时，要全面考虑问题，从事物相互对立的方面出发，正确、适度、恰如其分地解决问题啊，不极端不偏执；“时中”指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情况灵活处理问题，审时度势，加以权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现在的中庸思想已经被曲解。事实上，孔子说的“执两用中”不是在正确与错误之间取中间，两边不得罪，而是要在两个错误点之间寻求规律、适得事理之宜的正确点，矫“不正”以归于“正”，戒“过”免“不及”以合乎“中”，才是其本意。这后儒朱熹还作《皇极辩》来专门批判折中主义。可见，儒家的“执两用中”与市侩媚俗、无原则、无操守的机械折中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儒家的这种思想是与道家的那种与时俱化不同，它包含着刚健进取、勇于变革的精神，体现出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是儒家所倡导的积极向上人生态度的思想根源之一。

参考文献：

⑴唐明燕，《先秦儒学视域下的中华民族精神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

⑵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

⑶詹小美《民族精神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⑷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编《当代儒学与精神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

⑸丁伟编《中国民族性》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