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观念

用人观念：曾国藩要求严格重人品

李鸿章重亲情乡情

晚清官吏腐败，官员身边人也有一份“功劳”。曾国藩和李鸿章是晚清重臣，负责的事务既多又重，因此需要的幕友（助手）人数也多。他们的幕府中虽然不乏投机分子、贪渎之徒，但总体来看，情况不是很糟糕。

曾国藩对幕友要求严格

曾国藩对自己的幕友要求很严格，“以兵事、饷事、吏事、文事四端训勉僚属”，要求幕友在军事、筹饷(属经济)、地方行政事务和写文章(处理公文)上至少要精通一样，因此出了不少人才。同时，曾国藩本人是个真诚的理学家，他不仅自己讲究道德修养，也很注重幕友的人品和道德修养。太平军第二次摧毁清军江南大营后，清廷不得不依赖曾国藩的湘军，为此，不仅授予他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务的大权，还给予他保荐人才的权利，他的幕友由此大量出任地方官职，但是他并未滥用保荐权，而是能够做到量才器使，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郭嵩焘。

郭嵩焘是他的同学、好友，他出山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还是郭嵩焘动员的，几年间郭嵩焘一直协助他参赞军务，而且二人还是儿女亲家，是典型的身边人，但是李鸿章要保荐郭嵩焘出任江苏地方官时，他却明确表示反对，理由是郭嵩焘“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性情不适宜做官，令郭嵩焘很是不爽。郭嵩焘虽然后来先后做过广东巡抚和首任驻英公使，但其书生气的确让他吃了不少苦头，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工作。

还有一个例子说明曾国藩对幕友人品的重视。一个叫金安清的人，幕友出身，长于理财，但“心术不端”，既想敛财，又想当官，想进入曾国藩幕府，通过抱

曾国藩的大腿这条途径达到自己升官发财的目的，但他七次求见，曾国藩都不见，他的解释是：“我不敢见也。此人口若悬河，江南财政了如指掌，一见必为所动，不如用其言而不用其人为妙。”

李鸿章与他的老师曾国藩有所不同。第一，他不大在乎别人的批评和非议；第二，他没有高标准严要求的道德戒律。因此，他在聘用幕友时，不像曾国藩那样注重道德修养，他更注重办事的能力和效率，这就导致他的幕友流品较杂，道德修养上良莠不齐。与曾国藩的幕友主要是传统的读书人不同，他的幕友除传统的读书人外，还有很多科技人才、商人、买办、留学生，还有为数不少的外国人，这与他负责的事务比曾国藩更多有关，也与他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有关。

与曾国藩相比，李鸿章不仅喜欢揽权(曾国藩就说他“拼命做官”)，也喜欢敛财。还在他活着时，就有“宰相合肥天下瘦”(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的说法，容闳在回忆录里说李鸿章“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两以遗子孙”，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唯一可靠的证据是收录在美国学者福尔索姆《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一书中李鸿章去世后的分家合同，涉及到位于安徽和江苏的多处不动产。与之相应，李鸿章的幕友中贪财好货之辈也较多。晚清巨富、因推行铁路国有政策而引发武昌起义的盛宣怀，就是李鸿章的亲信幕友。

李鸿章用人时亲情观念、家乡观念比较重，这是事实，这从当时流行的“会说合肥话，就把洋刀挎”的说法可见一斑，李鸿章幕府里确实安置了不少家乡人，也的确有用非其人的现象存在。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情况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李鸿章兄弟六人，他行二，老大李瀚章位至总督，升迁之路与李鸿章没有关系。老三李鹤章、老六李昭庆曾随他镇压太平军和捻军，鹤章1865年即因病回乡闲居，直至去世，昭庆则于1873年去世。老四李蕴章是个瞎子，家居一生，老五李凤章开钱庄，都没有在他幕府中任过职，当然不排除他们利用他的影响力，

但似乎也没有为非作歹、鱼肉乡里的劣迹。他有六个儿子，有三个曾在他的幕府供过职，但只有长子李经方参与过实质性的事务。另有他的女婿张佩纶(就是才女张爱玲的祖父)有几年时间在他的幕府任职，张佩纶是清流派干将，曾经和李鸿章唱对台戏，他失意后李鸿章招他为女婿并将他留在幕府，更有可能是为了监督他，而且清流派是以维护名教为己任的，道德操守一般都很好。前面提到的他外甥张士珩，能力上还是很不错的，负责军械局，对相关武器很熟悉。

过去我们批评李鸿章奉行买办哲学，投靠帝国主义，这与事实不符。由于形势的需要，李鸿章幕府中聘用过很多外国人，有帮他了解外情的，有帮他办理外交的，有帮他练兵的，有帮他生产新式武器的，有帮他训练人才的，但他都是利用这些外国人为他服务，并没有大权旁落，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琅威理事件。琅威理是英国海军军官，李鸿章聘他为北洋海军副提督衔总查，负责北洋海军的组织、操演、教育和训练。1890年初，北洋舰队停泊香港期间，提督丁汝昌率部分海军出巡海南，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刘步蟾认为，提督不在，应升总兵旗，代提督指挥舰队，而琅威理认为自己身为副提督，应由他指挥舰队，仍应继续升提督旗。二人争执不下，电李鸿章请示，李鸿章答“以刘为是”，琅威理愤而提出辞职。且不管其中的是非，但李鸿章没有受身边洋人的左右，则是不争的事实。（摘自《人民论坛》2013年6月[下] 刘悦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