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美院教授陈丹青辞职

在他每年重复填写的表格中，从来都拒绝填写“科研项目”，并在文章中公开咒骂：“‘科研’，一个外行词语，竟公然霸占着艺术学院的教学表格。这是对艺术的轻蔑，深刻的轻蔑！”
值得一提的是，从没有一位领导对他的“叫嚣”予以制止和批评。个别领导还会鼓励他把想法讲出来。而他的同事对他“非常善意”，年轻教师更是私下里认同他的表达。不过，每当他在会议上发言完毕，周围便一片沉默，或者，话题随即切换。陈丹青痛定之后无奈地承认：“这就是体制的厉害。”“我不想再玩下去了”，陈丹青说，“我知道，这样做是一种奢侈。”
硕士生报考也是同样的规定。有位投考陈丹青研究室的女考生，绘画成绩位居第一，但因外语、政治各差一分，落榜了。与千万艺术考生一样，她在京租房，啃外语、攻政治，翌年再次赴考，政治过关了，外语依然不及格———由于政治、外语关卡，陈丹青长达4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
27年前，陈丹青远比今日千万名青年学子“幸运”：当他投考“文革”后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画研究生时，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录取。
பைடு நூலகம்
在美国待了18年，陈丹青回来一看：“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思想、教学评估，是艺术学院的头等大事———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充斥着办学的教条。”
3月是各大学招收硕士博士生的时节。过去5年，每到这个季节，陈丹青和清华大学许多教授一样，面对着一叠厚厚的硕士生博士生报考表格，上面填写着考生的姓名、年龄、民族、政治面貌、学历。其中最要紧的，当然是各科“分数”：政治、外语、专业……
“人的才气，性情，素质，统统变成了表格数字，”陈丹青说，“从这些表格上根本看不出考生是怎样一个人！”
我在很多会议、饭局上见到过各种专业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担任学院院长、系主任职务的学者，他们谈到导致陈丹青“愤怒”的种种类似弊端，无不表示深恶痛绝，对问题的分析也可以说是鞭辟入里。但在慷慨激昂之后，他们中间似乎很少有人采取行动。相反，大多数人实际上还是照样做一切自己表示不屑的事。我们也许不可能像陈丹青那么鲜明地公开批评，但难道不可以多少为改变不理的东西尽力？至少不要一面批评，一面却又支持和巩固，以致于使人真的认为，不合理的东西是根本不可动摇的 —— [“陈丹青愤怒”拷问研究生招生体制]
教育观察：招生体制不应是人人皆输的游戏
经常听说双赢的故事，虽然事实上未必有那么多。纳什之后的博弈论家告诉我们说，由于人们足够理性，因此社会博弈多半都是达到不悲不喜的纳什均衡，一个平庸的结果。尽管如此，双赢的故事还是鼓舞人心，它至少表达了美好的希望。不过“人人都输”的伤心故事确实不多见，如果需要实例，我愿意举出我们目前的招生体制……
前几天，我和一位大姐小聚。她是博导，刚过60岁，就主动要求停止招生。我问是不是制度规定，她说，是我不想带了，你不知道现在的学生，连像样的论文也写不出来，又不能不给学位，太累了。我说，向你推荐一个人才，于是提起某杂志刚发表的一篇文章。她说，看过，有才华。我说，作者今年32岁，正想考博士，让他考你们院的博士怎么样？她说，不知外语怎么样？我知道，外语不是这位考生的强项。她即使想成人之美，恐怕未必能如愿。
中国的博士硕士研究生水准整体上大幅下滑，已是不争的事实。对此，有人认为问题出在研究生扩招速度太快，一个导师指导几十个学生，一个茶壶配几十个茶杯，难以精心指导。我不赞成博士硕士大跃进。这几年研究生教育扩张的速度的确早已超过了教育发展规律的限度。美国的研究生教育有上百年的历史，才达到一年招收几万博士生的规模，中国几年工夫就要赶超美国，肯定以牺牲质量为代价。具体到操作层面，与师生比例问题相比，研究生考试制度和选拔标准的不合理更为致命。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本来是高级研究人才，选才甚至比指导更重要。标准合理，真正有才华的学生只要能选进来，导师指导并不费力。即使一把茶壶多配几个茶杯，照样成才。孔夫子一个人带了几千名学生，还出了七十二贤人。现在的选拔，政治、外语是硬标准，专业反而成了软标准。有的学生既无学术研究的潜质，又无学术研究的兴趣，考博士纯粹是为了拿文凭。对这样的学生，就是一把茶壶配一个茶杯，也难以造就。陈丹青看中学生的专业才华，因为外语的原因，就是招不进来，招进来也拿不到学位。如此荒谬的招生制度，加上如此离谱的扩张速度，如果质量不下滑，博士文凭的含金量不下降，才叫不可思议！ —— [从陈丹青辞职谈教育体制]
清华美院教授陈丹青辞职始末
陈丹青，52岁，1980年以《西藏组画》而名声大噪，被称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的里程碑，后游学美国。2000年，他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特聘为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去年年底，陈丹青向院方与校方正式递交了辞职报告。他坦承：“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
我们和陈丹青一样，不会轻易去责怪同事和顶头上司，我们和他一样，知道人们的难处，更是深知体制的惯性和力量。陈丹青可以和体制告别，但大多数人做不到，除了勇气、魄力，还要有本钱。但是，谁能说陈丹青就一点风险不冒，他心中没有丝毫的留恋和遗憾？难道这纯属陈丹青个人的私事？ —— [陈丹青离校出走 我们都有责任]
奇怪的感言：
校长为何怀念“非典的那段日子”？
不久前，《中国青年报》刊登“‘县中’匿名校长：我们在培养废才”一文中，江苏一位校长说：“我最怀念的就是‘非典’那段日子，没有评比、不用参加考试，大家都按照规律办事，让学生们注意身体、劳逸结合。作为一名特级教师和校长，我深深地为我们的教育感到悲哀，我们的教育已经病入膏肓了。”由感于此，这位江苏的校长接着还说，在他看来，造成目前教育现状的主要原因有三个：行政干预太多，教育管理者不懂教育和追求短期效果…… [详细内容]
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我们的高校招生考试和录取制度缺乏灵活性，存在不少弊端，在形式的公平背后掩盖了实质的不公平。它首先表现在高校招生制度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层次人才选拔的差别，本科生与研究生区别不大，博士生和硕士生也区别不大，基本上（除了比例不大的委培、定向与论文博士等）都采取统一考试并依据考分高低进行录取的原则 —— [研究生招生制度亟须增加灵活性]
陈丹青说：“只要出现‘量化’、‘管理’、‘科学’、‘科研’等等辞令，我就不会填写类似的表格，这类辞令与人文艺术及其相关教育无涉，在这些辞令构成的话语文本中，我们无法辨认人文艺术的规律与本质，因此，我不要进入这一‘话语圈套’。”
5年来，陈丹青始终不能容忍考试表格中的分数顺序：政治，外语，然后才是专业。他直指这种顺序是“荒谬”的。但这“荒谬”很快显示了其威力———2000年，他首次领教了中国式的考试：24名考生中，5名入围，外语全部不过关；考虑到这是陈丹青首次招生，校方同意将5名落榜考生转为“博士课程访问学者”。次年，5位访问学者完成论文选题，为转成正式博士，再考外语，再度失利：第一炉“博士生”教学就这样“作废”了。
在传统观念中，“高层次研究型人才”、“3年学制”是社会对硕士研究生的基本认识，然而这一认识目前遇到了挑战。在日前召开的全国硕士生培养定位及硕士生学制研讨会上，与会的有关领导、专家发出共同的声音：硕士生培养年限由3年或2年半缩短为2年，是硕士生学制改革的必然趋势……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国的学术领域开始沾染上日益浓厚的行政色彩，学术行政化逐渐深入到高校的各个学科中，就连非功利、非程序性的艺术学科也未能幸免 —— [学术行政化 繁荣背后的制度硬伤]
《西藏组画》 点击小图见大图
在陈丹青的经历中还有一点十分有趣，那就是，他痛切指出的弊病并不是要有多高明的洞察力才能发现，要有多大的胆量才能说出的，他的同事在私下里同意他的意见。不过，每当他在会议上发言完毕，周围便一片沉默，或者话题随即转换。没有一位领导对他的直言予以制止和批评，个别领导还会鼓励他把想法讲出来。但显而易见，不会有领导和他站在一起，为改变现存的不合理状况而据理力争。这实在是我们面临的悲剧。
教授辞职后的争论：
要这么多“有知识没文化”的博士干什么？
从陈丹青自己的气话到因之而引起的一片谴责之声看，火力主要集中在考试科目落后于时代，招生标准太机械死板，因而埋没了一大批人才上。学术机构行政管理的官僚体制化，考试科目的设置欠妥，科目间的主次失序等的确急需改革，也的确应该因学科而异，大可不必强求整齐划一。然而，若论招生标准，尤其是研究生招生标准，虽然标准本身有待改进，但现在的情况恰恰不是标准把握太死太紧，而是太松太滥，使原本含金量相当高的中国大学所颁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大大贬值，不仅自己觉得不地道，在国际上也被人另眼相看…… [详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