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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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

、贸易往来等，以揭示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关系。
文献研究在历史学中的应用
填补历史空白
出土的蒙古文文献提供了大量关于蒙古帝国时期的历史信息，有助于填补历史学研究中关于这一时期的空白。
校正历史误解
通过与文献的对比研究，可以校正一些由于资料匮乏或口耳相传而产生的历史误解。
拓展历史视野
文献的出土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视角和维度，有助于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
蒙古文文献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学术价值
蒙古文文献研究有助于推动蒙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丰富和完善学术界对蒙古历史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现实意义
通过研究蒙古文文献，可以深入了解蒙古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促进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和谐共处。同时，这些文献也可能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
词汇变形
蒙古语采用词根附加词缀的方式构成新词，词缀丰富，表示词性、时态、语态、数等语法意义。
名词类别
蒙古语名词分为普通名词、专有名词、抽象名词等，不同类别的名词有不同的语法特点。
语法特点
语序
时态与语态
蒙古语基本语序为主语-宾语-谓语的顺序，但在实际表达中，语序较为灵活，可以调整。
蒙古语动词具有丰富的时态和语态变化，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方式和状态。
对未来研究方向的展望
深化基础研究
继续对出土的蒙古文文献进行深入的整理和研究，挖掘其蕴含的历史和文化信息，揭示蒙古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面貌。
拓展跨学科研究
鼓励多学科背景的学者参与研究，结合历史学、语言学、文学、艺术等多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推动蒙古文文献研究的跨学科发展。

《文献学视角下的蒙古文古籍研究》范文

《文献学视角下的蒙古文古籍研究》篇一一、引言蒙古文古籍作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与文化内涵。

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对蒙古文古籍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古代蒙古族社会的生产生活状况，更能挖掘出蒙古文化独特的价值与魅力。

本文旨在从文献学的视角出发，对蒙古文古籍的研究现状、方法、内容及其价值进行探讨。

二、蒙古文古籍的研究现状蒙古文古籍的研究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近年来，随着文化自信的提出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蒙古文古籍的研究也日益受到关注。

研究者们从历史、语言、文化、宗教等多个角度，对蒙古文古籍进行了深入剖析，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

然而，由于蒙古文古籍数量庞大、内容繁杂，仍有许多领域亟待深入研究。

三、文献学视角下的研究方法在文献学视角下，对蒙古文古籍的研究需要运用多种方法。

首先，通过对蒙古文古籍的整理和分类，了解其内容与特点。

其次，运用文献校勘的方法，对古籍中的错讹进行订正。

再次，运用历史文献学的方法，结合历史背景，对古籍中的历史事件、人物进行考证。

最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如数字化技术、文本分析软件等，提高研究的效率和准确性。

四、蒙古文古籍的内容研究蒙古文古籍内容丰富，涉及历史、文化、宗教、语言等多个领域。

在历史方面，蒙古文古籍记录了蒙古族的形成与发展、战争与和平、社会制度与经济发展等重要历史事件。

在文化方面，蒙古文古籍反映了蒙古族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艺术风格等文化特征。

在语言方面，蒙古文古籍保存了丰富的古代蒙古语词汇和语法，对于研究蒙古语言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五、蒙古文古籍的价值挖掘蒙古文古籍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历史和文化价值，更在于其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

从学术价值来看，蒙古文古籍为研究蒙古族历史、文化、语言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从现实价值来看，蒙古文古籍对于促进民族团结、文化交流、经济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蒙古文古籍中的智慧和经验，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治理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敦煌突厥回鹘文书导论

敦煌突厥回鹘文书导论
摘要：
一、敦煌莫高窟的历史背景
二、突厥回鹘文书的来源与价值
三、敦煌突厥回鹘文书的研究现状与挑战
四、未来研究方向与意义
正文：
敦煌莫高窟位于中国甘肃省敦煌市，是古代丝绸之路上著名的佛教石窟群。

自公元366年始建，历经北朝、隋唐等朝代的营造，形成了巨大的规模，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

在敦煌莫高窟中，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古代文书，其中突厥回鹘文书是研究古代突厥、回鹘民族历史、语言、文化的重要资料。

这些文书主要包括宗教文献、社会经济文书、官方文书、民间契约等，反映了当时突厥回鹘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

近年来，敦煌突厥回鹘文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学者们在文书解读、历史研究、语言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然而，由于文书的数量庞大、内容繁杂，以及研究领域的交叉性，敦煌突厥回鹘文书的研究仍面临诸多挑战。

为了更好地挖掘敦煌突厥回鹘文书的学术价值，未来的研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继续加强对文书的研究与解读，二是深化对突厥回鹘民族历
史、文化的探讨，三是加强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四是培养新一代敦煌学研究人才。

元朝的敦煌文献敦煌文献的保护与研究

元朝的敦煌文献敦煌文献的保护与研究元朝的敦煌文献：敦煌文献的保护与研究敦煌文献是指敦煌莫高窟和其他遗址出土的文物、历史文献和艺术作品，它们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资源。

特别是元朝时期的敦煌文献，记录了元朝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并且对研究元朝的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敦煌文献的保护与收集元朝时期，敦煌成为了西北地区重要的文化中心，吸引了大量的文化人士和藏书家前来，他们收集、整理并保护了大量的文献。

其中最著名的是敦煌莫高窟，这座由数百个洞窟构成的石窟寺庙保存了大量的佛教经典和艺术作品。

为了更好地保护敦煌文献，当地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

首先，制定了严格的保护法规，加大了对盗窃和破坏文献的打击力度。

其次，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和维护工作，确保文献能够得到妥善保存。

此外，还加强了对敦煌地区的文献保护管理，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来进行管理和研究工作。

二、敦煌文献的研究与价值敦煌文献是研究元朝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资源，对于了解元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其中，佛教经典和其他宗教文献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了元朝时期佛教的发展和传播情况，揭示了元朝统治者对佛教的支持和推崇。

此外，还有大量的文艺作品，包括音乐、舞蹈、戏曲、绘画等，这些作品展示了元朝时期的艺术风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元朝的社会风俗和文化价值观。

敦煌文献的研究不仅关注其内容，还注重其形式和语言特点的研究。

元朝时期，敦煌文献采用了蕃字和古代汉字的形式和写法，这使得其阅读与理解具有一定的难度。

但正是这种形式和特点，使得敦煌文献成为了研究元朝语言文字演变和汉字学的重要材料。

三、敦煌文献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播敦煌文献，近年来，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工作。

通过数字化手段，对敦煌文献进行了高清扫描和图像处理，使得文献得以永久保存并通过网络向全世界展示。

同时，还使用数字技术对文献进行了分类、索引和分析，方便了研究者的使用和研究。

《文献学视角下的蒙古文古籍研究》范文

《文献学视角下的蒙古文古籍研究》篇一一、引言蒙古文古籍作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分，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这些古籍以其独特的语言、文化及记载的史料内容，在国内外学术界受到广泛的关注和深入研究。

从文献学的视角来看，蒙古文古籍不仅体现了特定时期蒙古民族的语言文化发展水平，更成为连接古代文明与现代文化的重要桥梁。

本文将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探讨蒙古文古籍的内涵、研究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二、蒙古文古籍的内涵及特点蒙古文古籍主要指用蒙古文记录的古代文献资料，其特点鲜明且丰富多样。

首先，在语言方面，蒙古文古籍展现了蒙古语的发展演变过程，反映了该语言的文化特点和语言魅力。

其次，在内容上，这些古籍不仅涉及政治、历史、文化等传统文献内容，还涵盖了医学、宗教、科技、天文地理等多方面知识。

再次，从文献学的角度看，蒙古文古籍的保存和传承方式也具有独特性，如抄本、刻本等传统方式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传承和发展。

三、蒙古文古籍的研究现状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学术界对蒙古文古籍的关注度不断提高，相关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学者们运用多种方法对蒙古文古籍进行系统研究，如文字学、音韵学、版本学等。

此外，在技术手段方面，如计算机技术、图像处理技术等也被广泛应用于蒙古文古籍的整理和保护工作。

同时，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也为蒙古文古籍的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和平台。

四、文献学视角下的研究方法与路径在文献学视角下，对蒙古文古籍的研究主要采取以下方法与路径：1. 文字学与音韵学研究：通过对蒙古文古籍的文字特点和演变规律进行研究，探讨其文化内涵和语言特色。

2. 版本学研究：通过比较不同版本的蒙古文古籍，了解其流传过程和保存情况，为版本校勘提供依据。

3. 历史与文化背景研究：结合历史背景和文化特点，深入挖掘蒙古文古籍的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

4. 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利用计算机技术、图像处理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对蒙古文古籍进行数字化处理和保护。

五、未来发展趋势与展望未来，蒙古文古籍的研究将呈现出以下几个发展趋势：1. 深入研究蒙古文古籍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为传承和发展蒙古文化提供更多支持。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收藏研究综述

④ 黄文弼：
《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
科学出版社，1958 年。
⑤ 杨文和主编：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东京：柳原书店、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⑥ 赵玉亮：
《吐鲁番文书（一）》，
王春法主编《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法帖书系》第五辑，
安徽：安徽美术出版社，
2020 年。
⑦ 孟潇碧：
《吐鲁番文书（二）》，
献 6 件，婆罗谜文、吐火罗文、龟兹语等胡语文献 8 件。其余 99 件则全部来自吐鲁番。113 件文物
中，
一级品 13 件，占该批文书总量的 9%，占比极高，这在各类文物定级比例中是罕见的。
（二）传世书画和文献类
即名家旧藏的传世文献中书法优美者，其内容主要为写经，间杂裱入同一手卷或册页的文
书。写经数量较多，馆藏首尾完整的写经及写经残片有近 170 件，其中大多装裱为卷轴，另有一本
一步整理。
此外，还有来自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吴荣曾、中国语言学家高名凯、著名收藏鉴定家钱容之
等名家捐赠的唐人写经各一件。
2. 征集购买
国博所藏传世敦煌吐鲁番文献，有 47 件购于庆云堂，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中有罗振玉旧
藏数件，均为馆藏一级文物，收入《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其一为《敦煌古籍零拾册》，1964 年
两件手卷，一为罗振玉旧藏《唐北庭都护府户籍文牒丛残》1 册 11 开，收入文牒 10 件，封面有罗振玉
题签“敦煌石室唐北庭都护府户籍文牒丛残，贞松堂藏”，钤“罗振玉印”，最后一开为唐兰题记。两
件手卷，题签“唐人真迹”，罗惇㬊（复堪）旧藏，裱入写经和文书残纸，在《法书大观》中刊布过部分
内容。唐兰收藏以上文献后，在《唐北庭都护府户籍文牒丛残》的题记中作了如下记载：

敦煌蒙书及蒙学研究

敦煌蒙书及蒙学研究敦煌蒙书及蒙学研究敦煌蒙书是指敦煌莫高窟出土的一批藏文手抄经书，也被称为“蒙书”。

这些蒙书是西藏佛教徒在唐代至元代期间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敦煌地区的。

蒙是一种藏文写本的形式，它是以块木为版，用木刀雕刻阴文刻字，在纸背面上涂以黑墨移印而成的。

敦煌蒙书的研究对于了解唐代至元代藏文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敦煌蒙书的发现与保护工作始于20世纪初期的敦煌研究。

这些藏书有些被保存在莫高窟的洞窟中，有些则被敦煌研究所等机构收藏。

经过专家的整理和研究，敦煌蒙书被发现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

敦煌蒙书中的内容涵盖了佛教经典、文学作品、历史记载等多个领域。

其中最重要的是佛经类的蒙书，它们是佛教思想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

这些蒙书在文字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具有独特的特点，为研究唐代至元代佛教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除了佛经类的蒙书，敦煌蒙书中还有一些文学作品，如唐代文学名家白居易的《琵琶行》、杜甫的《咏怀古迹》等等。

这些作品的传世文本多为敦煌蒙书，通过研究这些蒙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代文学创作的特点和发展。

此外，敦煌蒙书中还有一些历史记载，这些记载主要是关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

通过对这些蒙书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加深对古代历史的认识。

对于敦煌蒙书的研究还包括对其艺术价值的探索。

蒙书在文字和图像的结合上具有很高的艺术观赏价值。

蒙书上刻画的佛像、弥勒菩萨、文殊菩萨等形象，精致而逼真，展示了当时的雕刻艺术水平和佛教信仰的表达。

较早的敦煌蒙书主要是以西藏撰写的，并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敦煌地区。

然而，随着唐代至元代佛教在敦煌地区的兴盛，敦煌莫高窟成为了蒙书的重要写作、复制和保管中心。

这些蒙书通过多个文化交融的环节在当地诞生和保存，反映出了当时敦煌的独特地位和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

敦煌蒙书的研究对于了解中国古代藏文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它既是佛教思想传播的载体，也是文学艺术的珍贵手稿。

莫高窟北区出土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残片研究

·58·莫高窟北区出土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残片研究敖特根【摘要】本文对蒙古文《萨迦格言>的传承源流以及后人的研究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并以此为基础对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残片进行了释读、翻译与注解。

【关键词】莫高窟；八思巴文；《萨迦格言》【中图分类号】G2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7(x)(2007)04—0058—08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编号B163：3(正)文书为1件八思巴蒙古文木刻板《萨迦格言>残片(图1)。

这是继赫尔辛基和柏林残片之后的第4件八思巴文《萨迦格言》。

版式与前3件不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萨迦格言>，又称《善说宝藏>(藏语：leg s—p ar—bsh ad—pa—rin—po—ch ev i—gt er，蒙语：Say in figetiierdeni．yin sang)，蒙古族民间又俗称《苏布喜地：》(Soba§id，梵文音译)，是藏族著名学者萨班·贡噶坚赞(kun—dgav—rgyal—mtshan，1182—1251)用藏文撰写的一部格言体哲理诗集。

贡噶坚赞的著述颇丰，后人辑为《萨班全集>3函，《萨迦格言》为其中的第2函第2篇。

全篇分为9章(品)，收录格言诗457颂(首)。

此格言诗集在藏族和蒙古族中广为流传，并从元代开始被反复译成蒙古文。

笔者撰写此文的目的是：首先，介绍《萨迦格言>蒙古文译文的传承源流以及后人的研究情况；其次，以此为基础对莫高窟北区出土的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进行释读、翻译与注解。

一、回鹘蒙古文《萨迦格言>据学者的研究，《萨迦格言>最早的蒙文译文出现于13世纪后半叶或14世纪初，甚至在萨班活着的时候。

①这些早期译本较完整地传至现代的只有两件写本文献：一为布达佩斯本。

这是匈牙利著名东方学家李盖提(Lo ui s Ligeti，1902--1987)于1928—1931年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进行考察时从卓索图盟喀喇沁公爷府呼毕勒罕伊希丹森(I§i d a ms a n)处购得①J am e s E．B o s s o n，A T r e a s u r y of A p ho ri s ti c J ewels：The S ub h dt s i ta r at n an i dh i of S a Sk ya Pan dit a i n Ti bet an a n d Mo ng o li a n，U r al ic a n d A l t a i c S er i es，v01．92，I nd ia n aU ni ve r si ty Pu b li ca ti o ns，Bl oo mi n gt on1969，P P．12．(鲍森：<格言宝藏：蒙藏双莫高窟北区出土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残片研究·59·的，后赠与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现收藏于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写本蒙古文文献部，编号为54(Fo nt s mongol，no．54)。

蒙古文古籍文献的研究与利用

蒙古文古籍文献的研究与利用宝音[摘要] 本文首先论述了蒙古文字与蒙古族古籍文献的形成和发展情况，以及目前国内外对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收藏情况。

从宗教和法律、历史、语言文字以及文学四个方面详细阐述了蒙古文古籍文献的研究利用情况。

最后，对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抢救与开发以及数字化建设提出了可行性的建议。

[关键词] 蒙古文古籍数字化开发利用文献研究蒙古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智慧勤劳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源远流长的蒙古族历史文化创造了丰富的古籍文献。

这些文献典籍文字独特、版本珍贵、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

蒙古族作为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民族，给后人留下了独具特色弥足珍贵的民族文化典籍。

蒙古族作为北方民族的主要继承者，其古籍文献具有丰富、多样、分布广、源远流长的特点。

不仅有丰富的古籍文献，在民间还流传着数量可观的口碑文献和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的民族文化。

蒙古族古籍指的是1949年10月以前在我国出版或收藏的。

蒙古文献包括蒙古文与其它文字合璧的图书、经卷、档案、手稿、抄本、图册、地图、连续出版物、缩微品、复制品、金石碑拓、家谱、期刊报纸、书札以及档案资料。

蒙古族在历史上曾使用过多种文字。

回鹘式蒙古文（成吉思汗下令塔塔统阿创造的文字，17世纪末以后统称为蒙古字或传统蒙古文），托忒蒙古文（那木海扎木苏于1648年根据卫拉特蒙古族方言特点创制的文字）。

瓦金德拉蒙古文（阿格旺根据布里亚特方言特点于1905年创造的文字），八思巴蒙古文（八思巴于1269年根据藏文字形创造的文字），素永布文（扎那巴扎尔于1686年根据喀尔喀方言特点创制的方形子），基里尔蒙古文（蒙古国从1941年开始使用的文字，把俄文字母稍加修改后形成的文字，亦称斯拉夫文）。

蒙古族在不同时期使用过上述文字的同时，也曾使用过用于记录蒙古语或外来语的音标。

其中有汉语、阿拉伯文、藏文、卧式方体字（1686年扎那巴扎尔根据梵文、藏文、八思巴字的基础上创制的用于记录梵、藏文的文字）、满文、阿利加力音标（用于记录梵、藏文专有名的音标，阿尤喜固什于1587年创制）。

敦煌莫高窟中的藏经洞古代文献保护与研究

敦煌莫高窟中的藏经洞古代文献保护与研究敦煌莫高窟是位于中国甘肃省敦煌市境内的一处著名的佛教艺术宝库，被誉为“东方艺术明珠”。

其中的藏经洞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古代文献，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历史和佛教学术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将探讨敦煌莫高窟中的藏经洞古代文献保护与研究的现状、问题以及探索未来的发展方向。

第一节：藏经洞古代文献的意义和特点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是佛教寺庙修建时开凿的用于保存经卷的洞窟，至今已有1000多个洞窟，约有5万多尊佛像和50万余平米壁画。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藏经洞中的大量文献。

这些文献包括经典、经师译著、佛教史志、隐逸文献等，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堪称世界之最。

这些古代文献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

它们记录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变迁与发展，为我们认识和理解古代中国提供了重要证据。

同时，它们还是佛教学术研究的重要依据，对于研究佛经的来源、传播、演变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由于时间的长久以及环境的恶劣，敦煌莫高窟中的藏经洞古代文献面临着严重的保护问题。

第二节：藏经洞古代文献的保护现状目前，敦煌莫高窟中的藏经洞古代文献保护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

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对敦煌莫高窟进行了一系列的保护与修复工作。

尤其是对藏经洞中的古代文献进行了专门的保护措施，以确保它们的保存和研究价值。

其中，最主要的保护措施是对洞窟内的环境进行调控和保护。

通过控制湿度、温度和光照等因素，减缓文献的老化和腐朽速度。

此外，对洞窟进行了密封与防护，避免外界的湿气、风沙和阳光对文献的侵蚀。

同时，还进行了文献的修复与整理工作，以便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这些宝贵的古代文献。

第三节：藏经洞古代文献的问题与挑战尽管敦煌莫高窟中的藏经洞古代文献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首先，由于文献保存的时间过长，许多文献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老化和腐朽现象，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修复和保护工作。

重见天日——西夏文献、文物的再发现

——西夏文献、文物的再发现撰文／段玉泉公元１２２７年，西夏王国在蒙古军的铁骑之下销声匿迹了，一个雄踞祖国西北近２００年的王国在历史的车轮之下瞬间湮没。

未有太多正史流传的西夏一朝，似曾给人太多的神秘。

然而，大量出土的文物与文献正一层层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文明┃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　碑首呈半圆形，通高２．５米、宽０．９米、厚０．３米。

两面刻文，一面西夏文，碑额为西夏文篆字２行，汉译“赦感应塔之碑铭”，正文为西夏文楷书，计２８行，行６５字；一面为汉文，碑额小篆３行，上缺，题当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正文楷书，计２６行，行７０字。

碑身西夏文与汉文不完全对应。

１９６１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一级甲等文物。

现藏甘肃省武威市西夏博物馆内（武威西夏博物馆李晓明供图）认识的文字为史书上所说的西夏国字。

这一发现距离西夏亡国将近张澍指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正面的文字是西夏字，确实是学术界的一个重大发现，因为在此后将近一个世纪内，西方学者还将居庸关石刻上同样的文字判定为女真文字。

稍有遗憾的是，他似乎并没有参照后面的汉文对其中哪怕一个西夏字作出过解读和辨识。

北京居庸关过街塔容为《尊胜陀罗尼经》《佛顶无垢净光陀罗尼经》及《造塔功德记》，成文于元末顺帝至正五年（1345过往于此的人们曾见到过这些文字，清代学者钱大昕甚至还做过著录。

1860年，英国传教士伟烈（A.Wylie）将这一石刻介绍给西方，其时，人们已经认出了6种文字中的5种：梵文、汉文、藏文、回鹘文和八思巴蒙古文。

1871年，伟烈积11年之研究发表了著名的《华北居庸关古代佛教铭文考》，论文展示了他渊博的学术和审慎的科研态度，但还是将这一未辨识出的文字错误地判定为女真文。

不过他试着解读的87个译音字，在今天看来还大多无误。

伟烈的错误直至20多年后才由英国学者卜士礼（S. W. Bushell）及法国学者戴维利亚（M. G. Devéria）得以修正，他们的修正是利用了张澍在武威发现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

《2024年自动识别木刻版蒙古文文献研究》范文

《自动识别木刻版蒙古文文献研究》篇一一、引言蒙古文文献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研究蒙古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然而，传统的木刻版蒙古文文献由于年代久远、保存环境恶劣等原因，面临着极大的损坏和失传风险。

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源，对其进行有效的自动识别与处理成为了当务之急。

本文将针对自动识别木刻版蒙古文文献进行研究，以期为文献保护与利用提供科学、可靠的方法。

二、研究背景与意义木刻版蒙古文文献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民族文化内涵。

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源逐渐被遗忘和损毁。

自动识别技术的发展为保护和利用这些文献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通过对木刻版蒙古文文献进行自动识别，不仅可以实现对文献的高效整理与保护，还能为历史学者、文化研究者提供更为便捷的研究手段，推动蒙古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三、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1. 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图像处理、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手段，对木刻版蒙古文文献进行自动识别。

具体包括文献的数字化处理、图像预处理、特征提取、分类识别等步骤。

2. 技术路线（1）文献数字化处理：将木刻版蒙古文文献进行扫描、拍照等手段，将其转化为数字图像。

（2）图像预处理：对数字图像进行去噪、二值化、分割等处理，以便于后续的特征提取和分类识别。

（3）特征提取：通过图像处理技术提取木刻版蒙古文的字形、结构等特征。

（4）分类识别：利用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提取的特征进行分类和识别，实现木刻版蒙古文文献的自动识别。

四、实验与分析1. 实验数据与环境本研究选取了一定数量的木刻版蒙古文文献作为实验数据，采用高性能计算机进行实验。

实验环境包括操作系统、开发语言和工具等。

2. 实验过程与结果通过上述技术路线，对木刻版蒙古文文献进行自动识别。

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在木刻版蒙古文文献的自动识别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识别准确率达到了较高水平。

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元代呈状成文年代再考

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元代呈状成文年代再考作者：***来源：《敦煌研究》2021年第01期内容摘要：以往学界将莫高窟北区出土B53：16呈状文书中的“至元三十年”视为文书的成文年代，但该年款只是这件呈状所照得某件公文的年款，并非其成文年款。

根据文书中“本路同知小云赤不花”在亦集乃路任同知的年代推测，本件呈状的年代应在大德六年到大德十一年（1302—1307）之间，这意味着洪水淹没莫高窟北区第一、二层石窟，使得B53窟废弃的年代至迟应在14世纪之初，而非13世纪末。

文书所见沙州路总管府籴粮之事，或许与接济豳王出伯平乱战争中俘获的人口有关。

关键词：呈状;莫高窟北区;黑水城文献;沙州路;籴粮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1-0073-05Abstract：The“thirtieth year of the Zhiyuan era” in manuscript B53∶16， a lawsuit document found in the northern area of Mogao， has previously been regarded as the date during which the manuscript was written. This is， in fact， the date of another legal document referenced by this manuscript. The“Shazhou Tongzhi Sio’unsiBuqa”recorded in the slip provides a clue for dating. The official Sio'unsiBuqa was appointed to the position of“Tong zhi（an official title）” of the Ejin in 1307， indicating that the above manuscript was likely written in the years between 1302 and 1307. It can further be deduced that the first and second levels of the northern area caves were so flooded that cave B53 was abandon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4th century， rather than the end of the 13th century as previously supposed. The incidents of the Shazhou government buying grain recorded in the manuscript may have been intended as pecuniary aid for the prisoners captured by Lord Bin when he put down rebellions in northwest.Keywords：lawsuit document; northern area of Mogao; Khara-Khoto documents; Shazhou Route; grain purchasing自20世纪末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北区洞窟开展清理发掘工作以来，一批从北区洞窟中出土的各民族文字文书相继问世。

敦煌莫高窟北区B464窟回鹘文题记研究报告

敦煌莫高窟北区B464窟回鹘文题记研究报告作者：张铁山彭金章皮特·茨默来源：《敦煌研究》2018年第03期内容摘要：敦煌莫高窟北区B464窟出土有大量汉文、西夏文、回鹘文、藏文、蒙文、梵文文献及回鹘文木活字等，而更为重要的是，该窟中室、后室甬道和后室中写满了回鹘文经文题记。

如此众多的回鹘文题记，在已发现的敦煌石窟中尚属首例。

通过对回鹘文题记的释读，一方面可修正以往学界对窟内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等壁画内容的解读；另一方面，可推知B464窟现存壁画應出自回鹘人之手，该窟时间下限可定为元代，是元代回鹘洞窟。

关键词：北区B464窟；回鹘文；题记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8）03-0044-11Abstract： Many wooden block printed manuscripts in Chinese， Tangut， Uighur， Tibetan，Mongolian， Sanskrit， and Uighur have been found in Cave B464 of the Northern Area at Mogao，the most significant of which are several inscriptions in Uighur written on the walls of the middle chamber， the connecting corridor， and the back chamber of this cave. Among the Mogao caves found so far， this is the only one with so many Uighur inscriptions. Deciphering these inscriptions not only revises the previous interpretations of Mogao wall paintings， including a relevant image of the Pilgrimage of Sudhanakumara， but also helps researchers to infer that the extant murals could only have been completed no later than the Yuan dynasty， meaning that this particular cave was built sometime during the Yuan dynasty.Keywords： Dunhuang Mogao Grottoes； Cave B464； Uighur； inscription（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1988—1995年敦煌研究院组织敦煌研究院石窟考古研究所人员，在彭金章先生的带领下，对莫高窟北区石窟进行了发掘和整理，出版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以下简称《石窟》）[1-3]。

敦煌蒙书及蒙学研究

敦煌蒙书及蒙学研究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敦煌蒙书及蒙学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敦煌蒙书是中国发现最早的纸质书籍之一，蒙学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教育体系。

本文将对敦煌蒙书及蒙学进行研究，以探究其历史价值、文化意义以及影响。

一、敦煌蒙书的历史价值敦煌蒙书产生于敦煌莫高窟，以古代写经的方式制作而成。

这些写经方式在初期被称为“敦煌写经法”，后来发展成独特的敦煌蒙书。

敦煌蒙书将经文通过卷轴形式呈现，对传播古代文化和经典有着重要意义。

其中，敦煌莫高窟中发现的蒙藏文经书堪称珍贵，不仅是中国最早的纸质书籍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质书籍之一。

这些蒙书内容涵盖佛教经典、历史记载、文学作品等。

对于研究当时社会文化、历史事件以及佛教文化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同时，敦煌蒙书的保存状况十分优秀，这得益于敦煌干燥的气候以及莫高窟对于蒙书的特殊保护环境。

这使得敦煌蒙书成为了研究古代纸质书籍制作工艺、装裱技术以及文字研究的重要源料。

二、蒙学的文化意义蒙学是中国古代一种教育体系，主要流行于宋、元、明、清等时期。

蒙学强调的是学生通过背诵和默写的方式进行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记忆能力、阅读理解能力以及书写能力。

蒙学的教学内容主要包含经义、史韵、诗词、文章等。

这些内容丰富多样，涉及到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知识。

蒙学的教学方法注重口耳相传，强调与师生之间的互动，为中国古代教育提供了独特的教学模式。

蒙学的文化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传承经典文化：蒙学通过背诵和默写经典，有效地传承了当时的经典文化。

这种方式不仅使学生对经典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还培养了学生的文化素养。

2. 培养人的品德：蒙学注重的是学生的品德培养，强调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

通过教诲经典，教育学生明辨是非，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3. 师生关系的重要性：蒙学强调师生间的互动，注重师者传道、受者承道的关系。

这种师生关系建立了信任和尊重，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

《文献学视角下的蒙古文古籍研究》范文

《文献学视角下的蒙古文古籍研究》篇一一、引言蒙古文古籍作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分，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通过文献学的视角来研究蒙古文古籍，不仅能够挖掘出文献背后蕴含的丰富信息，还能够揭示蒙古族历史、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面貌。

本文旨在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对蒙古文古籍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二、蒙古文古籍的概述蒙古文古籍是指用蒙古文撰写的古代文献，包括经书、史书、文学作品、宗教文献等。

这些古籍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等多个领域。

蒙古文古籍的存世情况受到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双重影响，许多珍贵的文献已经流失或损坏。

因此，对这些古籍的保存和传承显得尤为重要。

三、文献学视角下的研究方法在文献学视角下，对蒙古文古籍的研究需要运用多种方法。

首先，可以通过历史文献学的方法，对蒙古文古籍的成书时间、作者、版本等进行考证。

其次，运用语言文字学的知识，对蒙古文古籍的书写特点、语言风格等进行研究。

此外，还需要借助考古学、民族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对蒙古文古籍的背景和内涵进行深入分析。

四、蒙古文古籍的内容分析（一）历史价值蒙古文古籍中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包括蒙古族的历史发展、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

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蒙古族的历史和文化。

例如，通过对《蒙古秘史》等史书的研究，可以了解成吉思汗时期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制度。

（二）文化价值蒙古文古籍中还包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如宗教信仰、民间传说、习俗等。

这些内容对于了解蒙古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例如，《格萨尔》等文学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还反映了蒙古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

（三）语言文字特点蒙古文古籍的语言文字具有独特的特点，反映了蒙古族的语言发展历程。

通过对这些文献的语言文字进行研究，可以了解蒙古族的语言演变和文字发展情况。

同时，这也为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五、蒙古文古籍的传承与保护面对日益严重的文化传承和保护问题，对于蒙古文古籍的保存和传承显得尤为重要。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西夏至元代丝绸的

方法
针对不同的问题，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如清洗、加固、修补等。同时，应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监测和评估，以确保保护与修复的效果。
保护与修复的实践与案例
实践
近年来，敦煌研究院在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西夏至元代丝绸的保护与修复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如采用现代技术进行清洗、加固和修补等。
案例
其中，一尊元代佛像的丝绸袈裟经过保护与修复，恢复了原有的颜色和纹理，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同时，这些丝绸的保存状况也得到了改善，为未来的研究和展示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研究目的与内容
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系统地整理和分析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的西夏至元代丝绸，探究其制作技术、图案设计、文化内涵等方面的特点。丝绸的年代和产地鉴定
丝绸上的图案设计和文化符号解读
研究内容丝绸的制作工艺和材料分析丝绸反映的文化交流和贸易情况探讨
02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概述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的历史背景
06
结论与展望
研究结论
这些丝绸制品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为研究西夏至元代丝绸工艺和纺织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这些丝绸制品的出土，对于研究莫高窟北区石窟的历史和用途提供了新的线索和证据，有助于进一步揭示这一神秘的历史遗迹。
这些丝绸制品的图案和风格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俗和审美观念，有助于深入了解这一时期的文化和艺术。
保护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保护现状
目前，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的西夏至元代丝绸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包括预防性保护和抢救性保护。
存在的问题
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和技术限制，这些丝绸仍面临许多问题，如老化、破损、污染等。
保护与修复的原则与方法
原则

【免费下载】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研究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研究》　作者：敖特根　单位：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出版：民族出版社　获奖情况：2011年1月获甘肃省第十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成果简介：自1988年至1995年，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专业人员对莫高窟北区248个洞窟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考古发掘，基本弄清了这些洞窟的性质与功能，同时也发现了许多重要遗迹和大批珍贵遗物。

北区出土遗物数量可观，种类繁多，文书类遗物又是这些遗物中数量最多的一种。

出土的纸质文献中除了汉文文书外，还有西夏文、回鹘文、藏文、梵文、蒙古文、八思巴文、叙利亚文和婆罗迷文等多种民族文字文献。

其中，西夏文文献、叙利亚文文献、蒙古文文献和八思巴文文献，均为藏经洞出土文献中所未见，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至于蒙古文文献，据介绍，在莫高窟北区的十三个石窟出土了回鹘蒙古文文书52件，另外还出土回鹘蒙文文书碎片17片。

在三个石窟发现八思巴文文书6件，另外还出土八思巴文文书碎片4片。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嘎日迪先生受敦煌研究院的委托，率先对这些文书进行释文与研究。

他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两篇专论：《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标音释读（一）》和《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献标音释读（二）》，分别收于2004年8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附录三”、第三卷“附录二”。

几乎完全相同的内容亦散见于上述两卷有关章节。

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书全部为残页碎片。

有的幅面太小，有的漫漶过甚，与吐鲁番、黑城出土蒙古文文书相比，其残损程度更为严重。

这些残文书中的绝大部分又是写本，字迹工草不等，加之文书中不少汉语、突厥语等其他语言词汇的出现以及蒙古文本身同形字母的存在，使一些文书颇难释读。

在这种情况下，嘎日迪教授基本上正确地释读和辨识了大部分蒙古文文书，包括“忽必烈汗圣旨”残片、“赤达儿卖身契约”残片、“般若心经”残片和“萨迦格言”残片等。

然而，经研究我们发现嘎日迪先生的研究成果中欠缺和错讹之处也颇多。

解读敦煌文献B464：67之回鹘文诗歌

解读敦煌文献B464：67之回鹘文诗歌作者：皮特·茨默王平先来源：《敦煌研究》2017年第01期内容摘要：敦煌莫高窟北区第464窟出土的回鹘文献残片B464：67的文字是以四行一组的押头韵形式写就的回鹘文诗歌。

文章重点介绍、翻译并注解了该诗歌原文。

在此基础上，解读了莫高窟北区第464窟墙壁上回鹘文题记的第三行诗节。

关键词：敦煌文献；B464：67；回鹘诗歌；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中图分类号：K879.21；G256.1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1-0031-042015年，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Abdurishid Yakup）开始出版一系列的古代维吾尔诗歌集成，包括一些古回鹘诗歌著作的编辑和再版。

随着这一系列诗集的出版，对回鹘诗歌领域的考察也走上了一个新台阶。

特别是敦煌莫高窟北区第464窟，其中有很多古回鹘诗歌文献遗迹，诸如抄本或印本残片、墙壁上的铭文题记等。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普也数次在不同场合概述了莫高窟北区第464窟出土的古回鹘文文献。

显然该窟出土的所有材料都属于元代，这些回鹘文献残片也属于元代。

在此我的目标相当有限。

张铁山和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提到的一件残片编号为B464：67，但是就我目前所知，还没有人研究过该文献的内容。

该文献只有短短10行字。

刚看到它时根本不会想到残片上有一首诗。

但是检查这件残片，很容易看出那确实是一首诗，就像大多数古回鹘诗歌一样，是常见的四行一组的押头韵诗。

敦煌文献B464：67看起来很独特（图1），这些诗行在已知的其他残片中没有出现过。

尽管其内容并不是很丰富，但这个简短的残片仍然能显示回鹘佛教徒是如何为这样或那样的内容使用押头韵诗的。

早在我1991年出版的书中，押头韵诗歌的多样性就是我广泛研究的一个主题。

这些诗行很连贯，始终用一个点来标志诗节的结尾，这使得对诗节的划分很容易。

由于第一个诗节的第一行缺失，因此我们必须假设所缺失的部分至少包含所假设的这一行，但是可能会包含更多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