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行思录读后感

2018.7.7

今天在来南就的高铁上，读了几十页《西南联大行思录》，这本书虽早已入手，但因期末考试，一直没看。今天终于可以看了。虽仅读了20多页，但已经数次看得热泪盈眶，那一代人真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正因为他们，中华民族方显伟大与厚重。

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曾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兼任北大哲学系主任。

季羡林是清华学子，是清华教授陈寅恪的弟子。陈寅恪的父亲是陈三立，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陈三立拒绝吃饭，拒绝吃药，谁劝也不行，后来就是这样饿死的。陈三立的父亲陈宝箴，是湖南巡抚（相当于省长。不过，比现在的省长官职大一点，除了要抓经济和人们生活，还能掌握一些部队）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陈宝箴在北京城里。在酒楼上，别人请客。他看到西边，圆明园一带大火弥天，当即痛哭流涕。

季羡林谈了当年帮陈寅恪卖书的事。因为一家人无钱取暖越冬，陈寅恪打算将书卖给学校；一是自己可以继续用，一是将来可望赎回，无论怎样，书不致流失。季羡林受老师托付去找胡适校长，胡适立即派车，让季羡林送去大洋，并把那些书拉到了图书馆。他留下了话，陈先生随时可以赎书。当年的大学，是学者的一个后盾，一个可以求助解困、可以从长记议、缓和窘境的信赖。

南开大学，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创办于1919年五四运动后，张伯苓和严修为创办人。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数学家陈省身都出身

南开，曾为张伯苓的学生。张伯苓的儿子叫张锡祜，张锡祜参加空军，与日军作战，血染长空殉国。

西南联大校歌有一句难懂的歌词“绝檄移载桢干质”，这就是“南迁”的本质：把这些对国家有大用的良材世木移载到偏僻的地方去，免受战争摧残。

知识分子不仅仅意味着拥有知识，而且也应该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体现。

在文学中，就像在所有东西中一样，才干与责任同在。

回来后，终于看完了整本书，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该看看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