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尼采

鲁迅与尼采王汉清中国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当封建地主阶级从奴隶主阶级手中夺得政权之后,为了巩固政权,以便使自己的皇位传至子孙万代,进行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思想的各个方面的统治。

虽经二十几次王朝变易,但是一直没有跳出专制主义的窠臼。

直至清朝嘉庆年间,这潭死水日渐腐烂发臭。

1840年,列强的枪炮使这个封建社会改变了古帝国的面目,变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面对这康乾盛世之后的一蹶不振,中国也不乏慷慨悲歌之士,为了挽救中国亡国灭种的危险,他们纷纷把视野扩展到西方,西方各种思潮大量涌入停滞落后的中国。

这些西方思潮冲击着旧中国的传统思想,对中国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西方文化的影响和渗透。

这种影响和渗透对20世纪初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文学革命的展开以及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思想观念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对中国有影响的西方众多的思想家当中,尼采是个不可忽视的人物。

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著名作家都有过重大的影响。

一　尼采在中国的影响尼采(1844——1900)的思想和著作主要形成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时期自由资本主义开始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

巴黎公社革命运动虽然遭到失败,但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尼采作为哲学家和思想家是极为矛盾的。

他一方面要挽救资本主义的没落,一方面力图抵制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大发展。

他的思想可以简单地概括为“重新估价一切”,超人学说和权力意志论。

他的超人学说以为由于社会的压迫和分工的琐细,人已经被歪曲变形、支离破碎,人失去了其本身应有的价值。

因此,必须超越这样的凡人(包括超越自身内部的平庸)成为健康的完整的人类,即超人。

而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只是极少数的天才,广大群众只不过是他们使役的工具。

因此,任何群众思想的觉悟和力量的发展都只能是超人成长的障碍和威胁。

尼采还提出了最坚强最高尚的生命意志不在微不足道的生命挣扎,而在战斗意志、权力意志。

他认为这种趋向权力的冲动是唯一的基本冲动,由此产生的思想行为都合理而伟大。

尼采最后死于疯狂,他的著作中到处都是缺乏逻辑论证但却深邃而独特能够使人信服的比喻和象征,还有很多潜意识的难解的表述,也不乏狂人的梦呓。

他的学说丰富而纷乱,充满着复杂的矛盾,也包含着不少有价值的东西。

这些有价值的东西也正是尼采在“五四”前后的中国产生很大影响的根据。

尼采最初是作为文学家被介绍到中国的。

他在中国文艺界的影响远比在哲学界要深得多,广得多、也早得多。

1900年王国维最初介绍尼采时,首先强调了他的“以旷世之文才鼓吹其学说”,指出尼采学说的目的是要“破坏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为“驰其负担”(指旧传统负担),“图一切价值之颠覆”并“肆其叛逆而不惮”,赞扬他“以极强烈之意志而辅以极伟大之知力,其高掌远遮于精神长,固秦皇汉武之所北面而成吉思汗拿破伦之所望而却步者也”(见《静庵文集》)稍后,鲁迅在他写于日本的几篇文章中多次称道尼采是“个人主义之至杰雄者”,是“思虑学术老行”,“博大深邃、勇猛坚贞、纵忻性时人不惧”的“才士”。

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辞《敬告青年》的第一条中就引用了尼采关于奴隶道德和贵族道德的论述,以为反抗封建统治的武器,1917年元旦,蔡元培在政学会欢迎会的演说中提到“迨至尼塞(德国之大文学家——原注),复发明强存之理弱者恐不能保存,亦积极进行,以强者相抵抗。

如此世界始能日趋进化”(载《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

1918年2月,陈独秀在《人生真义》中又再次强调尼采主张“尊重个人的意志,发挥个人天才,成功一个大艺术家、大事业家,叫作寻常人以上的超人,才算是人生目的。

什么仁义道德都是骗人的话。

”显然,“五四”以前,尼采在中国已相当广泛地为人所知,他做为一个大文学家被介绍到中国,他的思想的传播为“五四”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大潮作了积极准备。

“五四”运动后,尼采的作品在文艺界更加广泛地得到了传播。

“五四”游行示威发生的那个月,傅斯年就在“新潮”杂志上提出了口号“我们须提着灯笼沿街寻超人,拿着棍子沿街打魔鬼。

”同年九月,田汉在“少年中国”上详细介绍了尼采早期的著作《悲剧之发生》,特别强调“人生越苦恼,所以我等越要有强国的意志”去进行战斗。

紧接着沈雁冰在《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发表了尼采名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最富于批判性的两章《新偶像》和《市场之蝇》的译稿,并在存言中盛赞尼采是大文豪,他的笔是锋快的,骇人的话,常见的。

就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看,也算是文学中少见之书。

(见《解放与改造》第一卷第二、七期)1920年初,他又写了全面介绍评论尼采思想的长篇专著《尼采的学说》在“学生杂志”第七期分四卷连载。

同年8月,《民锋》杂志出版了尼采专号,全面介绍、驳斥了尼采是欧战罪魁的说法。

九月,《新潮》二卷第五期发表了鲁迅翻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存言并附有鲁迅对存言各书的解释,指出“尼采的文章即太好,本书又同箴言集成,外观上常见矛盾,所以不容易理解”。

这一时期,鲁迅曾经在文章中多次引用尼采的文章或联系尼采的思想来分析问题。

他对尼采思想和文章的采用,与1907年的采用相比较,已经有了极大的不同。

这时,郭沫若对尼采的学说和思想也是醉心的,他曾因上海一家外用书店竟然没有尼采的《看哪!这人》而大骂这家书店是《破纸篓》(见《沫若文集》第七卷399页)。

1923年,他翻译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部全部和第二部的一部分,在《创造周报》上分三十九期连载。

“起初每礼拜译一篇,译得相当有趣”。

后来因感到反响寂寥而中途放弃。

但后来当他偶尔到江苏吴县东面的一个偏僻的小镇去参加一个小学教师的婚礼时,新娘的第一句话却是“我喜欢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为什么不把它译完呢?”可见反响并不寂寥。

所以郭沫若说“早晓得还有良才夫那样表着同情的人,我真是不应该把那项工作终止了。

”(见《沫若文集》第七卷第201、202页)1925年以后,由于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广大工农群众和很多知识分子都已找到了适合中国社会的革命道路,纷纷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

尼采的影响逐渐减弱以至消亡。

正如郭沫若所说:“那时(指1926年)尼采老早离开我们的意识中心了”。

(同上)这时,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向都已十分明朗,再停留于呼唤我们需要动的力,狂呼的力、冲撞的力、攻击的力、反抗的力、杀的力。

”(向培良《水平线下》,见《狂风》不定期第一期)就再也不能像“五四”时期那样起到激动人心的作用了。

因此,1925——1926年间,高长虹、向培良为核心的狂飙社以“尼采声”为其“进军的鼓角”,“教人们准备着(超人)的出现”,并常拟尼采的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鲁迅《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反响却真是空虚而寂寥了。

然而,他们所取于尼采的仍是扫荡一切旧的传统的束缚,为争取做一个强者而打倒一切障碍,这使他们从本质上不同于在四十年代初期鼓吹尼采思想的“战国策派”。

最后, 1930年,郁达夫在对旧势力的愤懑和因革命失败而产生的感伤颓丧之中翻译了尼采的情书七封,题名《超人的一面》赞赏了尼采的“洁身自好”,“孤独掘犟”(郁达夫《超人一面》见《断残集》)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氛围里,尼采仍以一个反抗者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

但是,到了四十年代,由于整个世界和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尼采却以完全不同的面貌在中国产生了全然不同的作用。

1940年前后,正值世界法西斯和国民党蒋介石反共反人民都极为猖狂时,尼采学说也已被纳粹分子利用改造,以作为他们的法西斯思想理论基础。

这时,在中国文坛上出现了所谓战国策派。

他们奉尼采为当代“最前进的、最革命的、最富于理想的政治思想家。

他的著作是生命力饱涨的象征,是生命的顶峰”,“创造的纯火。

”在他们主办的《战国策》半月刊和《战国》周刊上陆续发表了《尼采的思想》、《尼采的政治思想》、《论英雄崇拜》、《再论英雄崇拜》、《德国民族的性格和思想》、《狂飙文学》、《民族文学运动》、《力》、《力人》等等,此外,还出版了《从叔本华到尼采》、《文学批评的新动向》、《时代之波》等专著,大力宣扬尼采思想,“尝试着运用尼采的这些思想来建立战国派的文艺理论。

”(欧阳凡海《什么是战国派的文艺》载《群众》1943年4月)俨然掀起了一阵尼采热潮。

尼采对他们来说,只是能顶礼膜拜的绝对偶象,也是维护反动统治、鼓吹战争、镇压群众的有力武器。

从以上简括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尼采对中国现代文学确实有一定影响,这种影响随时代和政治需要的不同而变化。

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

“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的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

1927年前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

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的效果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

可见一种外来思想能不能在本国产生影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决定因素首先是这个国家内在的时代和政治的需要,全盘照搬或无条件移植都是不大可能的。

对一个国家是这样,对一个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的影响,同样是这样。

二　鲁迅思想中的尼采从思想上看鲁迅和尼采的联系是很明显的,把鲁迅仅仅说成是:“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尊为“中国的尼采”显然是不对的。

但无视这种联系或把这种联系说成是出于鲁迅的错误或弱点或不幸,认为尼采对鲁迅只能有消极反动的影响,甚至把鲁迅与尼采分明一致的地方也说成是对尼采的批判,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早在1939年,唐就曾经说过:“我想,鲁迅是由嵇康的愤世,尼采的超人,配合着进化论,进而至于阶级革命的。

”(唐:《鲁迅的杂感》载《鲁迅风》创刊号)尼采对鲁迅思想上的影响,在“五四”前和“五四”后不完全相同。

“五四”以前,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中间的先进人物不能不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日趋没落。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尼采思想,乃至意志哲学,在日本学术界正磅礴着。

”(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沫若文集》第12卷第535页)尼采对资本主义文明庸俗颓靡的批判和对于“创新”的执着的追求很快就引起了鲁迅的注意。

但是,当时的鲁迅并不是把尼采的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研究和接受的。

也不一定深深研究过尼采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作用,他只是“为我所用”地择取尼采思想中引起自己共鸣,符合自己意志的部分,按自己的理解加以应用。

尼采的许多著作,特别是后来的《权力意志论》等可以肯定地说鲁迅并没有完全看过。

鲁迅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集中表现在《文化偏至论》中,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就是指出吸取西方的物质文明是可以的,但如果把那些“已陈于殊方”的“迁流偏至之物”、“举而纳之中国”、“馨香顶礼”,则非常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