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遵义会议伟大意义的几点认识

关于遵义会议伟大意义的几点认识…

文章作者：

【原文出处】益阳师专学报 198201

【作者】刘仲良

一

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斗争的结果，全党集体奋斗的结果，表明了全党觉悟的提高和走向成熟。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上台之前，我们党进行过反对瞿秋白、李立三两次左倾错误的斗争，由于这些斗争对左倾的思想实质没有加以彻底清算和纠正，因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就有可能在前此基础上加以扩展。加上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中央领导机关，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从各方面对党施加压力。因而，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起，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即使如此，也引起了党内不少同志的怀疑和抵制。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直处于斗争第一线的同志们，由于对中国的国情、中国革命的实际，了解得清楚，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危害，在实践中，也最先感受到，因而他们最有条件和可能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最先起来和左倾冒险主义坚决斗争。毛泽东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江西南部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八月党的宁都会议上，在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对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抵制，作了原则地斗争；周恩来、朱德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贯彻执行正确的战略方针，取得了红军反围攻战争的前所未有的胜利；在白区工作的刘少奇正确地估计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的悬殊，提出了职工运动的

正确的策略原则，抵制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一九三三年初，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的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变本加厉地推行冒险主义，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在毛泽东已经被迫离开党和红军领导岗位的情况下，进行了顽强地斗争，坚持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遭到左倾冒险主义的排斥打击……。总之，在党内对左倾冒险主义抵制、怀疑、不满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大批、大批。尽管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施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许多人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坚持正确主张的同志的队伍依然不断扩大。当左倾冒险主义在实践中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使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有了觉醒，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后，湘江之役红军损失过半，并一度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境地，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普遍增长。血的事实告诉了人们，王明等人根本就不是什么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只知生吞活剥地背诵一些马列词句，没有任何实际经验的洋先生，革命不能再由他们领导。一度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站到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这些，充分说明了全党觉悟的普遍提高，说明了党在政治上已经成熟，它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与群众基础。

从遵义会议本身来看，会议开始，左倾冒险主义者没有认识到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犯的错误，而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敌人的强大和中央苏区支前工作的不力，各苏区的配合不力等等（参见《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但多数同志支持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批判和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的战略策略。周恩来在会议前，“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和部署，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召开会议打下了基础”（王首道：《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榜样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在会上，他代表军委作军事报告，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说：“我身为军事部长，领导作战失利，

带来了巨大损失”，“实践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是正确的”（嘉湘、黄岭：《周副主席在长征途中》），他提议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朱德在发言中严正批判左倾冒险主义，拥护毛泽东为我党领袖（《深切怀念敬爱的朱德委员长》(《新华日报》1679年第7期)）；王稼祥在长征路上和毛泽东走在一起，谈论了国家和党的一些问题，商谈了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并在遵义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张闻天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和自己的亲身体会，在发言中毅然摒弃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并作了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的报告，起草了会议的决议（《邓小平同志在张闻天追悼会上致悼词》）。此外，李富春、聂荣臻、刘少奇、陈云以及其他许多同志也在会上发了言，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遵义会议》(《人民日报》1980年4月10日)）。正是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的这种坚决斗争，使遵义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毛泽东对于会议参加者的功劳，一再作过充分的肯定，多次表扬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可见，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所取得的成果是全党集体斗争功勋的结晶。

毛泽东在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中，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显示了他与众不同的卓越才能和胆略。例如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多次提出粉碎敌人“围剿”的正确计策，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拒绝采用才导致失败。湘江之役后，是毛泽东力主放弃与二方面军会师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正是在斗争的实践中，大家认识了毛泽东，信任毛泽东，团结在毛泽东等同志的周围，才有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这一历史贡献，是建立在集体力量共同奋斗基础上的，而毛泽东是这个集体中最杰出的一员。我们既不能把毛泽东放在和其他同志等同的地位，也不能把他摆在党和集体之外，甚至摆在党和集体之上。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二

遵义会议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开始形成一个稳固的可以信赖的领袖集团，这是党内政治生活中的重大转折。它使党和红军得以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无产阶级政党应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根据这一原则，要求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实行集体领导，坚持民主基础上的正确的集中。反对个人独断专行。但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十分漫长，近百年来又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内没有民主自由，对外没有民族独立，封建主义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由于从党成立到遵义会议的十四年间，党内曾出现过右倾和连续三次左倾的的错误，并统治了党的中央机关，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几度遭到破坏，党内生活很不正常。特别是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期间，个人凌驾于全党和中央之上，独断专行，大搞“以我为核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完全背弃了党的集体领导，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促长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使党遭受了两次严重的失败。

遵义会议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领导职务，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在这次会上，张闻天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他遵循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同志在张闻天追悼会上致悼词》）。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博古选为书记处书记。并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小组，负责军事指挥。这一改组的重大意义，不但从组织上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而且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实践中真正开创了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制度，大大发扬了党内的民主作风，使党内生活走上了正常化。遵义会议从当时党和红军所处的险恶环境出发，从当时党内的实际情况出发，集中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涉及的主要李德、博古等人，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