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论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摘要]本文对遵义会议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和给我们今天的启示进行了论述，并简单阐述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 遵义会议历史影响启示[目录]一、遵义会议的内容二、遵义会议的影响三、自己的看法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不但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也给今天的我们很大的启示。

本文试就以上两个方面谈谈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柏公馆的小楼上召开了政治局的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进行长征，长征初期损失严重，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党的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怀疑、不满，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正确，要求改变领导的情况下召开的。

这次会议的议题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一是军事问题，明辨红军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取得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指出“左”倾错误领导人推行的单纯防御路线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

二是组织问题，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特别是解决军事最高指挥权问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最高指挥权。

会议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成立了以毛泽东、周恩来、王家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负责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对当时的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主要有：第一，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遵义会议的召开和会议作出的决定，体现了毛泽东在这次纠正党内重大错误的问题上，起着重要的核心作用。

党的领导实质是指导思想、指导方针的领导，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从指导思想、指导方针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当时战争环境下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进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承担起长征途中处于中心的军事任务的领导工作，进一步表明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

伍修权曾回忆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全军行动，全党信服毛泽东同志，把当时最有决定意义的、关系到我党我军生死存亡的军事指挥大权托付给他，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第二，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得到共产国际多方指导，有有益的帮助，也有不切中国实际的错误指示。

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解决了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确定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解决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改组问题。

改变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做法，实际上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全局上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政党，完全可以独立地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第三，遵义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力量极度削弱，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危急关头召开的，它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可以说它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正是由于这一转折，“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沿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遵义会议不但对中国革命的进程有重大的影响，而且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以有益的启示：第一，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在遵义会议之前，我们党内曾经盛行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其直接恶果是几乎断送中国革命。

而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坚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集中力量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我们党从此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这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是党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成熟的重要标志。

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要求我们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以适应形势的发展。

因此，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想结合的根本方向，完整地、准确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关键。

第二，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遵义会议是在党与红军处于危急关头，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没有了“洋拐杖”，我们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使中国革命出现了转机。

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也不论是我们的事业顺利发展还是遇到较大的困难，我们都应该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我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建设我们的国家。

正如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中国的事情要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第三，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团结，正确的开展党内斗争。

遵义会议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斗争，并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但是并没有单纯地追究他们的个人责任，没有给他们什么严重的惩办，而是仍然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领导职务，耐心地帮助和等待他们从思想上真正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吸取经验教训。

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指出：“党勇敢的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的领导革命战争到彻底的胜利。

党揭发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

“政治局扩大会议更号召全党同志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

遵义会议在通过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正确的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党内斗争，正确的对待犯错误的干部，为维护和加强党的团结，作出了一个榜样。

今天为了把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向前推进，我们必须开展思想斗争，坚持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而开展党内思想斗争，解决党内矛盾的唯一正确的方针，正是始于遵义会议而在延安整风中找到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

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指出：“……正确的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效方法。

不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整党的一切目的都达不到”。

“进行批评自我批评一定要严格遵守党和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的原则：必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与人为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必须实事求是，以事实为依据，允许本人申辩；必须讲真理，不讲面子；必须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严肃性、尖锐性同科学性结合起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纠正错误，又要团结同志共同进步的目的”。

总之，我们要发扬党内民主，维护和加强党的团结，正确的开展党内斗争，我们的党才能更加兴旺发达，才能更好的领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以上是党史一惯的评价，但对于这个评价，我并不认同。

我个人认为过高评价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所确立的地位；过宽评价遵义会议的历史作用，集其它会议的历史价值于其身。

遵义会议并非是一个长征途极端重大、转折性的会议。

反而，军事指挥总负责人、长征路线的选择、军事战略的改革等重大事项的变化，是在遵义会议以前和以后的一第列会议中逐渐得到体现和落实的，遵义会议只不过是这些一系列会议中的一个。

而遵义会议真正的价值和历史地位，表现三方面：1、在天时地利条件下，得以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中共中央和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错误，批判王明左倾盲动和冒险主义，乃至发展到逃跑主义，树立毛泽东战略思想的权威，并以此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

2、会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在后来的扎西会议得以政治局审查通过），第一次以文件形式确定了以前数次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定决议的合法性。

包括：西征路线的选择（在通道会议即决定调整，在这个意义上，通道会议比遵义会议更重要）；取消与贺、萧部会合计划，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在黎平会议即决定调整）；改组最高军事机构，取消“三人团”，确定周、朱为军事指挥者，周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李德在通道会议已经言微，在黎平会议是彻底靠边站，而遵义会议则是法理上的取消）；3、毛泽东军事战略和军事指挥思想第一次写入决议中（所占比重相当大），成为全党全军军事方针的指南，并一直保持到新中国建立。

虽然在《黎平会议决议》中也引入毛泽东意见，不过当时毛只提出建立新根据地的想法，较少涉及到军事方针方面。

因此我认为，这才是遵义会议真正的亮点和价值。

至于毛泽东的地位变化问题，虽然表面上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但意义不大，毛此前本来就是政治局委员，并且当时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一切以军事作战为主、为重，因此军事指挥机构乃是全党、全军的领导中枢和实际权力所有者。

而“三人团”是当时那个特殊时期内的长期的军事指挥机构，政治局并没有大的作用和决策力。

正因为如此，遵义会议并没有大规模改组政治局，甚至遭到猛烈批判的博古的“中共中央负总责”一职也未被罢免，而独独取消了“三人团”。

反过来说，遵义会议同时又形成新的领导核心和权力层：周、朱军事指挥体系。

而毛泽东并未进入，只是说毛泽东增选常委后，能够参加一些重要会议，增加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

毛泽东真正成为党内、军内领袖还是在之后的苟坝会议上。

因此，前述的遵义会议对于毛泽东的历史评价显然与史实不符。

遵义会议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是一个“只用其言，不用其人”的会议。

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