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联

年节产品之一：春联

口董晓萍

据《山海经》记载，很久以前，在东海之中，度朔山上，有一株枝干蟠曲三千里的大桃树，树上住着名叫神荼、郁垒的两个神仙，他们是轩辕黄帝派来监管鬼蜮世界的。凡是为祸作祟的恶鬼，他们就用芦苇绳索捆将起来，投给饿虎。因此，后世的老百姓每到春节，都要用桃木制成神荼、郁垒的雕像，挂在大门的两旁，驱鬼避邪，是为桃符。大概是雕像有些繁琐，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就改为把神荼、郁垒两位的尊容画在桃板上敬奉，后来，索性便宜行事，只在桃板上写了神荼、郁垒的大名而已。当然，手续的简化，对于避邪求吉、遇难呈祥的功能来说，是毫无妨碍的。

五代时期，后蜀皇帝孟昶在一年的除夕命学士辛寅逊题辞，以志庆贺。因辛寅逊题辞不工，未能如意，孟昶就亲笔写下了两句话：“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一般认为，这是见于文字记载的历史上第一副春联。不过，在叫法上，那时的人们仍称之为桃符。自宋代起，题桃符的形式被推广到楹柱上，称楹联。据说到了明初，春联这个名称才叫开了。

春联的实质，是把年节吉利话变成对称韵语的形式写在红纸上张贴出来的风俗。它也是一种民族神话、文学创作与书法艺术相融合的产物。而这种思维方式很早就孕育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之中了。《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今本《诗经》中，就存有不少对仗工整、类似联语的诗句，如《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在先秦的散文作品中，如《论语·子张》“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一类的句子也不少。至于汉魏六朝的乐府骈赋、唐代的近体律诗，对偶日见工巧，诗句愈发整齐，更为春联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所以，在唐代稍后的五代时期，春联以独立的文学艺术形式步人年节习俗，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从宋代起，写春联由文人雅士、达官显贵染指的禁脔之物，流入寻常百姓之家，终成民间习俗，其象征意义等于挂桃符。王安石《元日》诗：“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真实地记录了北宋时期新春佳节家家户户贴春联的盛况。

宋、元两代的联语保存至今的不多。传说大书法家赵孟富路过扬州，遇迎月楼主人求作春联，他欣然命笔，题为“春风阆苑三家客，明月扬州第一楼”。主人大喜过望，奉紫金壶为酬。

传说明太祖朱元璋是我国春联发展史上的功臣。一年除夕夜，太祖传旨，命公卿士庶家家户户都要在门上贴一副春联，以示升平吉庆。太祖微服出游，与民同乐，亲自为一个屠户题写了春联，联语为：“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斩断是非根”。传说不可尽信，但据此可见，明初以后，确实是春联这朵年俗之花争芳斗妍的时期。

清季富察敦崇撰《燕京岁时记》一书说：“春联者，即桃符也。自入腊以后，即有文人墨客在市肆檐下书写春联，以图润笔。祭灶之后，则渐次粘挂。千门万户，焕然一新。或用朱笺，或用红纸。惟内庭及宗室王公等例用白纸，缘以白边蓝边。非宗室不得擅用。”但明清以后，春联的内容已不限于书写春节吉语，而是向社会生活的众多领域渗透了。

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第十七回说的是翩翩少年公子贾宝玉为新建的大观园的各处景致题撰联语的故事，第五十三回写了钟鸣鼎食的宁国府在除夕夜祭祀宗祠，自然对祠堂内的两副御笔联语少不得一番吹嘘，这是大作家曹雪芹以文学的笔触所描写的春联在清代上层社会生活中的其他功用。在民间社会，据史料记载，这一时期的老百姓逢婚丧嫁娶、祈福禳灾时也少不了它。此外，春联还为我国古典园林建筑艺术锦上添花，在一些风光圣地、官厅试院、驿馆茶舍、楼台水榭上，也

都到处张挂联语，供人观赏，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些朱墨胜迹。经过千百年的发展，春联此时已有了“楹联”、“对联”和“对子”等多种称呼和多种功能，它们都显示了桃符在后世的嬗变。

今天，春联作为我国人民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文学艺术形式，更加深人地发挥着它的作用。远自穷乡僻壤、深山名刹，近至通都大邑、高楼巨厦，无处不见对联。或文人唱和、或友朋往还，或讽刺嘲弄、或歌颂赞扬，或检测智力、或启迪后学，或祝尊者长寿、或哀逝者永诀，或书于店肆以招徕顾客、或挂于厅堂以剖白心曲，无不求诸对联。千百年来，我国人民真不知创作了多少脍炙人口、流芳后世的对联佳作!现在欣赏这些绝妙好联，如含英咀华，齿颊留香。

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从前，有个秀才上京赶考，路上与一个樵夫在独木桥上相遇，樵夫指着肩上的柴担说：“‘此木为柴山山出’，你如能对出下联，我就先退回桥头。不然，请相公让步于我。”秀才答：“皆书若宝家家有。”樵夫笑道：“相公差矣。上联中的‘此木’二字，合起来为一个‘柴’字；‘山山’二字，合并起来为一个‘出’字，故言‘此木为柴山山出’。相公所言下联，不能合并，何言‘皆书若宝家家有’呢?”这是一个拆字联。这种联语，巧妙地利用了汉字的构造特点。与樵夫的上联相对的下联是“因火成烟夕夕多”。“因火”两个字合并为一个“烟”字，两个“夕夕”合并为一个“多”字。从一副对联的创造敷衍出一个民间的故事，颇发挥了民俗的传播功能。

对联的民俗传播功能的启动，是通过把一人创作对联的心理过程变成两人对面问答的日常生活形式开场的。从体裁上说，这样就把对联与谜语的形式结合起来，使对联在原有的纳吉功能的基础上，又加进了谜语的测验智力和提高兴趣的功能。从知识上说，是以一问一答的方式，创造了不同社会阶级、不同文化阶层之间的对话渠道，这样就很容易传播民众对上层文化和书面文字的异样理解和其它解释，扩大了对联对民众本身的生产生活知识的承载量，同时把对联和民间故事的形式又结合起来。一种年俗文艺样式，功能越多，生存能力就越强，自产自销的本领也就越大。而它所渐积累生的相同情节类型多了，就成了故事群。像这个樵夫巧胜书生的拆字联故事，后来就变成了一个谜语故事群。故事的主人公总是一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通过解联破谜的成功，向一个使用文字的或地位高的大人物“普及”了民间的日常生活知识，故事的结局一律是精英败北、民俗获胜。明清社会以后，失意文人增多，其中的一些人由于不满当权者的统治，被统治者看成异类，这反而使他们成了民众心目中的朋友。杨升庵、唐伯虎、徐文长、冯梦龙、李调元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对联故事群的。这时他们已不是接受民间“樵夫”再教育的对象，而是换用樵夫的思维创作对联的俗文学先驱。如一个李调元的传说讲，他在路上遇见了老樵夫请他对对子，老樵夫十分自信地出了上联：“此木成柴山山出”，他听后，并没像上面的秀才那样钻牛角尖，只在文字里找词儿，做表面文章，而是看着路边的村舍，联想起了老百姓的生活，结果一下子就和老樵夫的思路扣上了。传说的结尾讲：

忽见李调元眉舒色展，说了一声：“有了”，便用手指着远

处——只见那村口暮色中，房顶上升起一缕炊烟，念道：“因火

成烟夕夕多。”老人一听，赶忙搬开柴捆，跪在路旁谢道：“村民

有眼不识泰山，望大人恕罪!”李调元哈哈大笑，弯腰扶起老

人，连说：“有趣，有趣!”又向老者一揖，上轿而去。

对联至多两段，两段话在逻辑上要互为一体，这使对联的创作在文法修辞上是很受局限的。但它在民俗生活中的运用却天地宽阔、决非两段话所能束缚得住。一副小小的对联，到了民间，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