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电力公司成立与拆分

国家电力公司成立与拆分原文作者：佚名在第二次电力改革启动之前，为解决缺电等问题，电力行业也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式的改革，从撤销电力部到成立国家电力公司，机构变革的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从电力部设立，到电力部撤销转而成为国家电力公司，再到国家电力公司面临拆分，姜绍俊的职位也随之几经变化。

在这段时间内，他先后担任过电力部办公厅主任、国家电建设公司副总经理、国家电力公司战略规划部主任，直至退休。

姜老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从自己各个时段不同职位的角度，详谈了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XX年的这段电力往事中，自己或亲历、或看到、或了解到的一些细节，尤其是国家电力公司成立和拆分的那段历史岁月。

现征得姜老同意，将其口述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我最初是在基层，从班组技术人员做起，最后做到了水利电力部下属基层单位的领导。

1987年，部里干部新老交替，急需从基层补充一批干部，我被选中来到部机关工作，其实那正是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前夜。

1988年，国家决定撤销水利电力部成立能源部，我转到能源部，先后担任能源部生产协调司副司长、经济调节司司长。

1993年，能源部被撤销，重新建立了电力部，我担任电力部办公室主任一职。

我在机关从事的工作有很多，但始终没有离开电力系统。

第一次电力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解决缺电难题。

在改革前夕，形成了两点普遍但对改革很关键的认识：一是一定要打破一家办电的格局，扩大市场主体，让更多的法人、机构、参与到办电中来；二是，原来的价格体制僵化，投资者不能确定回报的预期，所以对电力的投资力度不大，因此一定要破除这种状况。

在这次改革中，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很难对原来的价格体制进行手术，所以最后只能在主电价的基础上，附加了一块电价，这块电价是放开的，称之为“高来高去”“多种电价。

”1985年5月23日，国务院颁布了72号文，批转国家经委等四部门《关于集资办电和实行多种电价的暂行规定》的通知，鼓励地方、部门和集资办电，实行“谁投资、谁用电、谁得利”的政策，并实行多种电价。

1987年9月，国务院召开电力发展座谈会。

会上，各地做了办电的经验介绍，特别是山东龙口电厂的经验和华东地区扩大试点的经验。

国务院领导最后在做总结时，提出“政企分开，省为实体，联合电，统一调度，集资办电”和“因地因制宜”的电力改革方针。

在“多种电价”和“集资办电”方针的基础上，1987年年底，国务院发布了111号文，明确了要对全国所有用电征收电力建设资金，标准为每度电2分钱，随电费缴纳，由电力公司收取，集中交给财政部。

这个资金实际上是给各省办电使用，就是地方电力建设基金。

征收期原先规定是到1995年12月31日，后来又延长了5年，到了20XX年底。

[论文]1988年，电力建设资金在全国范围开始征收。

这项政策，就把原先在华东、长江三角洲的改革试点经验，一下子推广到了全国。

电力工业随之快速发展，缺电的局面也随之缓解直至供需平衡。

同时，这也为第二次电力改革埋下了伏笔。

从电力部到国家电力公司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在这之前，邓小平南巡并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

我们当时也在私底下讨论是不是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了。

十四大报告中，就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和部署，政府的产业部门最终将撤销。

1993年，能源部在第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宣布撤销，国家成立了电力工业部（以下简称“电力部”）。

那时，我就到了电力部办公厅工作，后来担任办公室主任一职。

十四大之后，明确提出发展市场经济。

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当然是首要的问题。

十四大报告里明确指出，政府部门要缩减，要放权，所以针对庞大的产业部体系的改革就显得很重要，当时相关产业部，有化工部、冶金部、电力部、煤炭部、机械部等等。

我们这些产业部门向何处去自然成了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所以，电力部中的主要领导，请了一个人给我们部做辅导。

这个人叫孙树义。

当时中央设立了财经领导小组，孙是办公室副主任。

因为他参与了十四大报告的起草，所以，我们就请他跟我们介绍十四大报告的具体涵义。

别的不研究，就研究对产业部门的处理，是什么背景，具体要怎么做。

孙的意思说，中央要搞市场经济，就要减少政府对产业的控制，市场主要靠资本，不要靠行政。

因此，我们对“要撤销电力部”也就有了心理预期。

电力部的党组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不久后，国务院就宣布要进行国务院机构的改革试点，决定拿电力部和冶金部作为试点。

所谓“国务院机构的改革”，按我们的通俗理解，就是“撤部”。

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部门撤销，人往哪儿去，职能又怎么办？为解决这些问题，电力部党组决定成立一个“5人小组”，具体包括办公厅、政策法规司、计划司、财务司、人事部门的领导，我也在其中。

经过研究，电力部的职能转变，设立了三个选项：一是完全撤销，什么都不剩下，人员进行重新的另外分配；第二是电力部整体转为，可以转成控股公司这种类型的；第三是转成行业协会。

由于在电力部成立之前，也就是1988年，行业协会已经成立，就是中国电力联合会（简称“中电联”），所以电力部肯定不能向协会转变了。

又不想被完全撤销，所以最后的一个选择就是转为。

我们认为，走“整体转为控股公司”这条路比较稳妥，掌握股权，决定重大的决策、投资等工作，具体的运营由下边各个省的公司管。

确定了具体的方案后，就向国家体改委进行了汇报。

当时听取汇报的是体改委副主任乌杰。

乌杰听了汇报后，又向当时的体改委主任洪虎做了汇报。

最后的反馈信息是，体改委基本赞成这个方案。

到了1995年的夏季，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会议，研究电力部和冶金部改革试点的问题。

部领导最后向国务院做了一次汇报，基本得到了同意。

但是，在讨论的过程中，有国务院领导提出来说，电力存在调度问题，间的上下连接非常紧密，如果电力部转变为控股公司，但调度权还掌控着，可能存在理不顺的问题，所以建议改为实体公司。

这个实体公司起名为中国电力集团，是个集团式的公司。

虽说是实体公司，但是管理方法上，还是保持集团下属单位的相对独立性，是介乎控股公司和一体化实体公司之间的一种形态。

在此次北戴河会议后，国务院印发了会议纪要会议，决定将电力部转为中国电力集团。

此份会议纪要由国务院秘书二局下发到电力部。

由于当时，我国已经有了东北、华北、华东、西北四大电力集团。

如果上面再设一个“中国电力集团”，给人有重名的感觉，都是电力集团，分不出谁大谁小，所以电力部内部不太倾向这个名字。

之后，部里就向国务院机构反映了内部的意见。

经过沟通，国务院最终进行了协调，这个公司的名称改名为“国家电力公司”。

1996年12月7日，国务院下发了48号文，即发出了组建国家电力公司的通知。

1997年1月16日，国家电力公司成立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在一段时间内，电力部和国家电力公司同时存在，挂两块牌子，电力部长兼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

国家电力公司拆分前夜1995年—1996年，在研究电力部如何转变的这段时间内，实际上，电力部还承担着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三峡电站建好后，需要建立配套的输配电工程。

国务院决定由电力部负责筹建国家电建设总公司，以筹集资金进行三峡输变电工程建设。

1995年，公司党组领导就找我谈话，希望我参与到国家电建设公司的筹建工作中去，但是电力部这边的职务暂时不卸任。

筹备组成员除了我，还有周小谦、霍继安、卢元荣。

我们就立即开始了公司的筹建工作，当年的11月5日，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电建设总公司。

同时，电力部也决定委派李世忠、周小谦和我为这个公司的董事。

国家电建设有限公司于1996年6月18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了成立大会。

李世忠为国家电建设总公司董事长，周小谦为国家电建设总公司总经理，我和霍继安为国家电建设总公司副总经理。

公司的法定名称为“国家电建设有限公司”，简称为“国家电公司”。

这个跟现在的“国家电公司”是两码子的事情。

到了1998年，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撤销电力部，国家电力公司开始独立运作。

这样，电力部转为国家电力公司的整个交接工作基本完成。

电力部从此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之后，我的工作重心就放在国家电建设公司上去了，直到1999年。

国家电力公司独立运作后很快就发现问题：公司由部级转变而来，实际上是个空架子，并没有实际资产，也没有钱。

原来是部级，财政部还给予费用，现在转为公司，财政部不给钱，公司如何养活自己？所以，经过考虑，国家电力公司就做了一个在一些人看来很应该，但有点不太得人心的事——那就是，决定对国家电力公司下面的收权、收钱、收资产。

第一个收的公司，就是我当时所在的国家电建设公司。

当年国务院设立这个公司时，还给了它一部分电建设基金，另外，这个公司底下还有葛洲坝电站和一些电线路，所以资金上相对富足。

在把资产收归到国家电力公司后，几位领导也被抽调回国家电力公司。

周小谦总经理到总公司后任总经理助理，我则到国家电力公司担任战略研究与规划部当主任。

第二个收的是南方电。

南方电当时是中央和四省联合建立起来的。

国家电力公司把南方电给收了，改为国家电力公司南方分公司。

接下来就收了东北、华东、华中、西北等电力集团公司。

完成了以上步骤，国家电力公司终于成了拥有全国60%以上发电装机，全国80%以上电的超级垄断性集团公司。

实际上，从1988年以来，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我国电力市场状况已经与80年代的完全不同。

根据之前的国务院72号文，各个省拿到了地方电力建设资金，纷纷成立电力投资公司，或者能源投资公司。

到90年代末，浙江、上海、广东、北京、安徽、河北等省都有了规模较大的电力公司。

地方电力几乎已经占据半壁江山，电力供需矛盾从“有没有电，电力与用户之间的博弈，”过渡到“电力多了多少，电力与电力之间的矛盾”，尤其是中央和地方间的矛盾非常凸显。

到了20XX年，发生了“二滩事件”，成为了第二次电力改革的导火索。

之后，关于电力体制改革，打破垄断的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国家电力公司也面临了将被拆分的境地。

20XX年，我在国家电力公司战略规划部，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收集社会舆情以及各级领导的公开、内部的材料，定期给党组写报告。

那一年召开的两会上，我去旁听小组会，我就听到有好几个组的发言中，都谈到了电力体制改革的问题。

那时候不能带录音笔，就只能靠听和手记。

会后回去整理，再收集了另外一些资料，我写了一份近期社会上关于电力体制改革的舆情报告。

这份报告，也引起了公司党组领导的注意，经批示，在公司领导中进行了传阅。

20XX年春，在召开全国电力工作会议后，国家电力公司专门研究电力改革的问题。

到了6月份，国家电力公司成立了7人小组，包括办公厅、计划司、财务、战略规划等部门的领导，我也在参与其中。

小组做了研究，草拟了有关的方案框架与措施，在国家电力体制改革领导小组领导下做了尽可能周详的工作。

20XX年国务院印发5号文件，决定对电力体制进行改革，结果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国家电力公司分拆成11家公司，分别从事发电、电和规划设计、施工建设等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