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与传统文化22

通与断代体制的优劣之争
改朝换代是中国最为惹人注目的现象，也是最高统治者最
①《史通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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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关心的事，所以，班固以后，断代史成为主流。东汉以后，
不管是纪传体还是编年体，都是断代史吃香。通史也有，如吴
均等的《通史》、元晖等的《科录》，但因种种原因，都不是太
理想。因此之故，到了唐朝，遂有刘知几的“扬班抑马”论。
刘知几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史学理论大家，他谈史学理
论，偏重历史编纂学，用章学诚的话说，“刘言史法”。在司
马迁和班固书的评价上，他倾向于班固《汉书》，不满于《史
记》。他认为《史记》的缺点是“疆域辽阔，年月遐长”，换言
之，是时间和空间跨度太大。“况《通史》以降，芜累尤深，
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他的结论是，通史一类著
作“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戒也” 。而《汉书》则正相
反，“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
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
改斯道” 。他谈历史编纂，是从历史记录入手的，认为一朝只
要有一部“正史”便可以了。有了断代的正史，再写一部通
史，显得多余。这是他反对写通史的原因所在。
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史家刘知几不要
作通史的劝告，并不为人所重。中唐以后，通史的撰作反而呈
现出复兴的趋势，出现了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等多种体裁
的通史著作，“史部之通，于斯为盛”。著名的有杜佑《通典》、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
①《史通六家》。
《史通六家》。
《文史通义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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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了人们的观念。
到了南宋，郑樵对通断问题发表了新的见解。他的观点正好
和刘知几相反，推崇通史，否定断代史。郑樵在历史上第一次
用了“会通”一词。所谓会，是指会合各种学术资料；所谓
通，是指贯通古今。郑樵的会通，是指在会总各种文献资料的
基础上，搞清古今变化的规律及其原因。郑樵谈会通问题，倾
向于制度文明的因革性与历史进程的连续性。他认为“自书契
以来，立言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
《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
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
世之下不能及。这个观点是有眼力的。孔子按儒家观点，将各
种不同观点的学术资料删改成“六艺”，为后世所宗，称“六经”，
这成了传统中国学术文化的源头孔子确可称中国学术

文化的奠
基者。
郑樵认为历史上只有孔子是真正的会通，其他人都是有欠
缺的。司马迁上察孔子之意，会通而成《史记》，差强人意，但博雅
不足。这表明，郑樵所理解的“会通”，不同于司马迁。他的会通，
确切的意思，应该是孔子那种学术思想资料统一工作。换言之，
就是要发表对古今问题的独家看法，以一种思想统一各种不同
的思想。
他对断代史鼻祖班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称他“断汉为书，
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又说“自班固断代为史，无复相
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
《通志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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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 。郑樵认为，断代史缺点
有三，第一是烦文，“语其同也，则纪而复纪，一帝而有数
纪；传而复传，一人而有数传。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
世作天文志；《洪范五行》者，一家之书，而世世序五行传。
如此之类，岂胜繁文”。第二是前后相隔，“语其异也，则前
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郡县各为区域，而昧迁革之
源；礼乐自为更张，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类，岂胜断绠”！
第三是无统一是非标准，修史者各自站在本朝立朝说话，于是
有“ 晋史党晋而不有魏”“，齐史党齐而不有宋”现象。这些
确是断代史普遍存在的问题。
郑樵《通志》出版后的时代，正是理学化史学横行时期，
所以他的书并不为人所重。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它的价值不
被人认识。到了清代，才得到章学诚的赏识。章氏在其著名的
《文史通义》中，写了《申郑》和《释通》两篇文章。他从通
史角度，充分肯定了郑樵的成绩，称“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
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
为学也。??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
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之言者也”。又说“：《通志》
精要在乎义例，盖一家之言，诸子之学识而寓于诸史之规矩，
原不以考据见长也。后人议其疏陋，非也。”梁启超在其《中
国历史研究法》中，则进一步称郑樵是“豪杰之士”，“史界
①《通志总序》。
②《通志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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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
章氏史学理论体系，是围绕写著作展开的。提倡写著作，
这是他在史学上最高明的见解。所谓著作，是指在观点、材
料、体例上有创新的史著，又称“独断”、“撰述”。他认为，
只有史义、史德、史体、史事、史文有机结合的史著，才可称
著作。他用人身比喻说：“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
也”。义、事、文三个

概念，是孟子概括《春秋》旨意时提出
的。章学诚借助这些概念，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从而构筑了他
的新史学体系。著作是相对比次、考索而言的。比次又称记
注，是指记录、选辑和汇编原始资料之书。考索就是考订、札
记一类史著。这是从学术研究、学术价值角度立论的。
章氏还对通史与集史间的区别作了界定。刘知几在其《六
家》篇中，将李延寿的《南史》与《北史》也归入通史家行
列。章学诚一针见血地说：“李氏《南北史》，乃是集史，并
非通史。”他的理由是，通史是一种贯通古今，“自为家学”，
“自为义例”的著作。而《南史》与《北史》“虽合数朝，并
非各溯太古，自为家学者可比” 通过这种比较，章氏通史含义
更为明了。
重视历史观是章学诚理论的精华所在。当时，有人将章学诚
比拟于刘知几。章学诚听了很不高兴“，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
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史义
①《文史通义》外篇四《方志立三书议》。
《章氏遗书》外编卷三《丙辰札记》。
③《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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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史意，相当于今天所言的历史观。章氏认为“：史所贵者，义
也。谓义？义是“史家著作之微旨。义是一书之“精神”；有
义“，书始成家”。具体地说，高明的史家应能“纲纪天人，推明大
道”“，通古今之变。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多讲史法，不太讲史
义。章氏重视史义，把史义置于首位，主张以史义指导史书编纂
实践，这确比刘知几高明。这说明到了封建社会末叶，史学的理
论化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这为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化创造了
条件。
章氏贵著述，讲历史观，最终归结点是提倡修通史。他认为
通史便于阐明历史的发展和变化。他作《释通》篇，称“通史之修，
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
非，五曰去抵牾，六曰详邻事”。有二长“，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
法”。也有三敝“，一曰无短长，二曰仍原题，三曰忘标目”。章氏还
就新通史的编纂作了设想。
章学诚所提倡的“通史”，是一种学术性的通史，有较多的科
学色彩，因而最受近人称颂。何炳松作《通史新义》，称“章学诚通
史观念之明确，固远驾西洋史家之上”。当然，章氏理论也有遗憾
之处“，然亦终以时代关系，未能以切实之方诏示后世”。
通断之争结束了，留给人们的思考是很多的。刘知几、郑樵、
章学诚对通史与断代史的争论是好事，可以完善中国的史学理
论。通过争论，传统的通史理论得以发展。中国的通史理论

，从司
①同上，《史德》。
②同上，外篇六《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
③同上，内篇四《答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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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迁到郑樵，再到章学诚，乃至梁启超、何炳松等，是越来越进
步，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关于他们的争论，有两点是值得指出的：第一，由断代而通
史，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刘知几推崇断代史，是中国史学早期发
展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那时史籍少，学历史只需直接读断代
史原著即可了，不需要再在断代史之外搞什么通史。郑樵、章学
诚推崇通史，否定断代史，同样是时代发展的产物。随着史学的
发展，史籍的增多，断代史越来越无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要想
在有限的时间里学习中国历史，非通史莫属，断代史至多只能搞
清一个时期的历史。时代越发展，史籍越多，通史的市场便越大，
这是刘知几当年没有意料到的。
第二、他们的争论有些欠妥之处。在方法上，他们犯了以偏
概全的错误；在观点上，走了极端化，非此即彼，排除了互补的
可能，从而也就不可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来。我们认为，从历
史编纂来说，通史应该要，断代史也要。通史有通史的优点，
断代史有断代史的优点，写历史不嫌体裁多。通史是一种长时
段史书，断代史是一种短时段史书。长时段有利于理清古今演变
的轨迹，但不易写清某一时期的历史情况；短时段史书则正相
反，可以讲清某一时期历史，不易搞清古今演变脉络。所以，
通、断不是排斥的，应该是互补的。事实也是，中国史书的编
。纂，既有断代史，也有通史
刘知几与郑樵都谈到了重复问题。通史与断代史都有重复
①以上参王锦贵《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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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他们想不出现重复，主观愿望是好的，实践上是行不通的。
其实，重复不重复，不是首要的。因为历史是一个多维体，可以
从不同角度来观察。不同的视野，可以写出不同风格的史书。
历史书不怕多，也不怕重复，关键是要有新的见解。用章学诚
的话说，“史书因袭相沿，无妨并见；专门之业，别具心裁，
不嫌貌似也” 。视角变了，就会产生改写历史动力。改写历
史，是一个永恒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