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

他认为，“若每个人都坚持让自己的声音钻出身体，都以不卑不亢的行为和姿态，在天空中传播一种自由气息，这样生活就有望了”，“当每一株草都挺直了茎秆，昂扬起尊严的头颅和长发，那你看到的风景就不再是匍匐的草坪，而是雄阔恢弘的草原了”。
诚哉斯言！一个健康的社会必定是每个个体的价值得到充分尊重，理想之翼得到充分舒展的社会。王开岭的思考给我们自己的思考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影响一个人终生价值观的，一定是童年的记忆和生命印象——那些最早深深感动过心灵的细节！”
捍卫童年就是营造终身的精神家园！教育是为了人的精神发展，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教育就是捍卫和留住童年，是浇水、施肥、捉虫，而非一味提剪刀对准枝和叶。成人，尤其教育工作者须从改变自身做起。“值得尊敬的成年人，一定是那种‘直至成年依然童心未泯的人’”。
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于教育，善莫大焉。
如果在大人们眼里，孩提时代“只是被视作一个‘待超越’的初始阶段，一个尚不够‘文明’的低级状态……”，在教育者的心中，学生一直被当作“不及格、非正式、未成型、待加工”的产品，如果把学校当做加工厂，甚至，只把学生当做“学生”，而不是当做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当做一个潜力无穷，充满变数的生命，教育方式必定是简单粗暴的，是变异的，这样的教育必定是失败的。
二、守护“童心”这粒“花粉”
儿童的美德和智慧，常常被大人们粗糙的双目所忽视，常常被不以为然地当废电池一样地扔进岁月的垃圾沟里。而很多时候，孩提时代在教育者那儿，只是被视作一个“待超越”的初始阶段，一个尚不够“文明”的低级状态……父母、老师、长辈都眼巴巴焦急地盼着，盼望他们尽早地摆脱这种幼小和单薄，“从生命之树进入文明社会的罐头厂”(凯斯特纳)，尽早地成为和自己一样“散发着罐头味的人”……继而成为具有教育下一代资格的“大人”“成品人”。
当眼前事物与记忆完全不符，当往事的青苔被抹干净，当没有一样东西提醒你曾与之耳鬓厮磨、朝夕相处……它还能让你激动吗？还有人生地点的意义吗？”
这是《每个故乡都在消逝》中的文字。
“我总习惯性地游走于故土的塌窑烂庄之间。这里，有着太多的积淀——历史的、文化的；这里，有着太多的记忆——父辈的、儿时的。我带着女儿，一一指给她看：这是咱家的老屋，这是咱家分家之后借住的窑洞，这是你爷爷一 头一 头凿的第二处庄子，这是相宁奶奶家的高窑，这是黑黑爷爷家的窑洞院落，这是当年救了你姑姑命的老中槐，这是……如今，早已物是人非。说“物是”也不尽然。人去院空，到处荒草浸淫，墙毁窑塌，过去已不再。这块土地承载的太多太多——贫瘠、愚昧、饥饿；善良、质朴、勤劳；汗水、泪水，更不乏记忆和梦想。于是，才有《梦中的家园》五篇，给父辈作记，给儿时作记，也给这块土地作记。”
也就是说，儿童在成人们眼里，一直是被当作“不及格、非正式、未成型、待加工”的生命来关爱和呵护的。
这实在是天大的误会。天大的错觉。天大的“自不量力”。
这是《向儿童学习》一文中的几段话文字，成人自以为是的后果，王开岭在另一处描述得更形象：
一个人的童心宛如一粒花粉，常常会在无意的“成长”中，被世俗经验这匹蟑螂悄悄拖走……然后，花粉消失，人变成了蟑螂。这也就是康·巴乌斯托夫斯基所说的“生命丢失”罢。
有人说王开岭的文字，有一种温润的金属感，有一种磁性的光芒，它敏感、深邃．明亮又干净……
作为一个思想者，他对童年的敬畏和捍卫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和感染。
一个精神明亮的人，必定有着睿智的眼睛，清醒的大脑，不，这还不够，还得有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王开岭就是这样一个人。
读这些文字，有如长鞭加身，芒刺在背，尤其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尤如此。学生在教育者的眼里何尝不是如此！二十多年的从教生涯中，教高中之前，我教过小学，教过初中。回想从教伊始，怀揣育人梦想，诧异并反感于那些对学生爆粗口乃至体罚的行为，心想教育怎能如此粗暴。也说教学上分层次，也说因材施教，受各种因素影响，也只是说说而已，重共性，轻个性；求大同，直至灭小异，有多少教育者肯俯下身子，倾听一个孩童的心声？管理、教学力求整体化一，用成人的思维揣度孩童的心理，用成人的规范左右孩童的行为，凡此种种，不禁又想，教育怎能这样简单和变异？
《必须的力量》（2012第19期）；
《没有爱，世界会冻僵》（2012第22期）；
《父与子》（2013第3期）；
《一条狗的事业》（2013第8期）；
《这个叫“霾”的春天》（2013第20期）；
《人生的深味》（2014第3期）。
一、每个故乡都在消逝
“‘故乡’，不仅仅是个地址和空间，它是有容颜和记忆能量、有年轮和光阴故事的，它需要视觉凭证，需要岁月依据，需要细节支撑，哪怕蛛丝马迹，哪怕一井一石一树……否则，一个游子何以与眼前的景象相认？何以肯定此即梦牵魂绕的旧影？此即替自己收藏童年、见证青春的地方？
我越来越感觉到，摆脱贫瘠的故乡其实并不快乐。
在物质日渐丰盈的今天，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我们该怎么在追求物质满足的同时，掐手计量精神的传承和获得，后者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给后辈子孙传之弥远的东西。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气质，一个家有一个家的气质，故乡也该有故乡的气质。这种气质在传承中发展，而非在发展中割裂。
故乡的精神内核在故乡的一草一木上，在村庄布局的凹凸不平中，在故乡人嘘寒问暖、相濡以沫的依依亲情中，在鸡犬声相闻，炊烟袅袅中，在牧羊人清脆的鞭哨中……
我们之所以对故乡情有独钟，念念不忘，不单在于“我从哪里来”这个古老的苦苦追问，更在于“每个故乡都在沦陷，每个故乡都因整容而毁容”这个现实。“沦陷”的不仅是现实的家园，更是精神的家园，“毁”掉的不仅是故乡的“容”，更是故乡的神，是维系故乡这棵大树生命的根。
一方面，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整体化一的新农村构建使得此乡与他乡不再有形上的区别，更重要的是窗明几净外难见黄昏时炊烟袅袅的温馨，整齐化一中少了曾经的乡情依依，兼之大量农村劳动力背井离乡，去远方，去大城市寻梦，产生了“留守”一词所不能完全涵盖的亲情的残缺。
故乡曾经贫穷过，如今，故乡不再一无所有；故乡曾经以窑洞为家，如今，故乡拥有窗明几净的楼房。可故Biblioteka Baidu失去的远远超过故乡所得到的。
拿着相机，我走遍故乡的角角落落，我能真切地看到往事的影子，能听到逝去的亲人的呓语。如今，围沟而住的人们早已进城的进城，到坳心平坦的地方建新居的建新居，当年人烟兴旺的地方不再有鸡鸣狗吠之声。残垣断壁里面，一孔又一孔黑魆魆的窑洞面对远方的天空瞪着大大的眼睛，荒草无孔不入，发疯似的长满老屋的角角落落。风从远方吹来，又吹向远方。作为当年联系村庄里外的洞子已垂垂老矣，又因风吹雨淋、年久失修而坍塌。惟有放牧的人偶尔赶着羊群，在提防中快步穿过，洞子和老屋一样在岁月的长河中逐渐淡出人们生活的舞台。
这是我的系列散文《梦中的家园》“后记”中的一段话。
每当回到故土，无论春夏秋冬，我总要走遍村庄的角角落落，尽管“人去院空，到处荒草浸淫，墙毁窑塌，过去已不再”，但诚如王开岭所言，“一井一石一树”，无不有着记忆中的蛛丝马迹，无不牵起过往的悲欢离合。“故乡”，“不仅仅是个地址和空间，它是有容颜和记忆能量、有年轮和光阴故事的”。
二十多年过去了，教育还是这样的教育，学生仍是教育者眼里那样的学生，有改观，但不大，有改变的尝试，但成效尚待时日。
“每个人的身世中，都有一段称得上‘伟大’的时光，那就是他的童年……孩提的伟大在于，那是个怎么做梦都不过分的季节，那是个深信梦想可以成真的年代……对儿童成人化塑造，乃这个时代最蠢的表现之一。而童年真正的乐园——大自然的被杀害，是成人世界对童年犯下的最大罪过。”
如果为了国家利益可任意贬低个体尊严，如果牺牲个体自由与权利的做法得到了宣传机器的大肆鼓吹，那么，不管该国家利益被冠以怎样的“崇高”或“伟大”，其本质都是可疑的。任何政府和部门之“权威”，惟有在代表公意时才具合法性，才配得上民间的服从。在一个靠常识维护的国家里，每一个“个人”都是唯一性资源，都拥有平等的社会席位，每个人的福祉都是国家重要的责任目标……正是基于这些同构、互动和彼此确认的关系，个人才可能成为国家的支持者，才会滋生真正的爱国者和“人民”概念。（《是“国家”错了》）
长期以来，在体制神话伦理和极端一元的意识形态下，我们一再被叮咛：个体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任何重视或放大个体的做法皆自私可耻，惟国家和集团利益至高无上，为了“大”，必须时刻准备牺牲“小”……正像“皮毛论”鼓吹的那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借助这样一句俚语性质的“真理”，作为“毛”的个体就天然披覆了一种自卑，被烙上了一记鲜红的耻字，也使得“小”在一切被誉为“大”和“皮”的权威前羞愧地低下头去，自惭形秽，无地自容。（《一个人的遭遇》）
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
——读王开岭先生的散文随笔自选集《精神明亮的人》
宁县一中窦志宁
初识王开岭，源于《读者》——
《两千年的闪击》（2008第22期）；
《生活在险境中》（2010年第2期）；
《轮椅上的那个年轻人，起身走了》（2012年第12期）；
《自己做主的舌头》（2012年第13期）；
《一辈子就是玩》（2012第18期）；
教育出问题，还是会从内部出问题，根源王开岭说得很明白。教育者应精心守护“童心”这粒“花粉”，不让它“被世俗经验这匹蟑螂悄悄拖走”……
三、让“个”挺直腰杆
孩提时代“只是被视作一个‘待超越’的初始阶段，一个尚不够‘文明’的低级状态……”，学生一直被当作“不及格、非正式、未成型、待加工”的产品，也是和成人对孩童作为“个体”的忽视分不开的。非但成人之于孩童，教育者之于学生是这样，在群体生活中，整体淹没个体的现象比比皆是，并成为一种规范在人们的头脑里根深蒂固。尊重个体的感受和价值，倾听个体发出的声音，为被噤声的个体仗义执言，这是王开岭散文随笔中振聋发聩，色彩异常亮丽的一笔。
但愿故乡不只是用来怀念的。
其实，“故乡”的全部含义，都将落实在“地点”和它养育的内容上。简言之，“故乡”的文化任务，即演示“一方水土一方人”之逻辑，即探究一个人的身世和成长，即追溯他那些重要的生命特征和精神基因之来源、之出处。若抛开此任务，“故乡”将虚脱成一记空词、一朵谎花。
读王开岭的散文，诸如此类，总能时不时达到精神上的默契，引发情感的共鸣，他思考的维度、深度，总能给人以精神上的导引，情感上的触发和慰藉。
美国教育家杜威也指出：“生活就是生长，所以一个人在一个阶段的生活，和另一个阶段的生活是同样真实、同样积极的，这两个阶段的生活，内容同样丰富，地位同样重要。因此，教育就是无论年龄大小，提供保证其充分生活条件的事业……”他说，“教育者要尊重未成年状态”。目前国际社会基本认同的童年概念包括：第一，必须将儿童当“人”看，即承认其独立人格。第二，必须将儿童当“儿童”看，不能将其当作“成人的预备”。第三，儿童在成长期，应尽量给其提供与之身心相适应的生活。（《向儿童学习》）
当“小”的对手被放扩为无边无际的“大”时，“小”无法不绝望，无法不崩溃。除了一遍遍地自卑、沮丧，他能怎么样呢？他能说出“国家错了”那样的话吗？他敢想象“政府应向这个人道歉”那样的事吗？能忍则忍，能屈则屈，能受则受，实在受不了就只剩一条路……
他实在太弱了。何止是“小”——简直是渺小。正是几十年藐视“人”的文化激素和凶险的政治环境，发育了这种畸型可怜的弱和唯唯诺诺。正是长期“个”的缺席和权利的严重不足值，导致了一代人根本不理会或不敢动用自己的权利。尤其一个被勒令停止尊严、含垢咀辱达37年的老人，如何在一夜间拣回久违了的尊严、拣回自己的公民资格？（《一个人的遭遇》）
他认为个体是最真实的生命单位。以对悲剧的日常感受为例，“人们总惯于以整体印象代替个体的不幸——以集合的名义遮蔽最真实的生命单位”。
感受悲剧最人道和理性的做法：寻找“现场感”！为不幸找到真实的个体归属，找到那“一个，又一个……”的载体。世界上，没有谁和谁是可以随意叠加和整合的，任何生命都唯一、绝对，其尊严、价值、命运都不可替代。生生死死只有落在具体的“个”上才有意义，整体淹没个体、羊群淹没羊的做法，实际上是对生命、对悲剧主体的粗暴和不敬，也是背叛与遗忘的开始。（《打捞悲剧中的“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