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李德博古背黑锅

第五次反围剿李德博古背黑锅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是中共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大败仗。

传统党史多从中共中央的战略战术错误来探讨此次败走麦城的原因，认为“如果红军能够正确地估计形势，利用有利条件，针对地方采取的新战略，灵活运用历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即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扬我之长，攻敌之短，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打破这次‘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377页）。

然而，《革命》并不局限于从中共这一视角，同时关注了国民党的战略与战术。

由于前几次“围剿”的失利，蒋介石对此次“围剿”极为重视，势在必得，全力以赴，从作战准备、作战方针、作战基础、作战部署等方面全面重视，甚至不惜采取“堡垒主义”寸寸推进的“笨方法”，只为能够求稳、求准、求狠。

另一方面，传统党史将此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归因为李德、博古等人“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用新式武器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党史》第一卷上册，378页）。

但实际上，共产国际代表一直强调运动战的原则：“中央苏区的主力不应参与阵地战，它们应该进行运动战，从两翼实行夹击。

中央苏区要有预备力量，以对付任何突然袭击。

”（221页）李德同样头脑清醒：“至于
阵地战，不管是什么形式都不合适，这一点我们大家是完全清楚的。

”但是，国民党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客观上造成了红军“诱敌深入”战略的无法实施。

李德指出：“至于在我们区域内进行歼灭战的有利条件，只要不能诱敌深入，那就没有希望得到。

”林彪也认为：“诱敌深入的方法，在对付历经惨败而有无数血的教训的敌人，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方法了。

”（225页）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运用的“短促突击”战术，也并非“要求红军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的情况下，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以堡垒对堡垒，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则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

“所谓‘短促突击’，即以一部防御吸引敌军，同时将主力埋伏在附近，当敌军出现在我前沿阵地时，以埋伏之主力部队‘实行短促的突击及袭击，以便于堡垒前瓦解敌人’。

”（232页）这其实是以国民党军修建的一个堡垒为中心的小型“诱敌深入”战术，并不是机械的“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

不过，这一战术能获得战果的前提是有相当数量的国民党军队离开堡垒相当的距离，而正是这一前提无法满足，致使这一设想化作泡影。

彭德怀就谈到国民党军“推进的距离更加短促，力求避免其翼侧暴露，缘着其预定的道路两侧推进，其正面很窄狭，以极大纵深集团推进”，红军很难抓住机会。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在敌人堡垒外的近距离或从堡垒间隙中去求运动战，结果仍变成堡垒战”（237页）。

这便是将“短
促突击”战术等同于“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的缘由。

反“围剿”中期，共产国际代表及军事顾问也提出过与毛泽东外线作战计划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进军湖南的计划（227页）。

可见，这并非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分歧。

共产国际何时曾与毛的作战计划相近，又在何时没有支持毛的计划，这个过程是怎样变化的，共产国际在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战略构想又面临着怎样的实际困难？这或许是值得我们进一步
研究的问题。

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向西突围、开始长征。

“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在东南北三面展开对红军的围困，西南赣州方向力量始终空虚，没有布置有力部队”（472页）。

战争进行过程中，何键、白崇禧等多次提醒蒋加强西路兵力，连蒋的心腹陈诚也有在西线增加兵力、围歼红军于江西的建议，但蒋就是充耳不闻。

恰恰相反，蒋西兵东调，将红军往西线逼迫。

《蒋介石日记》吐露了蒋的心机，“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476页）。

留出西口，迫红军西进，再以剿共为名，将中央势力渗入西南地方势力，以其作为抗日的根据地，是蒋的精心设计。

何键、白崇禧、陈诚等人作为军事将领，考虑的是军事问题；而蒋心中反复盘桓的既有军事，更有政治，这是由于他们所处的不同位置所决定的。

这一事件提示我们，近现代史的书写往往以国共两党的分合、拮抗作为主线，但回到当时的情境，国民党势力、地方割据势力、中共势力在蒋的心目中，
更是三方乃至四方的互动。

作为一部从社会史视角书写苏区历史的著作，《革命》将视角投向包括苏区党、政权、军队、妇女等广阔的主体，也分析和关注了肃反、工作作风、群众逃跑、扩红与开小差等诸多问题。

对苏区掀起的“社会革命”，《革命》所展现的图景多体现出理论与实际脱节、政策在执行中变形的现象。

比如，“苏区对宗教和民间传说信仰习俗采取严厉态度”，但是“绵延千年的民间信仰活动，短短几年时间想要完全禁绝谈何容易”（141页）。

如此“痼疾”很难一时因强烈的革命话语而被彻底根除，只能暂且压制。

因此，像毛泽东在报告中所言：“菩萨庙宇、僧尼道士、算命瞎子等，都成了过去的陈迹，现在都改业了”，可能只是暂时的现象。

更有趣的是，农民的固有意识，还可能随着革命而以另外的面相继续存在。

比如彭湃发动海陆丰农民运动时，农民就“把地主家的神像涂成白色，以表明这些是应该惩罚和破坏的，但是他们却努力保护由大多数道教和佛教寺庙所代表的民间宗教的中心”（《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215页）。

对此，中共也不仅是否定和回避，有时更有“借题发挥”的利用。

比如，许多农民相信“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准是他们的保护神和明朝缔造者朱元璋的后代”（《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439页）。

后来，中共中央在1940年索性提出对于反对迷信暂且搁置，不要触碰农民敏感的神经（143页）。

对于中共来说，农民既是革命指向的被改
造者，又是革命发动所必需的群众力量来源。

在动员革命与进行革命之间，中共对于农民的固有观念是引导、妥协，还是适应并为己借用？似乎很难一概论定。

毛泽东曾在给周扬的信中说：“现在不宜于一般地说都市是新的而农村是旧的，同样农民亦不宜说只有某一方面。

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旧，就政治因素而言，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

”（《毛泽东文艺论集》，259页）从事件史的角度看，《革命》对很多史实进行了厘清，破除了很多迷思。

但其社会史研究的取向，亦有微瑕。

比如台湾学者陈耀煌先生所著《共产党、地方精英、农民：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1922-1932）》认为，鄂豫皖苏区只是一个地方精英集团，党的意志和权力还不能渗透到基层。

《革命》虽然列举了大量史料来论述中共对根据地社会的有力改造，可民众的反应到底如何，他们的观念是否改变？著者的阐释稍嫌模糊。

不过这些史料倒能透露出很多信息，比如民众不知道政府，只知道乡团等传统概念。

另外中央苏区内部还有一些土围子一直存在，且土地分配也有明分暗不分现象。

这提示我们党对社会的渗透与改造都有其限度。

研究者注意到这样的相反史料，本应从这些差异中进一步追问与论证。

很遗憾，作者却认为这些相反的史料“不足以动摇对苏区组织状况的基本判断”。

当然，著者也许有不得已的苦衷，才对这些问题避而不谈。

（原标题：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并非李德博古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