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角度看中国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最近看了导师的书,挣扎着把一部分文献回顾的思路整理出来,发现还是写成中文的印象比

较深刻,完成之后又觉得还是把它发上来,就当作抛砖引玉吧......

在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 马克思着重强调了阶级意识和阶级性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城市工业化过程中的阶级对抗, 在城市运动方面, 马克思认为其并不占主导地位, 在他看来，城市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环境条件而不是动因。而关于阶级意识的主导性问题, 一直以来就存在有不同的观点, 马克思. 韦伯反对马克思的论断并指出, 社会阶级意识是影响社会分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而其他的社会因素例如‘消费机会’等则同样会对个人的境遇以及期望产生重要影响。韦伯认为目标群体更加关注的是对物品的消费而不是阶级的概念( 罗威,2009:2). 另一些学者例如艾瑟尔(1969:116) 同样质疑马克思的主张, 他认为在马克思的晚期的一些文献中所提出的劳动阶级和资本家的冲突并不足以产生社会革命, 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仍然足以影响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生态。

随着时代的发展,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 出现了新马克思主义学派, 而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主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框架下去考察城市问题，着重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和集体消费，以及与此相关的城市社会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力图揭示城市发展如何连接、反映和调节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如何体现出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

在城市社会学以及城市政治学当中, 新马克思城市学派的代表之一卡斯泰尔在近几十年该领域的研究中有着重大的影响。正如罗威(1986:8) 所指出的, 卡斯泰尔对城市领域的系统研究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广泛辩论, 其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使得城市研究自20 世纪20 年代‘芝加哥学派’之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卡斯泰尔认为，城市系统分析不能分离于整个社会系统分析，都市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有着特定的功能，这个功能不是政治和意识形态，而是经济。卡斯泰尔认为城市领域的‘集体消费’危机是导致城市社会运动的结构性因素。

根据罗威(1986:10) 对卡斯泰尔‘消费’概念的解释,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都市在资本主义整体系统中的功能是通过消费的组织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包括现有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和新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卡斯特把消费品分为二类，即‘私人消费品’和‘集体消费品’。私人消费品指那些可在市场上买到或自己

提供的，被个人单独占有和消费的产品(private individual consumpation) ，比如日常的吃、穿、用的商品。集体消费品指不能被分割的产品和服务，比如交通、医疗、住房、闲暇设施等 (collective consumpation) 。

卡斯泰尔认为由于政府对集体消费品供给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这就使得政府支付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而私人资本获取了这些劳动力创造的利润。换句话说，城市政府为再生产劳动力支付了越来越多的成本，而私人资本却将这些劳动力创造的利润保留在自己手中。其结果是，城市政府在集体消费领域承担的责任越多，增加社会供给越多，政府本身的财政收支就越不平衡，最终导致城市的财政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政府在维持重要但又毫无利润可图的公共服务中。其干预的代价就是通货膨胀和日益增长的公共债务。面临着通货膨胀螺旋式上升以及日益加剧的经济衰退，政府的反应就是削减社会开支水平和章新安排资源，从支持劳工转向支持资本。这就导致了集体消费供给的危机，于是就出现了住房短缺、医疗保健极差、学校不够、交通设施很差、文化娱乐设施不够等问题，结果就会出现各种城市反抗运动，于是政府干预消费过程又再现。但这次不同的是，整个消费领域现在已经政治化，国家承担供给社会资源的责任越多，结果日常生活就越政治化。如果说日益增长的集体供给水平的一个功能是满足下层阶级的要求，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这种供给水平下降所带来的对政府本身的一股更强和更政治化组织的下层阶级的反抗。

通过对卡斯泰尔的学说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回顾, 可以使我们通过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当下在中国的特别是城市领域的群体性事件。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 中国的城市面貌发生的巨大的变化, 无论是从所有制还是从经济结构上来看, 大部分的私人消费品和集体消费品都已经极大的被私有化, 传统的阶级形态和阶级意识早已经被打破, 然而, 与此同时政府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对生产和消费领域的直接干预, 虽然阶级地位不再是获得消费机会的决定性因素, 但是, 金钱和权力的结合正不断创造出新的社会阶层, 而此时此刻资源的分配不仅仅以市场为基础, 同时也会根据政府权力行使的政治逻辑来分配, 显而易见的是当传统阶级不再具有影响力, 无产阶级不再专政的时候, 提供对传统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变得无利可图, 政府则倾向于站在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的一边, 从而压缩对劳工阶级的资源供给。例如, 随着城市的市场化, 政府减少了对公营福利事业的投入, 公共住房便是一例, 政府不再提供或者仅仅提供微不足道的仅有象征意义的极少量的公共房屋, 导致人们只有通过向市场购买, 另一方面政府在开发房地产的巨额利益和维护居民权益上被利益集团挟持, 导致了在住房领域所出现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体消费’危机便指的是地方政府减少对劳工阶级‘集体消费’的供给以及对劳工阶级权益受侵害的不作为或者‘反

作为’变相的剥夺了劳动阶级进行再生产的生产资料, 底层阶级可能因为身体,经济等原因受侵害导致无法进行再生产, 而一旦政府所提供的无法满足下层阶级的需要, 那么大规模的集体抗争就在所难免。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的消费利益往往是与他们所在的社区紧密地相联，因此同一社区的居民有可能超越阶级界限组织成不同的利益政治团体，为保护社区的共同利益进行斗争。如果政府不能向社区提供足够的集体消费资料，这些社区团体便会通过社会运动、社区运动或市民运动的形式表示不满并进行反抗。

通过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再解读，我们不难发现，治理当前中国社会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其核心在于重新审视各级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明确政府到底是在为谁服务，清晰划分政府公权力，减少政府权力对私人权利的侵害。与此同时，在社会政策领域回归到社会福利基本面，强调社会公平与正义，加强社会底层的消费能力，支持和加强政府福利部门的发展，以及加快建立基本社会保障体系才是解决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正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