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情人》的形象学分析

班级：09汉语言（二）班

姓名：宋梦捷

学号：0901********

杜拉斯《情人》的形象学分析

形象学是比较文学里比较新兴的学科。形象学研究的重心是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问题，异国相对于主体而言应该属于他者范畴，即不同于主体的排他性质。文学类异国“形象”中包括虚构的梦幻世界和真正的客观反映，无论如何这类描述都或多或少的接近真实却又不得不引人推敲。因为这里的“形象”“是经过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要研究“形象”不仅仅是要研究“他者”，还要分析主体。

杜拉斯以西方人的视角赋予东方独有的格调，通过塑造一些次等的东方形象及与具有优越感的白人之间的模糊却真挚的爱情，强调东方“异”文化和某种种族气质存在必然联系。本文主要以文本内部研究为主,旨在从“情人“中的异域场景和人物形象两个方面分析“情人”中的形象学意义。

玛格丽特〃杜拉斯于1914年4月4日出生在印度支那嘉定市。父母是法国小学教师，受殖民主义宣传的影响, 从法国来到当时的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她本人则在印度支那度过了她的青少年时代,直到十八岁时才回到法国巴黎。东方文明和异域情调、印度的民风民俗,都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正如《杜拉斯传》中写到：印度支那殖民

地,已经成为了她生命的底片。特殊的异国身份让杜拉斯对印度支那怀有特殊的感情。她视之为故乡,童年的回忆也成为杜拉斯将来创作中的重要源泉。然而杜拉斯看待这一故乡的眼光却是复杂而暧昧的。这根源于作者双重社会身份之间的矛盾。她的家庭既不属于法国资产阶级,也不属于那些确实难以想象真能与之混杂在一处的越南人。杜拉斯从小就生活在贫穷、混乱、暴力的家庭中,她是穷人,有机会接触到那些生死线上顽强挣扎的越南底层人民,并对他们的苦难极为同情；但她又是白人殖民者,可以用居高临下的眼光注视那些挣扎在第三世界里的人们,并有意无意地赋予被殖民者特定的本质。杜拉斯既处于西方权力分配的弱势地位,又在东方场域占有白种女性的优越位臵。这种双重性。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在殖民的背景下,欧洲女人深陷种族、性别、阶级的模式中。作为女人,她们在社会、政治地位上从属于男性,男性是她们理所当然依赖的人。作为白人妇女,她们是殖民地世界的一部分, 她们从这个世界上获得了相当的特权。

东方并不是实在的东方,它是被西方话语创造出来的他者。在这个意义上,东方有有弗洛伊德的东方、达尔文的东方、歌德的东方、雨果的东方、拿破仑的东方、种族主义的东方等,它从来就不是客观、纯粹的东方,它是被西方东方化的东方,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他者。杜拉斯作为从小在印度支那殖民地生活的西方人,东方的热带气息早成为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但是她意识的中西方人的身份认同是不可能丢弃的,因此在她的作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种族主义的眼光和观念。半个世纪过去了,旧时印度支那的风光,对杜拉斯来说依然清晰

如昨日。

“渡船四周的河水齐着船沿,汹涌地向前流去,水流所至。不论遇到什么都被卷去。不论遇到什么,都让它冲走了,茅屋,丛林,熄灭的火烧余烬,死鸟, 死狗, 淹在水里的虎、水牛,溺水的人,捕鱼的饵料,长满水风信子的泥丘,都被大水裹挟而去,冲向太平洋,连流动的时间也没有,一切都被深不可测、令人昏眩的旋转激流卷走了。”在杜拉斯的心目中,湄公河是那么充满力量, 充满生命的激情和欲望, 它让她感到惊奇,也有些许的恐惧。波涛汹涌的湄公河就像血液似的注入了杜拉斯的心底。还有独特的亚热带气候,同样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雨季,几个星期看不到蓝天,天空浓雾弥漫,甚至月光也难以透过；而在旱季, 天空裸露在外,一览无余就是没有月光的夜晚,天空也明亮的。白天日光使各种色彩变得暗淡朦胧,五颜六色捣得粉碎,尤其是夜晚, 更加美丽,充满了魅力,光从天上飞流而下,化作透明的瀑布,空气是蓝的,可以掬于手指间夜照耀着一切,照亮了大河两岸的原野一直到一望无际的尽头。每一夜都是独特的夜的声音就是乡野犬吠发出的声音。犬向着不可知的神秘长吠。”在这片土地上,季节的界限是如此分明,白昼与夜晚的景致是如此不同,在杜拉斯看来,是专属于东方异域的奇特景象。还有那喧嚣的城市,就像电影的音响放得过大,震耳欲聋, 城市就如同一列充满噪音的火车,熙攘的人群,炭火的叫卖声,说话声, 刺耳的木拖鞋声;还在城市中充溢着的各种气味,有焦糖的气味侵入,还有炒花生的香味,中国菜汤的气味,烤肉的香味,各种绿草的气息,茉莉的芳香,飞尘的气息,乳香的气味, 烧炭发出的气

味,城市的气味就是丛莽、森林中偏僻村庄发出的气息。恍然臵身于原始而神秘的亚热带丛林里,恍然回到了杂乱落后的法属殖民地。西方意味着文明的生活方式,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是一个被现代理性牢笼禁锢了的场域。东方却犹如魔域桃源:未开发的河流,森林和旷野,炎热的土地上横陈着赤裸裸的声色诱惑。这块野性盎然,浸润着肉欲的大地,现代文明的尸布尚未完全覆盖它, 它的泥土里还蕴藏着生命的种子。是这片充满生命力的土地使杜拉斯与那些在法国培育出来的白种女人完全不同。

就如杜拉斯在“情人”里描写的那样:“我身上本来也具有欲念的地位。我在十五岁就有了一副耽于逸乐的面目,尽管我还不懂什么叫逸乐。”在杜拉斯的眼中,这是一片完全不同于西方欧洲风情的东方土地,它充满了生命的热情与活力, 它也孕育了热情大胆的杜拉斯,它的确是她生命的底片。她热爱这片热土, 她也在笔下无数次的描述它,然而,这种爱是矛盾的, 也是复杂暧昧的。因为作为一名西方殖民主义者, 她始终是一个观察者, 始终是一种俯视的态度, 在她内心深处, 她对这一切是接受的, 同时也是排斥的。比如她对中国饭店的描写:“这些中国饭店占有几幢大楼的全部楼面, 大得像百货公司,又像军营,从这些大楼发出的声音在欧洲简直不可想象,这就是堂倌报菜和厨房呼应的吆喝声。任何人在这种饭店吃饭都无法谈话。我们来到最清净的一层楼上, 也是给西方人保留的地方。”从这里看出, 杜拉斯始终无法放弃作为欧洲白人的高雅和优越感, 在她眼里, 中国饭店就像百货市场一样嘈杂是无法安静就餐的。还有像野狗那样肮

脏可厌、像乞丐那样盲目无理的人潮,还有刺耳的木拖鞋声,说起来像是在吼叫的中国话等等,这些描写无疑或多或少的都打上了种族的烙印。

《情人》里的白人女孩正是在印度支那的环境中浸染出来的新人,她在殖民地上出生、成长,比任何宗主国来的妇女都要更有活力、叛逆精神。她汲取了东方大地的精华,燃烧的欲望, , 同时, 她又具备白人特有的智慧和主动性。她对未来充满信心, 她坚定的想要成为作家,毫不羞涩的追求和享受性的快乐。杜拉斯笔下的这个白人小女孩独自站在风雨飘摇的渡口, 被东方男人仰视着。在殖民地, 人们总是盯着白种女人看,甚至十二岁的白人小女孩也看。家境富裕的华人竟然在一个未成年的白人女孩面前手足无措,他是胆怯的。这里有种族差异,他不是白人他必须克服这种差异,所以他直打颤。正是在对自己的自我欣赏和自恋中,她一次又一次地展现自己的外貌与着装, 她不厌其烦地唠叨自己的粉、口红、香水、香皂、头发、帽子、裙、带、鞋。她无视道德和羞耻感, 她细腻地描摹着男性无法体验的为女性才有的生活、体验、感觉, 她毫不掩饰对于自己女性或美的特征的向往、沉醉以及这种外貌和着装之下的自己的欲望。白人女孩以其强烈的主体认知屹立于整个作品中。相反, 混血儿海伦•拉戈奈尔与之形成明的对比。海伦长得很美丽,却没有主见,她无法主宰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只能在寄宿学校白白地消耗着青春和美貌。她不学习,学不下去,读不进，她依偎着“我”,在哭,“我”摩着她的头发她的手,“我”对她说不走,留下,留在寄宿学校,和她在一起。海伦意识不到她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