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历史的经济学家_第6章 从威廉·配第到亚当·斯密

从威廉·配第到亚当·斯密的一百年间，经济科学迈进了一大步：古典学派从最初萌芽到形成为一个体系，从单本的（有时是偶然的）小册子到鸿篇巨制《国富论》。

马克思写道：“这个出现了很多杰出思想家的时期，对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逐渐产生来说是最重要的时期。

”①当然，在这些为建设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大厦添砖加瓦的杰出学者和著作家中，我们只能说到少数几个人，这些人的某些思想从当时的观点来看是重要的。

18世纪可以说，在18世纪上半期，一个新时代的不列颠业已形成。

土地贵族和资产者之间的妥协已经巩固下来，这两个剥削阶级的利益紧密结合和交织在一起，贵族资产阶级化了，资产者也成了土地所有者。

政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它基本上保存至今。

这种制度在两百年间曾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理想，这是一种代议君主制度，君主称王但不掌权，两党交替执政；有当时欧洲前所未有的个性自由、出版和言论自由。

然而，真正能利用这些权力的只是那些特权阶层和富人。

托利党（地主阶级的保守党）和辉格党（受过教育的高层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的自由党）开始了被此之问无休止的议会斗争和竞选斗争，这一斗争的结果使得“下层阶级”远离了真正尖锐的阶级斗争。

政治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丧失了它在过去百年问所具有的宗教色彩，在信仰英国国教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过去的清教教派，英国成了“百种宗教之岛”。

不过，这并没有妨碍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

帝国在迅速扩张。

占领了北美殖民地；东印度糖烟种植园的大发展；征服印度和加拿大；在地球各地发现了许多岛屿。

英国在它发动的各次战争中基本上都是得手的，它成了一个无可争议的头号海上和贸易强国。

尤其是英国商人几乎垄断了贩卖奴隶的贸易，每年被送到美洲的黑人有成万人。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以英国经济的变化为基础的。

首先是农村和英国农业经济的变化，中世纪英国农业所提供的产品大约比工业高出三倍。

圈地运动在这一时期达到特别大的规模，小农和公有土地所有制逐渐被消灭，取而代之的是大庄园制，庄园主又把土地租赁给富裕的租地农场主，这对资本主义在农业和工业中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雇佣工人阶级迅速扩大，他们丧失了土地和其他财产，除了自己的双手以外一无所有。

这个阶级来自失去了土地或是失去了旧的半封建租赁权利的农民，还来自在竞争中破了产的手工业者。

不过，现今所说的工业无产阶级那时只占“下等阶级”的一小部分。

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还存在着不少宗法制的特征和“真正旧时代”的残余，工业中雇佣奴隶阶层的种种悲剧还在后头。

其次是产业资本家阶级的形成和扩大。

发了财的行会师傅、商人、殖民地种植园主（他们把在海外赚的钱汇回英国）不断地补充这个阶级的队伍。

资本支配生产的过程是复杂的：资本家起初常常作为原料采购商和供应者深入到家庭手工行业中，而后才开办手工业作坊和工厂。

这是工场手工业时代的终结，即以分工为基础的手工生产时代的终结。

甚至在保持原有简陋工具的条件下，分工和工人的专业化也能提高生产率。

机器工业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同时产业革命也临近了，伟大发明的时代开始了。

18世纪30年代走出了机器纺织的第一步，发明了用焦炭炼铁的新技术，60年代瓦特发明了新机器。

企业家办厂，商人经营海外贸易，政府进行殖民战争，这些都需要信贷。

银行和股份公司（它们把货币资本集中在自己手中）急剧增加。

国家债务显著增长了。

有价证券和交易所已司空见惯。

商品货币关系已经渗透到了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商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也变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了，资产阶级社会几个基本阶级的分化逐渐明朗。

社会现象的反复出现十分明确地决定了这样一些客观范畴，例如资本、利润、利息、地租和工资等，所有这些已能够成为科学分析的对象了。

再次，资产阶级在当时还是最进步的社会阶级，它暂时还没有把正在成长的工人阶级看做是自己的主要对手，它们之间的阶级斗争还处在萌芽状态，这就形成了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条件。

政治经济学喜欢鲁滨逊的故事笛福的长篇小说《鲁滨逊漂流记》1719年在伦敦问世。

这本书的命运是异乎寻常的。

一方面它是一部公认的惊险小说杰作；另一方面关于它的文献（用多种文字对它进行的哲学、教育和政治经济的解说）数量是如此之多，简直可以开一个图书馆了。

鲁滨逊的故事情节是由作家虚构的，其中孤独的个人（有时是少数几个人）生活和劳动于社会之外。

这个故事——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一种经济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关系不复存在，只剩下孤独的个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马克思曾经说过，政治经济学喜爱鲁滨逊的故事。

我们可以补充一句：在这方面马克思身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比他生前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尽管《鲁滨逊漂流记》（笛福大约60岁时写成的）获得了成功，尽管他后来还写了其他一些成功的作品，可笛福一直认为这些作品都不过是些不值得称道的小玩意儿。

他的想法是，为了身后哀荣，还要写出许多政治的、经济的和历史的著作。

类似的幻想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

笛福自己的经历有点像冒险小说。

他于1660年生于伦敦，1731年去世。

作为一个小油烛商人之子，笛福很早就走上了自谋生计的道路。

他曾参与1685年反对詹姆斯二世国王的叛乱，因为一个偶然机会才逃脱了罚款或流放。

30岁时他已是一位富裕商人，1692年破产，负债1.7万英镑。

笛福在这一时期开始从事政治活动，写了一些政治性小册子，博得了国王及其亲信的赏识。

1698年他发表了题为《试行方案》的经济著作，其中包含了许多大胆的经济改革和行政改革设想。

1703年笛福的靠山威廉国王死后不久，笛福即被捕入狱，枷刑示众，因他发表了一本讽刺小册子，反对国教而支持新教。

在托利党人罗伯特·哈莱大臣的疏通下，笛福才得以出狱（在他被关押半年期间，营救活动日见高涨）。

作为交换条件，笛福答应为托利党和哈莱本人在新闻报刊工作方i面出力。

他是哈莱的私人代表，常到苏格兰和英格兰各地为他办理重要的和秘密的事务。

安妮女王的去世和哈莱大臣的倒台阻断了他的升迁之路。

1715年他再次遭到政治诬陷，被捕入狱。

出狱后他重操旧业，仍然干那不体面的事情——从内部分化敌对的报刊，替新政府效劳。

《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十分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大大丰富和充实了对约克城的那位历尽惊险的水手鲁滨逊的描写。

笛福是个不知疲倦的人，很难想像一个60～70岁的老人居然能够写作那么多东西：好几本小说；对不列颠岛的内容丰富的经济——地理描述，一些历史著述（包括俄国彼得大帝的历史）；不少关于神鬼妖术的书以及其他各种内容的小册子和短文章。

1728年他发表了经济著作《英国商业计划》。

这位从未安宁过的老人在临死前几个月为了躲债不得不逃离家园，隐藏起来（也许是为了避开从来不露面的政敌）。

回到鲁滨逊的故事。

自然的人这一概念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它是从不自觉地对抗封建社会的“虚伪性”中产生出来的。

在封建社会，人被各种各样的非市场的、强制的关系和组织所束缚，而新资产阶级社会中“自然的”人却是挣脱了这些关系的人，他们对那个自由竞争和机会均等的世界来说是十分相称的。

但是，斯密和李嘉图像他们的前辈一样，不把这种“自然的”人看做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反而把“人的本性”的体现看做是历史发展的出发点。

古典经济学家依据自然权利的思想，试图说明个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的行为，但他们不去观察社会发展的实际道路，而是转向虚构的孤独猎人和渔夫即鲁滨逊。

当然，流落荒岛的真实的鲁滨逊的故事，按照作者的意愿，变成了某种假想的、抽象的、常常是充分的条件和环境。

总之，古典经济学家企图依据排除了最主要东西（社会）的抽象模式——鲁滨逊故事——来研究生产的规律性，而这种生产总是而且只能是社会的生产，是处于具体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

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鲁滨逊故事作了深刻的剖析。

他指出，对鲁滨逊的故事的偏好贯穿于巴师夏、凯里和蒲鲁东的“最新的政治经济学”之中，他们乐于在虚构的“自然的人”的世界中去发现发达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经济关系。

马克思指出：“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的文明人或许能做到——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这是不可思议的”。

①把打了着重号的地方同《鲁滨逊漂流记》的情节联系起来想一想是很有趣的。

人们也许还记得鲁滨逊不止一次地显示出他内在地具有的社会力量：当情况变化时，他很快地从“自然的人”变成了一个守旧的奴隶主（对礼拜五），然后又变成了封建主（对殖民地移民）。

如果他的“社会”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他还会变成一个资本家。

鲁滨逊的故事对政治经济学中的心理学派来说显得格外宝贵，这种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它把“原子个体”置于中心地位，企图透过孤独个人的主观感觉和心理来观察经济现象，对这种经济学来说想不出比鲁滨逊的故事更合适的模式了。

最能说明问题的例证大概是奥地利心理学派的著名代表庞巴维克了，他曾两次把鲁滨逊的故事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在价值论和资本积累论中。

17～18世纪的著作家们已经想到，价值，这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且只存在于产品作为商品、为社会交换而生产的时候。

但是对庞巴维克来说，要理解价值概念只要设想这样一种情形就够了，即“一个殖民地的农民，他的木屋孤立地处在原始森林中，距人们常到的热闹地方很远”，这个鲁滨逊有五袋谷物，其中用最后一袋的效用衡量谷物价值。

资本，这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出卖劳动力并遭受剥削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

，它只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出现的。

但是在庞巴维克看来，资本就是任何一种物质形式的生产工具。

因此，当鲁滨逊只靠采集野果为生时，他还没有资本，一旦他把一部分时间用于制作弓箭，则按庞巴维克的说法，他已经是资本家了。

这是最初的资本积累，显然，资本同剥削毫不相干。

孟德维尔医生的反论在笛福经常出入的伦敦咖啡馆和书肆中，我们还可以遇见另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贝尔纳德·孟德维尔医生。

不看病的大夫、贫民区的居民以及在朋友中间喜爱争论等，孟德维尔享有许多并不令人羡慕的名声。

有人说，孟德维尔是靠麦酒和啤酒商的施舍过活的，这些人给他钱，因为他在报刊上为他们的产品说过好话。

孟德维尔1670年生于荷兰，1691年从莱金斯大学毕业，不久移居英国，住在伦敦，1733年去世。

关于他在伦敦期间的活动人们知之不多。

孟德维尔以其仅有的一部著作而博得了哲学家和作家的名声。

1705年他匿名出版了一本篇幅不大的拙劣诗作，书名是《蜜蜂的抱怨或变得诚实的骗子》，这本诗作起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

1714年孟德维尔又出版了这本诗作，同时增补了大量散文注释，这就是《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即社会公共利益》，本书即以此名载人世界文学史册。

不过这一版大概也未引起注意。

直到1723年新版《蜜蜂的寓言》（附有一个很大的副标题：关于社会本质的研究）才引起了孟德维尔预料到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