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凤凰山传说故事

1.凤凰山革命旧址位于延安城内凤凰山麓，是中共中央1937年1月13日至1938年11月20日到达延安后的第一个驻地。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实现了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度过了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

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内和平基本实现的情况下，党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最终实现了第二国共次合作。

中共中央在这里先后召开了1937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苏区党代表会议、白区工作会议以及六届六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作出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移等重大决策，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日战争，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作了充分准备。

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光辉著作，还会见了白求恩、卫立煌等许多中外人士。

凤凰山麓旧址，不仅是一处革命纪念地，其保存完好的建筑设施，还充分体现了陕北民居的特征，特别是其窑院结合的四合院建筑布局，为典型的富庶人家住宅形式，窑为主室，瓦房为厢房，窑前有高台石阶，青砖门廊，门前有照壁，院内有石碾、石磨，门窗镂花，无不具有鲜明的陕北风情。

因此，凤凰山之名更加驰名中外。

2.毛泽东初到延安一九三七年一月党中央由保安迁到延安，为安排第二次国共合作事务，田一民受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委派到延安处理公事(田一民是杜的秘书)，田到延安后在公务办事期间，由当时苏区主席林伯渠安排他晋见毛泽东。

田一民当年23岁，他在延安见到了这位共产党的领导人。

毛泽东住在延安城内凤凰山麓李家院里，窑的主人李修文让出了三孔石窟窑。

窑是从石头上凿出来的，窑的六个面有五个面是石头的，窑内盘有土炕，因毛泽东不习惯热炕，故在土炕上垫了一块木床板，床上放着清洁的棉被，炕沿上放着一张长方形的小炕桌，桌子上放着几本书和茶具，墙上挂有～幅大的作战军用地图。

田一民在毛泽东的窑洞里落座后，便和毛泽东拉起了家常，毛泽东问起田一民的工作和家庭情况，十分亲切、和蔼。

这时窑主家的儿子李建堂手端一小碗腌菜送来，说是他母亲叫送给毛主席的。

毛泽东便给田一民介绍这家窑洞主人是位开明人士，我们住人家的石窑都不花一分钱，在抗战时期大家都在为抗日出力，我们搞统一战线，完全是为抗日救国的，并介绍说这位有文化的李建堂是个郎中，很有本领……田一民从这位伟人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根本不象国民党反动派所描述的那样令人憎恶，而是谈笑风生、平易近人、纯朴大方、和蔼可亲。

在他们谈话快要结束时，田一民提出要为毛泽东拍张照片，毛泽东慨然应许了。

他们一同走到院子里去拍照。

当时田一民用的照像机是法国生产的AGFA牌的，胶片是FIIMPACK要一张一张地抽换拍照。

毛泽东站在院中，看着这个青年在慌忙地摆弄操作，他对田一民说：“不要急，慢慢来嘛”。

正当田一民在相机中看到来了一只鸡，他想赶走时，毛泽东却摇了摇手说“不要赶，留上小鸡在身后更有生活气息”。

就这样，田一民为毛泽东拍下了这张来延安最早的照片。

此照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用在了《毛泽东自传》的封面上，可惜封面上的照片用翻了，后来在几处也用过此照，有的将照片上的小鸡给处理掉了。

毛泽东在李家院阴暗潮湿的石窑里住了近半年，他在这里写成了他的哲学名著《实践论》和《矛盾论》。

3.毛泽东教岸英扫厕所1937年，毛泽东同志带着儿子岸英在延安凤凰山某地居住。

当时岸英只有十四五岁。

在毛泽东住的院外有个小厕所。

这里以前一直由警卫班的同志打扫，可是一连很多天厕所总是在战士们去之前就被打扫干净了。

战士们心中很是纳闷儿。

一个大雪过后的清晨，战士们很早就起来扫雪。

当警卫班长准备去扫厕所附近的积雪时，发现厕所外的积雪早被打扫完了。

“是谁打扫的呢？”大家估摸着，一时却猜不出来。

忽然，班长听厕所里有人说话：“你到炉灶里掏些灰，用筐子挑来，往厕所里撒一撒。

”多么熟悉的声音啊，班长立刻就听出了这是毛泽东同志和小岸英的对话。

原来，毛泽东同志为了培养岸英从小爱劳动的好习惯，特意和岸英一起来打扫厕所。

从这以后，警卫战士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小男孩打扫厕所，很少间断过。

4.1940年2月24日（农历正月十七），人们还沉浸在春节的氛围里，驻扎在山东临沂城的日军小池（大佐）大队3个中队450余日伪军，同驻扎在江苏省赣榆县城的龟田中队150余日伪军倾巢出动，采取分进合击的偷袭战术，企图一举消灭驻扎在莒南县坊前区朱家洼子村的赣榆县大队。

赣榆县大队共300余人，自1938年赣榆县城沦陷后，国民党爱国县长朱艾周便带领县大队驻扎在与之接壤的莒南县坊前区，时常袭扰日军，引起日军的记恨。

23日下午，小池大佐接到赣榆县龟田队长的密电：朱艾周县大队驻扎在朱家洼子村，望协同出击，予以消灭……得到密报，小池大佐以为立功的时候到了，一番密谋后，便带着3个装备精良的中队，向东直奔莒南方向。

傍晚时分，在莒南的洙边村安营扎寨。

半夜过后，继续向坊前区推进。

天近拂晓，小池大佐带领日伪军秘密接近了朱艾周的驻区一带。

狡猾的小池先派出一个汉奸队摸到了与坊前区紧邻的壮岗区西坡村，被哨兵发现。

哨兵鸣枪报警，高喊：“敌人偷营了！敌人偷营了……”喊叫声惊醒了熟睡的人们。

营房里顿时炸了锅，附近的老百姓也纷纷探头张望、出逃。

原来，这里驻扎的是国民党第57军111师的军官训练队。

训练队张玉成队长还算清醒，他一把拿起电话：“报告常师长，日军偷袭来了……”日军偷袭的情况迅速传到了驻扎在坊前区朱梅村的111师师长常恩多。

111师原是张学良的东北军。

师长常恩多是抗日名将，参加过著名的台儿庄会战等。

西安事变前，他曾同红军将领徐海东有过接触，逐渐明白了革命的道理。

西安事变时，是秘密向张学良将军提议兵谏蒋介石的将领之一。

西安事变后，身为中将师长的常恩多亲自聆听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同志的教诲。

1939年初，他率部开赴山东，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便率部驻扎在坊前区，并将师指挥部设在朱梅村。

他从严治军，爱护百姓，团结友军，受到百姓爱戴。

得到日军偷袭的消息，常师长不顾患病的身体，一把抓起电话机：“333旅，是万毅旅长吗？壮岗区的西坡村军官训练队遭日军偷袭，命令你部661、662团迅速出击……”天已大亮。

本欲偷袭赣榆县大队的小池大佐做梦也没想到会摸到111师的大营。

他想：日军无论在台儿庄，还是在莒南的十字路区的王家庄子村都吃过常恩多的苦头。

想到这里，他懊丧不已，气愤地责备龟田提供的消息不准。

看着从四面八方而来的中国军队，听着一声声子弹的吼鸣，撤已经来不及了。

他四处张望，见距离自己不足5公里的西南方向有一山峰高高耸立，周围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松林密布。

这便是凤凰山。

它位于赣榆县与莒南县交界处，因形状酷似凤凰而得名，海拔400余米，是鲁东南险峻高峰之一，易守难攻。

于是，他把东洋刀向西南一指，日军便嚎叫着向西南方向突围，意欲抢占制高点……从赣榆县偷袭而来的龟田中队，天刚拂晓便准时摸到了坊前区的朱家洼子村一带，被哨兵发现，便同赣榆县大队接上了火。

在村南岭上，县大队在朱艾周县长的指挥下，凭借熟悉的地形，把日军压在岭坡下。

战斗呈胶着状态，持续了近3个小时。

龟田队长见小池大佐迟迟不来接应，知道情况不妙，便拼命抢夺制高点。

装备低劣的县大队边打边退，最后在凤凰山下的金牛垛岭同333旅会合。

金牛垛岭，海拔250多米，是除凤凰山外的第二制高点。

龟田队长带着剩下的不足100人的日军同小池大队也在金牛垛会合。

力量大增的日军合力攻取金牛垛，万毅（中共特别党员）旅长命令全旅拼死抵抗。

战斗持续近2个小时。

见久攻不下，日军改变意图，绕过金牛垛岭，合力向凤凰山方向突围，并抢占了凤凰山。

日军夺取了凤凰山，这对111师司令部驻地构成严重威胁。

接到日军占领凤凰山的报告后，常师长深知此山的重要，急忙命令第二梯队的唐旅长带领331旅投入战斗。

唐旅长采取迂回包剿的战术，渐渐向凤凰山逼近，并命令全旅发起冲锋。

方圆1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时杀声震天，但日军凭借漫山林立的巨石和险要的有利地形，把一次次冲锋的111师打退。

常师长急令师部直属的山炮营前来支援，并命令333旅661团王文清营长组成敢死队。

在炮火的掩护下，王营长带领30多人组成的敢死队奋力向山顶攻去。

眼看就要攻上山顶，一颗子弹飞来，王营长应声倒地。

见营长牺牲，大家高呼“为营长报仇”的口号向山顶冲去。

后续部队奋力跟进。

一发发炮弹炸得鬼子鬼哭狼嚎。

在强大炮火的轰击和优势兵力的进逼下，日军被迫撤到凤凰山西边的山沟里。

天色渐渐暗了下去，枪炮声也渐渐弱下去了。

大势已去的日军借着夜色狼狈逃窜到西演马村。

111师和县大队乘胜追击，包围了西演马村。

西演马村有近400口人，听到枪炮声青壮年都躲到山里去了，只剩下了100多名老弱病残。

常师长为保护群众生命，加上当时弹药不足等原因，便命令围追的大部分部队撤出战斗，只留下两个连在此看守。

第二天早晨8点左右，空中传来飞机的引擎声。

闻讯而来的两架日机向西演马村空投食品、弹药和其它物资，对残敌实施救援。

第三天中午，日军三架飞机飞临西演马村上空，另有150余名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前来接应不足70人的残敌。

111师留守部队不便久战，只好撤出战斗。

至此，战斗胜利结束。

凤凰山战斗共歼灭日军250余人，伪军280余人。

1942年8月3日，常恩多在莒南县址坊村起义，带领2700余人加入了八路军。

此战为莒南县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基础，也为山东党、政、军领导指挥机关移驻莒南创造了条件。

至此，莒南县被誉为“山东小延安”。

5.张思德1915年4月19日（农历3月6日）四川省仪陇县六合场的韩家湾一户贫苦的佃农家里，不满周岁时死去了母亲，靠叔母抚养长大。

12岁时就给地主放牛、割草。

1933年9月，红军来到了他的家乡，成立了革命政权。

他积极参加少先队，被选为队长，认真协助红军和民兵站岗放哨，寻查坏人。

1933年12月参加红军，不久加入共青团。

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一次反六路围攻的战斗中，他右腿先后两次负伤强忍剧痛，冲入敌阵，缴获了敌人两挺机枪。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长征北上的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会合后，挥师北上。

在长征途中，他曾两度经过人迹罕到的雪山、草地，历尽千辛万苦。

到达陕北后，调到中央军委警卫营通讯班当班长，在数年的通讯工作中，兢兢业业，吃苦耐劳，认真负责，完成任务准确无误。

1940年初夏，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军民施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

为解决中央机关冬季取暖问题，他带领一班人到延安以南的土黄沟的深山老林中烧木炭。

苦战了三个月，经过伐树、打窑、烧火、出窑、捆扎、运输等数道繁重的工序，终于把八万斤烧炭运到了延安。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为克服敌人封锁带来的经济困难，他随警卫营到南泥湾开荒。

带领全班战士，克服生活上的许多困难，努力完成上级交给的生产任务。

同时，还照常担负通讯工作，白天生产劳动干了一天活，不顾劳累，在夜里又长距离步行送信，完成通讯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