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巴关系解密

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这个有着79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和1.7亿多人口的“四好国家却不为中国人所熟知，中国学界对中巴关系的研究少之又少。中巴到底有着一种什么样的“独一无二”的关系？分析一下1962~1965年间中巴关系的嬗变以及变化的动力有助于理解为什么经历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巴间“全天候”的友谊历久弥新。

一、结盟时代：中巴分属不同的阵营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和巴基斯坦就已是结盟政策积极的实践者。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亲往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开启了中国同盟外交的先河。此外，中国通过“抗法援越”和“抗美援朝”先后与越南和朝鲜建立了事实上的军事同盟。

印巴分治后，两国因克什米尔等问题而长期对立。巴基斯坦无论在人口还是在土地面积上都大大弱于印度。更重要的是，巴基斯坦分为东西两部分，印度横亘其间，成为楔入东、西巴基斯坦之间的一个硕大的充满敌意的楔子。面对如此险境，巴基斯坦前外长乔德里坦言：“巴是个小国，它需要依靠外力帮助”。在经历过短暂的外交中立后，巴基斯坦迅速倒向美国，成为美国主导下的两个军事同盟条约——《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的重要成员。

50年代初，中巴两国分属相互竞争的阵营，与中印关系相较，中巴关系冷淡有余而热情不足。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952~1954年的年度工作总结报告无一例外地抱怨巴基斯坦政府很少邀请中方人员参加他们的宴会，并把这种冷遇归结为“巴基斯坦统治阶级进一步投靠美帝，政治上越来越反动的必然”。尽管巴基斯坦在朝鲜战争、中国联合国席位等一系列涉及中国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亦步亦趋追随美国，尽管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巴订立军事同盟，但是中巴两国都期望保持正常的国家间关系。

从中国方面来讲，改善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不仅可以实现“安定四邻”的紧迫任务，而且也可打破美国军事包围，真正实施“走出去”的新战略。对巴基斯坦而言，同时与两个强大的邻国为敌绝非良策，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无疑会使巴基斯坦集中精力与最主要的对手印度博弈。有鉴于此，中巴建交后，尽管政治上冷淡，但经贸关系发展比较迅速。1951年中国成为巴基斯坦棉花的第二大买主，1952年跃居第一位。1953年3月，中巴签订了关于棉花和煤炭的贸易协定。这个协定与其说有助于打破美国对华的经济封锁，毋宁说是中巴两国建立信任、改善关系的重要举措。

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穆·阿里。阿里表示，巴基斯坦参加《马尼拉条约》并不是为了反对中国，巴基斯坦也不相信中国有侵略的意图。1956年1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访问巴基斯坦。同年3月，为拉近与行伍出身的伊斯坎德尔·米尔扎总统的关系，中国政府委任耿飚将军出任中国驻巴大使，并派出身经百战的贺龙元帅作为中国政府的特使莅临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的庆祝典礼。贺龙元帅的访问开创了中国“打猎外交”的先例。通过多次与巴基斯坦总统米尔扎打猎，贺龙、耿飚与巴基斯坦领导人建立了较为密切的个人关系。1956年10月，巴基斯坦总理苏格拉底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在欢迎宴会上宣布：“在我们两国之间不存在利害冲突，我们两国有着很多的共同点。”同年12月，周恩来总理回访巴基斯坦，并热情宣布：“中国人民和巴基斯坦人民一

定要一天比一天更加友好地相处下去。”

显然，1956年中巴领导人之间的互访为双边关系营造了一个高潮。米尔扎总统曾不加掩饰地对贺龙说：“亚洲需要有一个领袖国家。我们认为中国便是这样的国家……中国就好比是亚洲的鼻子。”在5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为“打开西面的大门”，曾尝试主动改善与巴关系，但却面临两个政治障碍：

（1）巴基斯坦投票支持“搁置讨论”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从1953~1960年，巴基斯坦连续八年跟随美国反对中国入联。虽然巴基斯坦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换取蒋介石政府在安理会支持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并再三向中方解释他们这种做法的种种难处，但中方并不买账。

（1）中国对巴美同盟以及《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忧虑。虽然巴基斯坦曾向中国领导人保证不会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也不会侵略中国，但中方的疑虑一直没有释怀。中方坚持认为，东南亚军事联盟是“美国在亚洲继续推行其敌视中国人民和亚洲的侵略政策、准备新战争的工具”。

除此之外，热络的中印关系无疑也抑制了中国与印度的对手巴基斯坦进一步发展关系。有鉴于此，中巴关系在1956年后又开始转冷。1959年7月，中国外交部就巴基斯坦外长接见蒋介石的“朝觐团”以及纵容该团在巴基斯坦进行反大陆的活动向巴基斯坦提出强烈抗议。同年8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署名文章，严厉抨击巴基斯坦政府采取“更加亲美和更加投靠美国的政策，已进一步走上了引狼入室的危险道路”。

二、中印交恶：巴基斯坦的“印巴联防”

1959年西藏出现叛乱，达赖出逃，随之而来的是中印边境相继发生流血的“郎久事件”、“空喀山事件”。中印关系出现逆转。到1962年底，两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双边关系从此跌入谷底。

中印关系的恶化并未使中巴两国立刻相互靠近，原因有三：

首先，中国不愿因改善中巴关系而使中印关系进一步恶化。1959年中印关系恶化后，中国领导人并没有打算与印度决裂，毛泽东主席在1959年4月表示：“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而不是印度……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1960年2月10日，阿尤布总统第一次表示愿同中国进行边界谈判，但中方对巴基斯坦的提议没有做出回应。1961年3月28日，巴基斯坦政府正式建议谈判“标定”中巴边界，中国政府反应冷淡，直到1962年2月才正式同意与巴基斯坦商谈一项临时性的边界协定。从巴方提出边界谈判的意向到中方正式回应，经历了两年之久，个中原因虽多，但最重要的是中方担心中巴边界谈判会使中印关系进一步恶化。

其次，巴基斯坦两面下注的做法阻碍了中巴接近。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在1958年军事接管政府后，一方面着手内部改革，稳定政局，另一方面谋求改善与印度的关系。1959年西藏动乱升级后，巴基斯坦外长卡迪尔在4月23日放言，西藏事件“证明”缔结区域性条约